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20日的《晨报》，报道“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前开会决议，从昨日起一律罢课，以为最后的力争”，并载录学生的《罢课宣言》和《上大总统书》。我感兴趣的是，上述两份文件已经正式使用“五四运动”这一概念。前者将“五四”运动的性质，定义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后者则称曹、章、陆之卖国与攘权，“舆论不足以除奸，法律不足以绝罪”，故“五四运动实国民义愤所趋”《学界风潮越闹越大》，《晨报》1919年5月20日。。这两份文件的作者不详，倒是5月2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罗家伦以笔名“毅”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开篇即是“什么叫做‘五四运动’呢”。罗文着力表彰学生“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相斗”的“牺牲精神”，并且预言：“这样的牺牲精神不磨灭，真是再造中国之元素。”毅（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神》，《每周评论》23号，1919年5月26日。
对于这场刚刚兴起的运动，国人投入极大的热情，报刊上的文章几乎一边倒，全都认定学生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而《上海罢市实录》（6月）、《民潮七日记》（6月）、《上海罢市救亡史》（7月）、《五四》（7月）、《青岛潮》（8月）、《学界风潮记》（9月）等书的出版，更令人惊讶出版界立场之坚定、反应之敏捷。
一个正在进行中的群众运动，竟然得到如此广泛的支持，而且被迅速“命名”和“定位”，实在罕见。从一开始就被作为“正面人物”塑造的“五四”运动，八十年来，被无数立场观点迥异的政客与文人所谈论，几乎从未被全盘否定过。在现实斗争中，如何塑造“五四”形象，往往牵涉到能否得民心、承正统，各家各派全都不敢掉以轻心。“五四”运动的“接受史”，本身就是一门莫测高深的大学问。面对如此扑朔迷离的八卦阵，没有相当功力，实在不敢轻举妄动。
于是，退而求其次，不谈大道理，只做小文章。相对于高举经过自家渲染与诠释的“五四旗帜”，若本文之“小打小闹”，只能自居边缘。
边缘有边缘的好处，那就是不必承担全面介绍、评价、反省“五四”运动的重任，而可以仅就兴趣所及，选取若干值得评说的人物与场面，随意挥洒笔墨。举个例子，谈论“五四”游行对于中国社会的巨大冲击，历来关注的是学生、市民、工人等群体的反应，而我更看重个体的感觉。众多当事人及旁观者的回忆录，为我们进入历史深处——“回到现场”，提供了绝好的线索。几十年后的追忆，难保不因时光流逝而“遗忘”，更无法回避意识形态的“污染”。将其与当年的新闻报道以及档案资料相对照，往往能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好收获。
至于“五四”那天下午，在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里陪二弟的冰心，从前来送换洗衣服的女工口中，知道街上有好多学生正打着白旗游行，“路旁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冰心：《回忆五四》，《人民文学》1959年5期。；在赵家楼附近的郑振铎午睡刚起，便听见有人喊失火，紧接着又看见警察在追赶一个穿着蓝布大褂的学生郑振铎：《前事不忘》，《中学生》1946年5月号。；从什刹海会贤堂面湖的楼上吃茶归来的沈尹默，走在回家路上，“看见满街都是水流，街上人说道是消防队在救赵家楼曹宅的火，这火是北大学生们放的”沈尹默：《五四对我的影响》，《解放日报》1950年5月4日。；游行的消息传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园，闻一多写了一张岳飞的《满江红》，当晚偷偷贴在食堂门口闻一多：《五四历史座谈》，《闻一多全集》第3册535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诸如此类生动有趣的细节，在为“五四”那天的游行提供证词的同时，也在引导我们进入“观察者”的位置。这些注重细节的追忆，对于帮助我们“触摸历史”，比起从新文化运动或巴黎和会讲起的高头讲章，一点也不逊色。
正如孙伏园所说的，“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一年比一年更趋明显；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却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孙伏园：《回忆五四当年》，《人民文学》1954年5期。。没有无数细节的充实，“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就难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没有“具体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号和旗帜，也就很难让一代代年轻人真正记忆。这么说来，提供足以帮助读者“回到现场”的细节与画面，对于“五四”研究来说，并非可有可无。
古希腊的哲人早就说过，人们无法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所谓“回到现场”，只能是借助于各种可能采取的手段，努力创造一个“模拟现场”。而创造的“过程”本身，很可能比不尽如人意的“结果”更为迷人。听学者们如数家珍，娓娓而谈，不只告诉你哪些历史疑案已经揭开，而且坦承好多细节众说纷纭，暂时难辨真伪。提供如此“开放性的文本”，并非不负责任，而是对风光无限的“回忆史”既欣赏，又质疑。对于“五四”运动的当事人来说，“追忆逝水年华”时所面临的陷阱，其实不是“遗忘”，而是“创造”。事件本身知名度极高，大量情节“众所周知”，回忆者于是容易对号入座。一次次的追忆、一遍遍的复述、一回回的修订，不知不觉中创作了一个个似是而非的精彩故事。先是浮想联翩，继而移步变形，最终连作者自己也都坚信不移。面对大量此类半真半假的“五四故事”，丢弃了太可惜，引录呢，又不可靠。能考订清楚，那再好不过；可问题在于，有些重要细节，根本就无法复原。“并置”不同说法，既保留丰富的史料，又提醒读者注意，并非所有的“第一手资料”都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