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３６５—４２７）〔1〕，又名潜，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谥号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
陶渊明出身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里。曾祖父陶侃在晋朝任过使持节、侍中、太尉等职，因掌八州军事有军功，官至荆江两州刺史，封长沙郡公，卒赠大司马。祖父陶茂曾做过武昌太守。父亲据传也做过县令一类的小官，但在陶渊明幼年时就去世了。陶渊明在他的《命子》诗中对他的父亲有所追述，其中说：“于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可见他的父亲性情恬淡，不看重仕途得失，抱一种比较超脱的人生态度。他的外祖父孟嘉，出身世宦之家，曾做过庾亮的从事和桓温的参军，虽出仕，却始终保有一种旷达不羁的名士风度。陶渊明在《孟府君传》中，对外祖父孟嘉那种“冲默有远量”、“温雅平旷”的高雅旷达之风，作了衷心的赞颂。这就是说，在陶渊明的先代中，既有追求事功而颇有建树的人物，也有淡泊功名而襟怀旷达的人物。这些当然都会从不同的方面对陶渊明产生影响。
在文化思想方面，他所处的时代，玄学和道家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他自然会受到熏染，加上他秉性热爱自然，因而颇具一般东晋名士那种不慕荣利、闲静恬适的清高精神。《归园田居》其一云：“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云：“弱龄寄世外，委怀在琴书。”这都说明，他从小热爱大自然，不喜欢世俗的人事交往，任真自得，追求过一种读书弹琴的幽居生活。在他晚年所写的《与子俨等疏》中，曾对他年轻时的娴静生活作过具体生动的描述：“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怡然之乐，悠然之趣，溢于言表。我们不仅可以从中见出他年轻时怡然自得的生活情景，而且更可以见出他超逸绝俗的情怀和精神风貌。在自传性质的《五柳先生传》中，他就曾对自己的性格和人生追求作过这样的概括：“闲静少言，不慕荣利”。
但这只是他思想性格和人生追求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儒家积极用世精神的影响。《饮酒》其十六云：“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六经”指儒家的经典，自幼习诵，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加上曾祖父陶侃曾建立过卓著勋业，自然会使后代产生一种家世的荣耀感，这也会在陶渊明从小树立起“大济苍生”的人生理想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陶渊明虽然在当时和后世都以“隐逸”著称〔2〕，却并未真正忘却过世事。他在诗中明确地表达过经世济民、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其志向之宏大，理想之高远，情绪之乐观，与传统儒家积极用世的知识分子，并没有什么不同。在《拟古》其八中，他甚至还透露过实现壮志的具体设想：“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抚剑”显然是一种征战的形象，而拟想中所要达到的地区是“张掖”和“幽州”，在当时是指西北的前秦和东北的前燕政权所在地。可见这里所说的“行游”，绝不是一般观赏自然山水的“漫游”，而是与收复北方失地、建立军功有关的壮伟行为。
但是现实的情状却使他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东晋时期门阀制度和门阀观念都十分强固，陶渊明作为陶侃的后代，虽然也说得上是出身勋贵名门，但并非世家大族，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并不能跻身于占统治地位的士族阶级。据史载，曾祖父陶侃虽一时位高权重，却仍因出身寒微而被士族阶级的人讥为“小人”，再加上到陶渊明时家道已经中落。故从他的出身来看，在那个士族统治的门阀制度下，是得不到社会的重视的。
陶渊明所生活的东晋末年，社会黑暗，政治极其腐败，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都十分尖锐。这样的社会条件对一个怀有济世之志的人来说，本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干，大有作为。但他对社会的黑暗腐败，感到不满和愤慨，却又无力改变；既不能施展抱负，又不愿同流合污，因此保持自己纯洁自然的本性，归隐田园便是他惟一正确的选择了。不过事情又并不那么简单，即使是在归隐以后，他在思想上也并没有真正忘掉过现实。对于自己多次出仕而又复隐，他视为“学仕无成”，对此在内心深处总感到遗憾和不满，常常自然地流露出苦闷的情绪。在《祭从弟敬远文》中，他说过这样的话：“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他四十岁时写的《荣木》，是一首自勉之诗，既抒发了内心的苦闷，又自我振作，期有所成。序中就这样感叹：“荣木，念将老也。日月推迁，已复九夏；总角闻道，白首无成。”诗分四章，第四章写道：“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先师遗训”是指孔子的话：“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当他年过四十而事业无成时，心中不免有所惆怅，却又并不消极，而是激励自己要精进前行以求道。
这些由主客观的种种复杂因素在他思想上所形成的深刻矛盾，一直影响到他后来的生活和创作。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淡泊胸怀与济世猛志的矛盾，在陶渊明的身上突出地表现为出仕与归隐的矛盾和出仕与隐居的反复。
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柴桑的农村中度过的，过的是一种闲居生活。一个已经开始没落的中小地主阶级家庭，家境是相当清寒的。29岁时起为江州祭酒，是他第一次出仕。关于他出仕的原因，萧统《陶渊明传》和《晋书·隐逸传》都说是因为“亲老家贫”。他自己在《饮酒》其十九中也这样写道：“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这原因应该是可信的。但从他也怀有“大济苍生”之志的一面看来，他出仕同时也应抱着实现自己济世理想的希望，不然就不会有“学仕不成”的感叹。不过按他的性情，主要方面是任真自得，喜欢在大自然中过一种闲静的生活。因生活的贫困而不得不出去做官，这是违背他的本真性格的，本身就是一件很无奈的事；再则，一个祭酒的职位也不可能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再加上官场生活的烦扰和喧噪，更使他不能忍受，故“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萧《传》）。我们了解了陶渊明生活和思想上的种种矛盾，他出仕不久就很快离职还家，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后来江州又召他去做主簿，他辞却不就。在家闲居一段时间以后，他又再次出仕，先后担任过桓玄幕僚、镇军将军的参军和建威将军的参军。关于出仕的时间和镇军将军及建威将军到底是谁，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从他有关的诗文看，他是的确出仕并担任过这些职务的。其间，有三年时间因母丧在家守孝。他最后一次出仕，是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县任县令。《宋书·隐逸传》中记载，他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仅在官八十余日就愤而辞归：“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有人认为这一记载不可靠，根据是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序》中，曾谈到过他这次辞官的原因说：“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但不能忽略此序的前面，在讲到他求彭泽县令的原因后接着说：“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这是说，做官虽可济贫苦，但却与爱好自然的气性不合，而违反自己的本性，是会使身心都受到伤害的。可见他是早就有辞归之志了。而在正文中就说得更加明白：“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根本的原因，是他感到污浊的社会与他那热爱自然的本性是完全违背的。可见，程氏妹的去世，只不过有了一个提前实现愿望的借口和契机而已。《宋书》的记载，符合陶渊明的思想性格，表现了他崇高的操守和骨气，应该是足可采信的。
看他一方面因生活所迫和为济世之志所激励而几度出仕，但一到任上又总是感到与他追求自然的本性格格不入，深感因“口腹自役”而不堪忍受。他在任职期间所写的诗文，总是怀念自由恬静的田园生活，向往回归到大自然中去。如在《始作镇军参军经阿曲作》一诗中他写道：“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又在《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一诗中写道：“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飚矫云翮。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这首诗是他在建威参军任上所写。本来做官有公事在身，但经过钱溪时一看见美好的大自然景色，便不禁沉醉其中，追忆起昔年的田园生活，产生了归隐的想法。“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做官不免身心都受到拘束，而热爱自然、追求娴静的素志是不可改变的。
“性本爱丘山”，与大自然在一起感到非常惬意，却又因各种原因而不得不出去做官；而出仕时，又总感到是违反了自己的本性，以致不能忍受俗务的缠绕和拘牵，因而又时时怀着归隐之志。这就是陶渊明，一个充满矛盾却又真实自然、毫无矫饰的陶渊明。
辞去彭泽县令归隐田园，是陶渊明生活的一个分界。这以后他就一直在家过着田园生活，躬耕隐居，直到去世，二十多年不再考虑出仕。从他这段时间的创作看，虽然偶尔也还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的遗憾和悲叹，但却在田园之乐中很适意地度过了他的余年。晋末时，曾征他为著作佐郎，他辞不就。又据萧统的《陶渊明传》记载，晚年贫病交加，生活很困难，“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圣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之而去”。表现了与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和不再出仕的决心，是很有骨气的。
陶渊明归隐了，但他并未放弃自己的理想，他只是把雄心壮志埋在自己的心里，在田园生活和诗歌创作中去构筑他与污浊的现实生活相对立的理想的生活境界和艺术境界。他并未完全忘却现实，也不可能完全忘却现实，在他的诗中也还时时透露出对现实社会的关心，对黑暗政治的不满，对自己壮志不得伸展的悲叹。
陶渊明归田后，由于长期参加劳动，与下层劳动人民接触，对劳动生活和农民都有了新的体会和新的认识，这些都使他的诗歌写出了新的内容和新的思想。他在《桃花源记》和诗中提出的社会理想，跟他的归田生活和对黑暗社会的认识是分不开的。但关心现实和远离尘世，始终是他思想上没有完全解决的矛盾，透过他对恬静闲适的田园生活的沉醉与欣赏，不难发现蕴含在其中的还有深沉的苦闷和悲痛。
陶渊明在贫困和忧愤的煎熬中逐渐衰老，宋文帝元嘉四年（４２７）秋，他生了一场大病，预感到将不久人世，便为自己写了三首《挽歌诗》和一篇《自祭文》，两个月后便与世长辞了。他在《杂诗》其七中曾经写过：“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南山指陶氏墓地。在《自祭文》中他又写道：“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表现了一种无惧无憾、完全顺应自然的超脱的生死观。
在陶渊明的生活和思想中，有两点对他的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是萧统在《陶渊明传》中所说“任真自得”的思想个性。所谓“任真自得”，就是崇尚自然本真而追求自由不拘。这种思想个性，使得他不能忍受压抑、束缚和屈辱，他总是力求保持自我的本真和自由，这在他的生活中有着突出的表现。萧统《陶渊明传》载：“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尝候之，值其酿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漉毕，还复著之。”一言一行，随性任真，不受一点世俗礼仪和人际关系的束缚。他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即日解绶去职，正是这种思想个性的突出表现。
第二是躬耕田园，亲自参加劳动。封建时代的文人，普遍地都是轻视劳动的，在那样的时代条件和生活环境里，陶渊明能弃官归田，亲自参加劳动，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这种与普通农民相近的农村的劳动生活，对他的思想感情和诗歌创作的艺术风格，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他以前诗人的创作中，对农村景色和劳动生活的描写，从来没有像他这样的丰富而广泛。田园诗歌，这是陶渊明在诗歌园地里开辟的一个新天地。而且因为有了实际的劳动生活的体验，他对于田园生活的感受和对农民的感情，就有了具体充实的内容，有了只属于他的独特之处，就跟过去和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空泛抽象的体会有很大的不同。这些属于他的独特的生活体验，正是陶渊明田园诗的新意所在。他写的只是一个劳动者的所见与所感，内容是朴素而平淡的，与此相适应，陶诗的艺术风格也与当时崇尚雕琢、对偶、艳丽的诗风不同，而显示出一种明净、单纯、自然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