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冯至的《十四行集》（二）
《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是冯至《十四行集》中的第二首。全集共27首，写成于1941年。1942年5月，由桂林明日社出版。1949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重版。
《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一诗，探讨了关于生命的禁制与自由这一古老而又严肃的存在主义命题。全诗以十四行体的形式写成。关于这一点，冯至在《诗文自选琐记（代序）》中写道：“我写十四行，并没有严格遵守这种诗体的传统格律，而是在里尔克的影响下采用变体，利用十四行结构上的特点保持语调的自然。”另在《十四行集》序中，冯至曾经写道：“至于我采用了十四行体，并没有想把这个形式移植到中国来的用意，纯然是为了自己的方便。”就诗集的最后成书情况以及诗歌的表达效果而言，十四行体这种具有明显“镣铐”特征的诗体，非但没有禁锢诗人的诗意发挥和哲理想象，反而使每一首诗的意象更为清晰、明澈，语言更富于弹性。可以说，《十四行集》是继“新月”派诗人群的创作之后，采用现代汉语格律写作西方韵文体的一次有益而成功的尝试。
《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一诗在结构上，具有从意念发散到意象，再返归意念的特点。起首两句“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我们都让它化作尘埃”，表达了诗人强烈的弃绝意识和对于自由生命意志的渴望。其对于生命的内省，是一种客观反视的视点：生命仿佛从生命的实体上脱落下来，站在很远的地方，观察那些蒙裹住它、又从它身上掉落的世俗的灰尘。正如冯至在《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译序》中指出的那样：“欺骗和隐蔽的工具……是社会的习俗……谁若是要真实地生活，就必须脱离开现成的习俗，自己孤立成为一个生存者。”此外，在这两句诗里，我们还可以发现诗人对于东方宗教精神的融通，因为它使我们想起了六祖那首著名的佛偈：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若尘埃。
不难发现，二者在对于生命本体存在的把握上，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也许从一个意想不到的角度，证明了诗人并非机械地移植西方存在主义的观念，而是自觉地加以运用并冠之以东方式的诠解。
以“我们安排我们在这时代”一句起，意念发散进两组各自独立的意象里：一幅是秋日树木图，一幅是蜕化蝉蛾图。在前一个意象里，“秋日的树木”脱光叶子“种入严冬”；在后一个意象里，“蜕化的蝉蛾”将残壳“丢进泥里土里”。这不正象征着原始的生命赤裸裸地凸现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吗？这两组意象，形象地注释了诗人在一开始提出的关于生命解脱的哲学遐想。接下来，诗人写道：
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
未来的死亡，象一段歌曲，
歌声后从音乐的身上脱落，
归终剩下了音乐的身躯
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
在这里，诗歌的意念开始重新聚敛。“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未来的死亡，象一段歌曲”一句，简练而准确地阐述了全诗的精义。这是一种地道的存在主义式的描述，即认为死亡早已进入我们的生活，因而生活的过程也就是死亡的过程。人们支配生活，也就是支配死亡。全诗的最末一行，无论从其意象的生成还是从内涵来讲，都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诗歌的用法。它所表现出来的返归自然、物我两忘的禅道精神，与认为死亡是人生最壮丽、最辉煌时刻的存在主义思想，实现了一次完美的对接和整合。
冯至在《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一文中写道：“他开始观看，他怀着纯洁的爱观看宇宙间的万物……一件件事物在他周围，都象刚刚从上帝的手里作成；他呢，赤裸裸地脱去文化的衣裳，用原始的眼睛来观看……他要把他所把握住的这一些自有生以来，从未被人注意到的事物在文字里表现出来，文字对于他，也就成为不是过于雕琢、便是从来还没有雕琢过的石与玉了。”我觉得这一段文字，是对于《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一诗最好的旁白和注释。这首诗和《十四行集》中的其他诗作一起，构筑了中外诗歌交流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
（王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