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是一首长篇叙事诗，是汉代乐府民歌中的一篇杰作。题目一作《焦仲卿妻》，最早见于陈代徐陵编的《玉台新咏》。《乐府诗集》编入第七十二卷《杂曲歌辞》十三中。全诗长353句，1765字。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誉之为“长诗之圣”。这首诗在思想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珍品。
这首长诗不仅写出了一个爱情婚姻的悲剧，而且从几个方面深刻地揭示出这个悲剧所包含的反封建的社会意义。
长诗首先深刻地揭示了酿成这一婚姻悲剧的原因，是由于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压迫，因而具有深刻的反封建的社会意义。诗里写出了悲剧的女主人公刘兰芝是既有才貌而又勤谨事姑的，也就是说她本来应该享受到爱情婚姻的幸福生活，但她却被无理地逐出了夫家。她不像上面几首诗中所写的那样是被丈夫遗弃的，而是由于婆母的不满和驱赶。被驱赶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婆母认为“此女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实际上，这是由于封建家长按封建礼法去要求她、束缚她，而从诗中所表现的刘兰芝的刚烈不屈的性格来看，她是不能忍受这一束缚的，因而引起了婆母的强烈不满。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压迫，以及坚持封建礼教的宗法统治，这是兰芝被遣以致最后酿成悲剧的根本原因。
其次，长诗写出了夫妻二人的感情是很深厚的，他们互相了解，恩爱相处。这就进一步说明了兰芝的被遣是出于家长的旨意，是封建宗法制度造成的恶果。特别是诗中写了焦仲卿反对遣发兰芝而引起母亲的震怒，写了两人的难分难舍，写了两人相别时的誓言，写兰芝被迫再嫁时两人难言的痛苦，写当现实不能改变时，两人相约以死来殉情等等，这一系列的情节，都充分地揭示了封建宗法制度是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本原因，也是使男女双方都陷入极端痛苦的根本原因。
第三，长诗中还特意写出了兰芝兄逼嫁的情节。这使得焦仲卿暂遣兰芝还家、以后再相迎的幻想彻底破灭。这就揭示了封建宗法的统治和封建礼教的统治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种制度，一种势力，是无所不在，不可逃脱的。这样就写出了这一悲剧的必然性，不可避免性，使得这首长诗具有了更加深刻的社会内容。
第四，全诗的结尾，写了在合葬后夫妻二人化为鸳鸯的幻想。这一艺术处理具有几方面的意义：一是象征了两人真挚相爱、永不分离的顽强意志。人可以死，而爱是永生的，精神是不灭的；爱和精神是不可改变，也是不可战胜的。二是表现了广大人民对这一爱情悲剧所表现出来的是非的评价，以超现实的形式，表达了人们对爱情婚姻的美好理想。三是表现了作者对这一悲剧的深切的同情。
总之，这首长诗的社会意义在于，它不是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个别的人，将酿成悲剧的原因归结为个别人的意志和行动，而是指向由个别人所代表的封建制度和礼教的罪恶，这就使得作品的思想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长诗在艺术上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第一，这是一首长篇叙事诗，有生动、完整、曲折的故事情节，而且组织得严密、紧凑，显示了中国古典诗歌叙事艺术的成熟。这首诗在后代被不断改编为戏剧上演，除了思想内容方面的原因外，原诗情节结构的曲折完整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第二，长诗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主要写了四个人：一是悲剧的女主人公刘兰芝；二是悲剧的男主人公焦仲卿；三是焦母；四是兰芝之兄。后面两人和前面两人是矛盾冲突的对立面，其相互关系构成了故事情节的主要内容。四个人的思想性格是不同的，而写得最鲜明也最成功的是刘兰芝。
长诗首先写她勤劳善良，在压迫面前却又刚强不屈，不像封建社会里许多妇女那样能忍气吞声，含垢忍辱。她在勤劳理家而仍不能得到婆母的欢心时，清醒地认识到“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于是主动地向丈夫提出“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作为一个被压迫的妇女，这样的态度实在是表现了非同寻常的勇气和胆识，表现了她性格的坚强不屈。诗中写她被遣离开焦家时，是“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一早起来就精心地妆饰打扮自己。诗中细致地描写了她裙、履的华艳，头、腰、耳、口、手等部位修饰的精美；而辞别婆母时，又是“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看她对自己的精心修饰，是那样地郑重其事，从容不迫，光明磊落，好像并不是被遣送离家，而是去参加婚礼一样。这里也同样表现了兰芝不同凡俗的思想气度。难能可贵的是，诗中还写到她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因此她对未来的命运和斗争的前景，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而不抱任何幻想。这一点，比之作为官吏的丈夫焦仲卿的思想还要高出一筹。这在焦仲卿被母亲逼迫，欲令兰芝暂归，以待矛盾缓和后再去迎接她回来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兰芝回答说：“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她的头脑是何等的冷静，认识是何等的深刻。她的这种认识，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得来的，因此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所以她才那样对婆母不抱任何幻想，离开焦家时就做好了永远不会返回的思想准备。事态的发展，证实了她的认识和处理是完全正确的。
再有就是写太守遣媒来说亲时，通情达理的母亲谢绝了媒人，阿兄却大发雷霆，意欲要逼迫她改嫁，而兰芝闻言却是仰头回答：“理实如兄言。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立即表示了同意。这里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写兰芝的反抗，表现得有些过于顺从了，但其实这里是极其准确地刻画了兰芝的思想性格，既写了她清醒认识的一面，又写了她反抗的一面。她对兄长的暴虐与专横是早有认识，并且有思想准备的，她在跟焦仲卿告别时即已明白相告：“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她清醒地知道反抗是徒劳的，不会成功的，于是便很快答应了。诗中“兰芝仰头答”一句很重要，这“仰头”二字，既写出了她的满腔悲愤，又写出了她的刚强不屈。她不是软弱，更没有屈服，而是外示顺从，内怀死志，表现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抗议。
长诗在写她跟焦仲卿的关系上，又刻意表现出她的善良多情。她十分清楚被遣后将永无返回之日，先是嘱仲卿“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后是为丈夫的拳拳之心所感，报以坚贞不移的誓言：“……感君区区怀。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她被遗回家，在通情达理而又疼爱她的母亲面前，表现得那样温顺、羞惭：“兰芝惭阿母，儿实无罪过。”她的善良无辜令人同情，她的刚强不屈令人敬佩。总之，这是一个强者的形象，而不是一个弱者的形象，强者而被扼杀，就更加令人同情，发人深思，也更有社会意义。
焦仲卿与刘兰芝有所不同。他深爱兰芝，也多情善良，他的是非观念也是十分清楚的；但他却软弱，而且对封建势力抱有幻想。他毫不隐瞒地向不喜欢妻子的母亲表白对兰芝的爱，而且还表示这样的坚决态度：“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但当母亲捶床大怒，表示一定要将兰芝遣走时，他便默然无声，只是退而与兰芝含泪相商了。不过，他的命运同兰芝也是一样的悲剧，故而这个人物还是令读者同情和喜爱的。
焦母和刘兄是两个令人憎恶的形象，是这一悲剧的直接制造者。但两人也不完全一样。对焦母，作品着重揭露了她的专横暴虐；对刘兄，则着重鞭挞他的势利残忍。这两个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形象也相当鲜明，且具有典型意义。
在人物描写上，生动而性格化的对话是一种重要的艺术手段，这在《孔雀东南飞》中是运用得非常成功的。如诗中写焦仲卿与其母关于是否要遣走刘兰芝的对话，焦母的专横无理，仲卿的善良软弱，都被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又如兰芝与仲卿，一个坚强，一个软弱，但同时又都互有深情，也主要是通过对话表现出来的。人物对话在篇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在古代叙事诗中是不多见的。
第三，铺张排比的描写，在诗中也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既造成声调和色彩的美，同时对塑造人物形象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以四句排比描写兰芝自幼的聪明勤奋，这样就更好地表现了她遭到婆母虐待的不幸。写她临去时向丈夫诉说绣腰襦和编杂物，也是用铺排的写法：“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充分地渲染这些物件的光彩华美，用以反衬她所说的“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的悲愤心情。离开焦家时，写她严妆打扮，也是采用了铺排的写法，对她的精心妆饰作了一系列的形容。这样写，不仅表现出她美丽无双，引起读者对她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同时更重要的是，写她被赶走而显得从容镇静，落落大方，毫无畏缩和羞惭之态。而写太守娶亲一段，更是极尽铺张描写之能事，渲染了太守家的豪华，也就写出了刘兄见利忘义的可鄙，从而更加突出了兰芝不慕富贵的高贵品德。那种喜庆热闹的情景，又与兰芝夫妇绝望痛苦的心情形成强烈的对比。
第四，连理鸳鸯的浪漫主义的结尾，热情地歌颂了两人生死不渝的爱情，表现了任何迫害摧残都不能消灭的顽强意志，使全诗充满理想色彩，而一扫悲剧容易带给人的消极悲观的情调。最后“多谢后来人，戒之慎勿忘”的结语，也点明了全诗的作意，强化了作品的思想倾向。
总之，《孔雀东南飞》一诗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写出了一个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的婚姻悲剧，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的罪恶，热情地歌颂了青年男女生死不渝的忠贞爱情，以及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精神和顽强意志，成为我国文学史上千百年来受到读者广泛喜爱的叙事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