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多民族的融合外来文明的吸收雅与俗的互动以复古为革新
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不只是黄河流域，还包括长江流域。正是黄河和长江这两条横贯中华大地的河流，哺育了古老的中华文明。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又证明，除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这两个主要的发源地之外，还有许多文明的遗存散布在各地。中华文明的组成，既包括定居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较早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华夏文明，也包括若干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少数民族文明。中华文明是多元的，但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不是多元文明互相灭绝，而是互相整合。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不同地域的文明以及不同民族的文明，在交往过程中整合为一体的过程。整合的模式是以中原华夏文明为核心，核心向周围扩散，周围向核心趋同，核心与周围互相补充、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多元一体的格局最晚在西周就建立起来了。此后虽然历经战乱与分裂，不断有新的文明元素加入进来，但没有任何一种文明的分支分裂出去，所以这个大格局始终保持着它的完整性而没有打破。
在中华文明演进的过程中，有两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
首先是民族的融合。在长期的交往中，以汉族为主体，形成56个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距今大约五千年至七千年，在黄河流域就出现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在长江下游出现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等多处文化遗存。同时在北方草原地带也出现了以游牧和狩猎为特点的文化。进入传说时代，黄帝居住在中原一带，炎帝本是羌姓部落的首领。居住在北方的人统称为狄，居住在东方的人统称为夷，居住在南方的人统称为蛮，居住在西方的人统称为戎。传说尧时推举舜为继承人的便是四方部落的首领，而在禹之后的皋陶、伯益都是夷族。可见在远古时代就开始了民族融合的过程。到了夏商周三代，黄河流域的居民不断吸收周围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族的成分，逐渐形成华夏民族。远在黑龙江流域的肃慎也成为周朝的属国。相传周文王的伯父太伯、仲雍与当地的民族结合，形成兼有商、周和当地特点的吴文化，吴和越开发了东南地区。秦人和西戎诸族共同开发了西北地区。楚地的华夏族和许多少数民族相融合，共同开发了长江中游地区。最后秦灭六国，统一了中国，这个统一的过程也可以视为多民族融合的过程。到了汉朝，华夏族进一步吸收其它民族的成分，扩大成为人口近6000万（公元2年）的民族，后来遂称为汉族。魏晋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一方面，西部和北部的一些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羯、氐、羌与汉族在纷争中交往融合，逐渐同化；另一方面，大量汉族人南下，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与南方各民族融合。唐代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如北方和西北的东、西突厥、东北的契丹、西南的彝族和白族都与汉族有进一步的融合。文成公主和亲于吐蕃松赞干布，加强了西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尤其值得注意。在宋辽金时期，契丹、女真、党项等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起，进一步开发了北部的广大地区。而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结束了分裂的局面，建立起规模空前的统一国家，汉族和蒙古族的交融也得到空前的发展。清朝以后，大量满族人迁居山海关内，汉族人迁居关外，形成汉满杂居的状况，促进了两族的融合过程。同时，清朝与西藏的关系更加巩固，在新疆设立了行省，使中国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如上所述，中华民族从一开始就是多元的，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汉族不断与周围的民族相融合，形成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在这过程中，只有加入进来的，没有分裂出去的。因此，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从一个侧面看来就是民族融合的历史，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的创造。
其次是外来文化的吸收。中华文明和域外异质文明的接触，无论是与印度佛教文明的接触，还是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引进，都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印度佛教对中华文明的影响表现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等等许多方面，而佛教与中华传统文化相融合便出现了禅宗，禅宗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就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这个局部而言，至少表现为五点：一、从此有了三世的观念和三界的观念，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想象世界，扩大了思维的时间和空间。二、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三、促进了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四、扩大了汉语的词汇。五、使文学观念更加多样化，例如真与空的观念、心性的观念、境界的观念、象和象外的观念等等，都与佛教有关。明代中叶西方文明开始传入中国，但那还只是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局部补充。鸦片战争之后，在救亡的呼声中，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介绍和学习西方先进的文明，魏源编纂《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的方针，便是一个带有标志性的变化。此后，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从科学技术的层面到政治、人文层面的深化过程。废科举、兴学校，留学、办报，种种新的事物迅速出现，形成一种新的时代潮流，促使中华文明继续前进。
中华文明演进的过程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规律。物质文明的发展，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基础性的、决定性的作用。例如铁器的使用，推动了农业的发展，进而带来整个文明的进步。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便利了文明的传播，进而带动了文明的进步。一些具有进步性的制度的建立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郡县制的建立、科举制的建立、比较完善的文官制度的建立，都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精神文明的发展对整个文明也起到推动作用，例如对德治的重视、百家争鸣的局面、唐诗的繁荣，都具有带动整个社会和文明前进的意义。
此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方面，例如雅与俗的互动。所谓雅，是指社会上层的或见诸经典的部分；所谓俗，是指社会下层的或见诸非经典记载的部分。雅与俗是相对而言的，例如魏晋南北朝的世族与宋元以来的市民，前者的文化可以归之为雅，后者的文化可以归之为俗。见诸“四书”、“五经”的文化可以归之为雅，见诸戏曲、小说的文化可以归之为俗。朝廷的礼制可以归之为雅，民间的习俗可以归之为俗。就一个侧面而言，中华文明就是由雅化俗、由俗化雅，在雅与俗的互相转化中得以发展的。道教在汉末起源于民间，到了东晋、南朝得到不少世族的信奉，其地位逐渐提升。到了唐朝，皇帝大力提倡，使之具有与儒家和佛教等同的地位。这就是一个由俗化雅的过程，当然上层的道教和民间的道教仍然有所不同，这又当别论。孔子招收弟子讲学，本是一种私学，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遂得到官方的权威地位。与此同时，儒家思想不断向民间普及，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等思想在人民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贯穿在民间习俗、乡约、家规以及大量的戏曲、小说作品之中，这又是一个由雅到俗的过程。每一次的雅化或俗化都可以视为文明的一次演进，雅与俗的互动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又如，以复古为革新也是中华文明实现变革的一种常见方式。由于尧、舜、禹甚至更早的大同时代被视为理想的社会，所以变法维新的势力为了顺利地推行其革新的措施，有时便以复古为旗帜，借复古之名行革新之实。清代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人复兴今文经学，借《公羊传》微言大义，议论时政。康有为更是借以推进维新变法，在当时影响颇大。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以复古为革新更加普遍，唐代的陈子昂反对齐梁诗风，高倡汉魏风骨，促进了唐诗的健康发展，为盛唐诗坛的到来做了准备；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反对六朝以来盛行的骈文，提倡三代两汉的古文，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和文体，也是以复古为革新的明显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