如何描述晚清及五四两代学者创立的新的学术范式，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起码可以举出走出经学时代、颠覆儒学中心、标举启蒙主义、提倡科学方法、学术分途发展、中西融会贯通等。构成如此纷纭复杂的图景，既取决于社会思潮的激荡、个人机遇及才情的发挥，也有赖于学术演进的内在理路。三者兼而有之而且谁也逃避不了的严峻课题，则是如何协调“西潮”与“古学”之间的缝隙与张力。
晚清人眼中的“西潮”，一如其关于“古学”的言说一样五花八门。反过来说，每个人心目中的“西潮”，往往与其关于“古学”的定义密不可分。倘就具体学者而言，主张“西学东渐”的，与提倡“旧学新知”的，很可能势同水火；可对于理解历史进程来说，二者缺一不可。
相对来说，“西学东渐”来头更大，也更引人注目，即便心有疑虑者，也不便公开反对。尤其是从甲午惨败的反省，到五四运动的崛起，中国西化步伐之疾速，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在时贤眼中，“西学”就是“新知”，中国变革的动力及希望，即在于传播并借鉴“西学”。起而抵御西化狂潮的，有极端保守派，但也有自认深知西学利弊，且对中国文化传统持有信心的，比如《国粹学报》诸君。
《国粹学报》第七期上有一宏文，再三论证“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实为爱国者须臾不可离也云尔”。如此曲为辩解，就因为其时的新学之士，已将“欧化”等同于“新知”。但实际上，《国粹学报》“痛吾国之不国，痛吾学之不学”的创刊宗旨，直接针对的，正是此“醉心欧化”的狂潮。不妨以主办人黄节、邓实的两篇文章为例。前者称：“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后者则希望借表彰周秦诸子，“扬祖国之耿光”，进而实现“亚洲古学复兴”。依此思路，比起推动“西潮”来，复兴“古学”更能获得“新知”。这自然只是一家之言，可聚集在其旗帜下的，除了邓、黄，还有章太炎、刘师培等一大批重要学者，实在不可等闲视之。
虽然也有“本报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特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的表态，《国粹学报》依然“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甲午战败后，时人普遍“观欧风而心醉，以儒冠为可溺”，提倡西学者理直气壮，反而是邓实等人的“摅怀旧之蓄念，发潜德之幽光”，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可是，从晚清的《国粹学报》，到二三十年代的《学衡》、《制言》，再到90年代悄然升温的“国学热”，20世纪的中国，并非“西学东渐”一枝独秀。
1923年1月，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创办《国学季刊》，提出“整理国故”的三大策略：“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理解”。这篇由胡适起草的“宣言”，强调“国故”与“国粹”的区别，除了“扩充国学的领域”，更重要的是突出批判意识。“输入学理”与“整理国故”并重，这本是“新思潮”的重要特征；可落实到具体语境，则往往各执一词，互相攻讦。不少新文化人出于对“复古派”的高度警惕，很难认同“整理国故”思潮。像陈独秀那样破口大骂的固然不多，但忧心忡忡者不少。实际上，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学人，即便日后从事国学研究，也都很少完全拒斥西学，成为真正的“国粹派”。
同样“整理国故”，《国粹学报》与《国学季刊》的论述策略颇有差异。对前人的思想学说，到底是突出批判意识，还是强调“具了解之同情”，取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作为西化的代表人物，胡适为了缓和同人的不满，强调自己钻进“烂纸堆”，是为了“捉妖”“打鬼”。将“整理国故”的目的简化为“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这与其极力划清界限的“爱国主义史学”，同样属于“主题先行”。某种意义上，这正是强调反叛传统的五四新文化人的尴尬之处：为了与复古派划清界限，不便理直气壮地发掘并表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至于具体论述中，倾向于以西学剪裁中国文化，更是很难完全避开的陷阱。即便如此，本世纪的中国学界，仍以“疑古”而不是“信古”为主流。
在国学与西学、信古与疑古、抵御西学与批判复古截然对立的论述框架中，很难平心静气地体会对方的合理之处。于是，兼采东学西学、超越非此即彼的言说，成为本世纪中国学者的最大愿望。王国维“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之说，虽系至理名言，却有些悬的过高；不若陈寅恪“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以及钱穆“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的说法，有其直接的针对性。撇开本世纪中国学界以反叛传统、表彰异端为主流，便无法理解陈、钱立说时深切的忧患。在社会思潮中，确有盲目复古的“爱国的自大狂”；可在学术界，最大的弊端，还是以西学剪裁中国文化。
章太炎《国故论衡》中有一段名言，常被论者所引用：
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于口。今日中国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不可委心中国也。
主张文化多元的太炎先生，表面上不偏不倚，可在“西潮”汹涌的历史时刻，如此立说，明显是为处于劣势的中国传统文化辩护。同样道理，贺麟以下的这段话，也是有感而发：
从旧的里面去发现新的，这就叫做推陈出新。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有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那种表面上五花八门，欺世骇俗，竞奇斗异的新，只是一时的时髦，并不是真正的新。
不同于清学之“以复古为解放”，众多现代中国学者之强调“旧中之新”，着眼的主要不是论述对象，而是价值取向。除了现实的刺激（如西学的泰山压顶以及传统的流水落花）以外，更因其普遍认同陈寅恪所表述的文化理想：
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比起学科之中外、对象之古今、方法之新旧来，是否对在欧风美雨冲刷下显得日渐衰败的传统中国抱有信心，方才是关键所在。“输入外来之学说”，此乃当世之显学，其价值及意义无须论证；所有的言说，实际上最后都落实在“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如此立说，似乎过于“因循守旧”。这里有几点必须说明。首先，“西学东渐”乃大势所趋，章太炎等人之“救学蔽”，至多不过是“扶微业，辅绝学”。这一点，当事人心里很清楚，绝无取而代之的野心，因而也就谈不上走向自我封闭。其次，以上提及的，基本上都是以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者，其职业特征本就倾向于守护精神，抵抗流俗与时尚，在对待传统中国的态度上，必然与信仰进步、讲求效率的科学家群体有很大差异。再次，这些被后人笼统地归入“国学大师”或“文化保守主义者”行列的学者，大都对西学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立说时不一定东西比较纵横捭阖，但其谈论“古学”，确与清儒有很大差别。最后，之所以强调“新知并不独占西学”，既有对于晚清“古学复兴”的历史阐释，也蕴涵着本书的论述框架：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并不只是“西学东渐”的顺利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