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就在最后一个桐城大家姚永朴悄然离去的同时，又有四位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进入北大，那就是章门弟子周作人、留美学生胡适、以戏曲研究和写作著称的吴梅以及对通俗文学有特殊兴趣的刘半农。北大的文学教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天地。
发明“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口号的钱玄同钱玄同本人对这一“发明”十分得意，在致陈独秀、胡适函中再三陈述（参见《新青年》2卷6号、3卷5号、3卷6号的“通信”栏）。，与黄侃同出一门，都是章太炎东京讲学时的学生。不但如此，其时北京学界活跃的“新锐”，即使与太炎先生没有师承关系，也都对其为学为人表示敬意（如陈独秀、胡适）。这种局面，使得新文化运动在横扫“旧文学”时，明显地“厚此薄彼”。这里有人事的因素：五四新文化人中旧学修养好、有能力从学理上批评“选学”的，基本上都是章门弟子。章门弟子虚晃一枪，专门对付“桐城”去了，这就难怪“谬种”不断挨批，而所谓的“妖孽”则基本无恙。但“选学”不但没有受到彻底的清扫，反而可以成为新文化人的批判武器这一事实，本身也质疑了“妖孽”的命名方式。实际上，经太炎先生及周氏兄弟的努力转化，魏晋风度与六朝文章，将成为现代中国最值得重视的传统文学资源参阅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375—393页。。
“桐城”基本退出历史舞台，“选学”历经转化而有所存留，1917年以后的北京大学，新文化人占据了绝对优势。白话文学的提倡、思想革命的催生、五四运动的爆发，构成了此后五年北大校园里最为亮丽的风景线。即便在这轰轰烈烈的大时代，“文学教育”的蜕变，依然值得关注。
先看看1917年北京大学的中国文学门的课程表，括号里的数字代表每周课时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9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一年中国文学（6）、中国文学史（上古迄魏，3）、文字学（声韵之部，3）、希腊罗马文学史（3）、哲学概论（3）、第一种外国语（8）
第二年中国文学（6）、中国文学史（魏晋迄唐，3）、文字学（形体之部，3）、近世欧洲文学史（3）、美学（3）、第二种外国语（8）
第三年中国文学（6）、中国文学史（唐宋迄今，3）、文字学（训诂之部，3）、第二种外国语（8）北京大学档案馆里恰好藏有1918年的《北京大学文科一览》，抄录其中国文系教员的教学情况，可以使得上述的课程表更具血肉（课程后面的数字依旧表示周学时）：刘师培中国文学（6）、文学史（2）
黄侃中国文学（10）
朱希祖中国古代文学史（2）、中国文学史大纲（3）
钱玄同文字学（6）
周作人欧洲文学史（3）、十九世纪文学史（3）
吴梅词曲（10）、近代文学史（2）
黄节中国诗（6）以上两个简表，起码可以使我们明白：一、“文学史”成了中文系的重头课；二、中文系学生不能绕开“欧洲文学”；三、“近世文学”开始受到重视；四、此前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与“小说”，如今也成了大学生的必修课。这里必须略作说明，“小说”一课，校方明知重要，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教员，设计为系列演讲（演讲者包括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直到1920年鲁迅接受北大的聘请，正式讲授“中国小说史”，中文系的课程方才较为完整。
按照当年北大校方的有关规定，每门正式课程，都必须为学生提供即便是十分简要的讲义。教员多是一边编写讲义，一边进行教学；讲义修改后正式出版，往往便成了学术史上的重要著作。除了上节提到的林、姚、刘、黄四种著述外，提倡新文化的北大教授，其讲义更可能“石破天惊”。周氏兄弟的《欧洲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略》，均属于该领域的开山之作，功不可没。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改中国人的崇古倾向，将“当代文学”纳入考察的视野；这本出版于1922年的小书，并非讲义，但也与其在北大的工作息息相关。任教北大的前与后，吴梅刚好完成了代表作《顾曲麈谈》和《中国戏曲概论》，但其《词馀讲义》仍是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印行。至于日后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刘半农，五四时则以组织歌谣征集活动，模仿民歌写作《扬鞭集》、《瓦釜集》著称于世。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国文系，朝气蓬勃，至今仍令人神往。在其众多实绩中，形成“文学史”的教学及著述传统，并非最为显赫的功业。但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不同于一般的批评实践，作为一种知识体系，需要新学制的支持，也需要一代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此类熔古今于一炉的文学史想象，既是基础知识，也可以是文学主张；既是革新的资源，也可以是反叛的旗帜——故也并非无足轻重。
倘若将“百年树人”这一大学教育的特点考虑在内，西学东渐以后形成的以“文学史”为核心的“文学教育”所可能发挥的作用，以及所遗留的问题，实在值得深入反省。当然，认真谈论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的文学教育在中国的演变，单靠北大作为个案，未免过于单薄。好在这里只是希望提起话头，权当一次“得胜头回”。
§§第二章 知识、技能与情怀§§第二章 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一环，古今中外的“文学教育”，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这里有思想潮流的激荡，有教育理念的牵制，有文化传统的支持，此外，还有学校规模、经费、师资等实实在在的约束。不是所有的“柳暗花明”与“峰回路转”，都有必要大张旗鼓地讨论。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发生在北京大学的有关“文学”的课程、课堂、教员、讲义等的变革，却因牵涉极为广泛，深刻影响了此后的教育思潮及文化进程，值得认真辨析。
所谓“文学教育”，与目前学界颇为关注的“文学史书写”参见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董乃斌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罗岗《危机时刻的文化想像——文学·文学史·文学教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既有联系，更有差异。强调“在二十世纪中国学界，‘文学史’作为一种‘想像’，其确立以及变形，始终与大学教育（包括五十年代以前的中学教育）密不可分”，故“不只将其作为文学观念和知识体系来描述，更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参见陈平原《“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1996年7月10日《中华读书报》。，这指的是二者之间如何互相依存。但“文学教育”不仅限于传授“文学史”知识，还有“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诸多相关学科；反过来，“‘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参见陈平原《“文学”如何“教育”》，2002年2月23日《文汇报》。，故单从学校的内部运作说不清楚。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在第一章中，我描述了晚清起步的教育改革如何促成了日后的文学革命，结尾处，借助1917年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的“课程表”以及1918年的《北京大学文科一览》，阐述北大文学课堂的四大变化，即“文学史”成了中文系的重头课、中文系学生不能绕开“欧洲文学”、“近世文学”开始受到重视、此前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与“小说”成了大学生的必修课。“从新式学堂的科目、课程、教材的变化，探讨新一代读书人的‘文学常识’”，这一努力方向没错，结论也大致站得住脚，但因刻意凸显“新气象”，很容易造成某种错觉，以为此后便是新派人士的“一统天下”了。其实，当年国文门师生中，面对“新潮”与“国故”，大都选择后一种立场。只不过随着时势迁移，前者的声音越来越大，加上傅斯年、杨振声、俞平伯等人不断追忆，方才造成如此“东风压倒西风”的印象。单就文学教育而言，新派旧派并驾齐驱，各领风骚。进入具体的文学课堂，更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一时难断雅俗高低。
对于改革者来说，想得到的，不见得做得到；做得到的，不见得合乎理想。真实的历史，往往比“宣言”或“计划书”更复杂，也更为丰富多彩。北大创立之初四十年，关于“文学”如何“教育”的探究，九曲十八弯，颇多惊心动魄之举。放长视线，很容易理解此举对于“中国文学”以及“中国教育”之成功转型，具有深远意义。因为，直到今天，文学教育如何兼及古今、中外、雅俗，还有知识、技能与情怀，国人仍在“九死未悔”地“上下求索”。
谈论“文学教育”，到底从何入手：是专业课程，还是校园文化？是教员讲义，还是学生社团？是唐诗宋词，还是欧美小说？考虑到当年的实际情况，本文集中讨论的是北大中国文学系所开设的各类“文学课程”1919年北京大学废“门”改“系”，故本文有时称“国文门”，有时称“国文系”，取决于论述对象。，以及主要由本校教员编纂的“文学讲义”，还有师生共同建构起来的“文学课堂”。在我看来，只有将这三者交叉重叠，互相映照，方能较好地呈现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文学教育的立体图景。
在正式展开论述前，有三点说明：第一，因北大实行自由选课制度，中国文学系学生可选修外国文学系开设的课程，反之亦然。为集中论述，本文没有牵涉外文系诸多著名的文学教授以及同样异彩纷呈的文学课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大外文系（英文系、西文系）讲授文学课程的教授先后有胡适、陈源、温源宁、林语堂、徐志摩、郁达夫、潘家洵、张欣海、王文显、梁实秋、朱光潜、叶公超、艾克敦等，阵容相当强大。。实际上，若论对新文学创作的鼓动与指引，外文系的功用，不在国文系之下有志于创作的李健吾，1925年考入清华：“我报的是中文系，分在朱自清先生的班里，他认出了我，劝我改读西洋文学系。”（参见李健吾《自传》，《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上册336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赵萝蕤1928年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起改学英国文学，也是因为授课教师的动员：“既然酷爱文学，就应该扩大眼界，不应只学中文。”（参见赵萝蕤《我的读书生涯》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语言学家王力还是认定：“如果说新文学的人才可以养成的话，适宜于养成这类人才的应该是外国文学系，而不是中国文学系。”（参见朱自清《关于大学国文系的两个意见》，《朱自清全集》第二卷11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二，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教育”，其工作目标主要不是培养作家，而是养成热爱文学的风气，以及欣赏文学的能力。因此，单纯从“学校与文坛”的角度展开论述，并不十分恰当；必须兼及科系设置、课程选择以及社团活动等，如此看待校园里各种层次的“文学”，会有比较通达的见解参见陈平原《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渤海大学学报》2007年2期。。第三，题为“新文化运动时期”，具体论述时却略有延伸（或前或后），那是因为，希望顾及北大课程改革的进程，以及当事人的生存境遇（任教北大的时间）。
至于为何选择这些而不是那些教员，有资料方面的限制，更牵涉我对何为“称职”的“文学教育”之理解。因此，某些声名卓著但没有文学讲义留存的北大教授（如讲“陶渊明诗”及“唐诗”的沈尹默、教“秦汉诸子”及“唐宋以降文”的林损），很可能避而不谈；另外，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表现都很好，但主要任教于别的大学，在北大只是兼职的（如讲授“小说”的俞平伯，讲授“佛典译文研究”的陈寅恪），也不在我的视野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