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的统治者宇文氏也是胡族。自来有出于鲜卑和匈奴两种说法，大致出于匈奴的主张较为可信。参看拙作《论宇文周之种族》。《三国志·魏志》三○《鲜卑传》注引《魏书》：匈奴及北单于遁逃后，余种十余万落诣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宇文氏之以匈奴而变为鲜卑别部，或者就是这部分匈奴余种？不论种族来源如何，宇文氏要非汉族。宇文泰的社会阶层则和高欢一样，都是北镇军人。宇文泰的祖先宇文陵在魏道武帝打败慕容宝后归魏，“天兴（３９８—４０３）初徙豪杰于代都，陵随例迁武川”。《周书》一《本纪》。所以宇文氏属于上节所述第二个来源。但因为客观环境的不同，北周胡族统治阶级对于汉族的办法又与北齐不一样。
一方面因为要与北齐作战，而关中胡族斗兵不够，于是宇文泰不得不胡化汉人，模仿部落的编制，这就是西魏北周府兵制的主要精神。其说详见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章，兹不赘论。在这种制度之下，不但“夏人半为兵矣”《隋书》二四《食货志》语。，而且“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周书》二《文帝纪》魏恭帝元年。就是说，胡汉打成一片，而以鲜卑部落制度为归依。与魏孝文帝混合胡汉高门，而以汉人门阀制度为归依，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魏孝文是对付汉族高门，宇文泰是吸收一般的“夏人”，为不同耳。
另一方面，再看宇文周与地主阶级的汉族高门之间关系如何。关中地方自从西晋颠覆以后，屡经丧乱，高门颇受摧残。第一次是石虎之攻刘曜。《晋书》一○三《刘曜载记》云：〔三二八年〕关中扰乱。将军蒋英辛恕拥众数十万据长安，遣使招勒。……〔石〕季龙执其……将相诸王等及其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余人，皆杀之，徙其台省文武关东流人秦雍大族九千余人于襄国。这些大族东徙以后，曾被石氏降与庶民为伍，甚至编入兵贯。《晋书》一○六《石季龙载记》说：〔三三八年〕镇远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东徙已来，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华胄，宜蒙优免，从之。自是皇甫胡梁韦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贯，一同旧族，随才铨叙。思欲分还桑梓者听之。经过十年这种乡里和门阀双方的沦陷生涯，即使有机会回到关中，他们旧日的经济基础——土地——早已丧失净尽。即是“衣冠华胄”，恐怕也不能和旧日相比。何况乎石虎死后“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晋书》一○七《冉闵传》。，无疑地大族很难恢复旧日势力了。
苻坚据有关中时，黄门侍郎程宪曾建言，以为“商贩丑竖市郭小人车马衣服僭同王者。官齐君子，为藩国列卿。……宜肃明典法，使清浊显分”同上一○三《苻坚载记》。，苻坚下制实行。《载记》又说“复魏晋士籍，使役有常”。这“士籍”当是指士庶之“士”，不指兵士。恢复士籍大约即是对士族的优免。都可见他有保护特权阶级维持士庶区别的趋向。但我们只知道苻坚“宠育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旧人族类斥徙遐方”。不知道他联合地主阶级的高门甲族具体办法如何，记载里也看不见援用秦雍汉族高门的例子。这种默证也许适足说明他们政治上地位的不重要？苻坚末年（３８５）慕容冲来攻，“毒暴关中，人皆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烟。……慕容冲入据长安，纵兵大掠，死者不可胜计”。《晋书》一○四《苻坚载记》。这是关中第二次遭涂炭，高门自然也未能幸免。刘裕平定姚泓（４１７），留子义真镇守长安，王镇恶沈田子两人相攻，赫连氏乘隙而来。刘义真仓皇撤退，关中又大乱一次。赫连夏的统治，恐怕对于式微的汉族高门毫无好处。《晋书》一三○《赫连勃勃载记》：勃勃归于长安，征隐士京兆韦祖思。既至而恭惧过礼。勃勃怒曰：“吾以国士征汝，奈何以非类处吾！汝若不拜姚兴，何独拜我？我今未死，汝犹不以我为帝王。吾死之后，汝辈弄笔，当置吾何地？”遂杀之。从他对待韦祖思看来，也可以推想他对其他关中高门大族的态度了。
魏太武帝神元年（４２８）擒赫连昌，平定关中。直到孝昌三年（５２７）萧宝夤之叛，关中一百年间相当安谧。但从现存史籍记载中，找不出这期间秦雍地主大族如皇甫等十七姓在当地有什么活动。我们知道，北魏平沮渠氏（４３９）后，迁徙大批河西高门和文人入代都。此外如平中山后一年之内（３９８）第一次“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第二次又“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魏书》二《本纪》。，平定关中自亦不能例外。《魏书》四上《太武纪》始光四年（４２７）“擒〔赫连〕昌尚书王买薛超等，及司马德宗将毛修之，秦雍人士数千人”。考之《魏书》，如韦阆杜铨辛绍先等，都是先仕于慕容氏或沮渠氏，再展转入魏。赫连氏灭后由长安入魏的秦雍高门见于魏史者，有胡方回胡叟二人。都以个人学艺见知，不能在东方树立门阀势力。再从学术方面来看，也可以窥见关中门阀之没落。南北朝时代的学术大致为统治阶级所专有，因之与高门有密切关系。一地方学术的盛衰，多少可以反映出当地高门是兴盛或者衰落。《晋书》一一七《姚兴载记》：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经明行修。各门徒数百，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可见当时关中学风尚盛。但到北魏末年情形便很不同。《魏书》八四《徐遵明传》：华阴人也。……年十七，随乡人毛灵和等诣山东求学。至上党，乃师屯留王聪，受毛诗尚书礼记。一年便辞聪诣燕赵，师事〔中山〕张吾贵。吾贵门徒甚盛。遵明伏膺数月。……遂与平原田猛略就范阳孙买德受业。徐遵明要诣山东求学，足见关西学术不如山东。同卷《李业兴传》说他“晚乃师事徐遵明于赵魏之间”。遵明声誉未高，渔阳鲜于灵馥以为“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北朝末期“博士”之称犹如今日之“老师”。汉魏时博士是学官，晋代便有不同的用法，《晋书》九一《徐邈传》：“孝武帝谓邈曰，……然不以博士相遇也。……自魏晋以来多使微人教授，号为博士，不复尊以为师。”北朝习语博士犹如老师，参看《北齐书》二一《高昂传》、三一《王昕传》、四四《张景仁传》、《张雕传》、《周书》四一《宇文护传》、一九《宇文贵传》、《北史》一八《刘昼传》等。再衍变一步，唐代就称匠人师傅为博士了。徐遵明成就斐然，《北齐书》四四《儒林传序》称凡是经学诸生多出遵明门下。然早年终因隶籍西方，而落得带有轻视意味的“羌博士”头衔。西方学者之不受重视，亦足为关西学术不逮山东的一个旁证。间接也就证明关西高门地主不像山东门阀之能维持他们的文化水准，社会地位以及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势力了。北魏除雍州刺史外，还有镇将镇守长安。参看吴廷燮《元魏方镇年表》雍州条。不外乎因为“秦地戎夷混并，虎狼之国”。《魏书》三五《崔浩传》浩对明元帝语。大约关中除羌人外，还有曹操前后徙于京兆扶风天水的氐民。江统徙戎论已说“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再加上苻坚平前燕后又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陆俟说“长安一都险绝之土，民多刚强，类乃非一。清平之时仍多叛动”。《魏书》四○本传。宋谢灵运也说“关西杂居，种类不一”。《宋书》六七本传，参看《宋书》四八《傅弘之传》。北魏对秦雍人士除去始光四年一次迁徙以外，别无其他措施可以考见。知道当时胡族统治关中问题大致在于“戎夷混并”，“民多刚强，类乃非一”，不在于对付汉族地主阶级之高门甲族也。
宇文泰的胡族政权建立在这样的关中，所以除去模拟鲜卑部落之制，编汉人为兵之外，对于汉族高门地主集团无须特别注意联络或防范。秦雍大族仕于周室者，如韦孝宽、梁士彦、俱见《周书》三一本传。士彦又见《隋书》四○。韦瑱、梁昕、皇甫璠、辛庆之、杜杲、俱见《周书》三九本传。辛威《周书》二三本传。、韦祐同上四三本传。、苏绰、苏椿同上二三本传。、韦世康《隋书》四七本传。等，都树立功名。以武用见知者尤多。如韦孝宽坚守玉壁，抗拒齐兵，为北周东边重镇。梁士彦任侠好读兵书，守边为齐人所惮。韦瑱善骑射，有武略。梁昕、皇甫璠皆有战功。辛庆之为盐池都将，抗拒强敌，时论称其仁勇。辛威复弘农，战沙苑，并先锋陷敌，勇冠一时。韦祐少好游侠。与敌人交兵，每身先士卒，单马陷阵。是以战必被伤，卒亡于行阵。韦瑱，苏椿并曾以当州望族统领乡兵。其他统领乡兵者，如河东之柳敏裴侠，京兆之王悦，本贯太原世居关右之郭彦，新安之魏玄，上洛之泉氏等，也都是乡望。这些事实说明宇文周曾经利用秦雍地主集团的高门。但除去统领乡兵用当州首望以外，这些人之进用并不由于他们的门阀和门阀所代表的经济基础，还是由于他们的本身。不是由于本身的学艺文采，而是由于武功。这是关西大族和山东高门不同的地方。换言之，北周时关西大族的性质是介乎山东的崔卢郑王与高封羊毕之间的。高门的文士有宇文泰所最信任的苏绰。但他的进用也由于个人才学，与门第无关。苏绰本身对于门阀政治颇不赞成，所以六条诏书的第四擢贤良就说：“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周书》二三本传。吕思礼在东魏作尚书郎中，以地寒被出。而在关西作到黄门侍郎都官尚书。同上三八本传。正是“太祖甚重之，常置诸座右”的六条诏书精神的表现。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推论，恐怕北周官制也与这种漠视高门的精神有关系。南朝因为社会上门阀士庶区别森严，所以官有清浊之分。北魏也有这种区别。如《魏书》一九中《元顺传》“徐而谓〔高阳王〕雍曰：高祖迁宅中土，创定九流。官方清浊轨仪万古。而朱晖小人，身为省吏，何合为廷尉清官？”又二四《崔僧渊传》载僧渊给他留居南方的族兄复信称孝文帝“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贯”。《魏书》八八《明亮传》自员外常侍授勇武将军，亮进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号至浊。”辛雄上疏也有第一清第二清第三清的名称。《魏书》七七本传。此种分别是孝文帝模拟南朝而设。《隋书》七二《陆彦师传》说“隋承周制，官无清浊。彦师在职凡所任人，颇甄别于士庶，论者美之”。北周之所以官无清浊，或者由于宇文泰苏绰等人之反门阀政策么？总而言之，关中地主阶级的汉族高门势力微弱，不能和胡人统治者斗争。宇文氏也用不着特别联络他们，这是与北魏统治者内部胡汉关系相异之点。另一方面，宇文泰要采用周官典制以为文饰，好与高齐萧梁相抗。于是也就不像北齐之大鲜卑主义，专以欺凌汉人为事。这是与北齐统治者内部胡汉关系相异之点。
（下）北朝之少数民族问题〖1〗
（一）丁零与敕勒
中国自来汉族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在大汉族主义下，从未有以平等原则争取和团结他们的。对于他们的文化语言风习等，更是茫然。因为觉得少数民族应该汉化，便不屑于去记载或研究这些。反过来当国内少数民族掌握政权的时候，往往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盛行。不唯视被统治的汉人如寇仇，如土芥，就是其他少数民族也同样地受到歧视，受到压迫。这便是北朝时代少数民族的情形。
关于北朝胡人统治阶级对于少数民族的政策方针，具体的资料很少。有关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的阶段，以及语言信仰风习等方面的记载，更是寥若晨星，不易考见。只有分布的大概还可以钩稽一二。现在绎贯串，依次先说明北魏北齐北周三朝各少数民族分布的概况。再就仅有之史料，讨论三朝统治者的政策以及其他有关的问题。
北魏和北齐境内少数民族对统治者反抗得最勤，并且对北魏政权之覆亡有很大关系的，要算是丁零。关于漠北丁零早期史料，可参看《丁零民族史》一文，载《史学集刊》第二期。《史记·匈奴列传》载冒顿北服丁零。《索隐》引《魏略》记“丁零在康居北”。《汉书·匈奴列传》载丁零攻匈奴之北，又称郅支北降丁零。《魏志》三○《鲜卑传》注引《魏书》载檀石槐北拒丁零。《魏书》一○三（此卷后人所补）《高车传》：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汉代康居北乌孙西的丁零大约是匈奴北之丁零的别种。参看《通典》一九三《边防典》。从北朝史籍的用例看来，似乎区别漠北的敕勒称为高车或敕勒参看《通鉴》一二二宋元嘉八年考异。，在内地的则称为丁零。南朝史书便都用丁零字样。但北魏的丁零并非北边高车移来，却是远在拓跋氏统一北方之前就定居于中原的。《通鉴》九四晋成帝咸和五年（３３０）：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后徙中国。至是入朝于赵，赵以斌为句町王。《通鉴》此节不知何所本。《考异》说“《晋书春秋》作翟真”。但《晋书》和《十六国春秋辑本》都没有这一段。句町是西南夷国名，两汉牂牁郡皆有此县，西晋属宁州兴古郡。用来作丁零封号，颇不可解。丁零翟氏这一支不详究竟何时迁来，但可以知道后赵时中原已有丁零。中山丁零翟鼠曾叛石勒，冉闵乱后又率所部降于前燕慕容。《晋书》一○四《石勒载记》、一一○《慕容载记》。苻坚灭前燕，徙关东杂夷于关中，翟斌被徙到新安。后来慕容垂起兵叛苻氏，也曾借重翟斌部众。垂称燕王，翟斌“潜讽丁零及西人请斌为尚书令”。安东将军封衡厉色曰：“斌戎狄小人，遭时际会，兄弟封王。自兜以来未有此福。忽履盈忘止，复有斯求。魂爽错乱，必死不出年也！”结果翟斌为垂所诛，斌兄子真率所部北走，先后保聚邯郸行唐，终为慕容垂所灭。翟真子辽南奔黎阳，又降于垂，后侵逼洛阳，被桓石民部将击败，又回河北。辽死子钊代立，攻逼邺城，败走长子。“钊所统七郡户三万八千皆安堵如故”《晋书》一一三《苻坚载记》、一二三《慕容垂载记》、七四《桓石民传》。。从封衡的话看来，丁零的社会地位极低。但翟真之叛，慕容垂曾说“丁零叛扰乃我心腹之患”！慕容麟曾招集丁零抗拒魏军。又可见他们势力之强。翟钊所统三万八千户疑皆丁零族类。虽居郡县之名，原属部落之实。这些丁零一直留在后燕境内，北魏道武帝平中山克邺以后，便属于北魏了。
天兴二年（３９９）丁零帅翟同内附，五年（４０２）魏讨丁零翟都于壶关。《魏书》二《道武纪》。泰常（４１６—４２３）初丁零翟猛雀保聚白涧山（今山西阳城县），魏军讨击，斩猛雀于林虑山。遗种窜逃行唐襄国，周几追讨尽诛之《魏书》三○《周几传》、三三《张蒲传》、五一《韩茂传》、一四《拓拔比干传》。。这些丁零翟氏谅皆翟斌翟辽一支。丁零最多的地方是定州与相州，《魏书》二《道武帝纪》：天兴五年（４０２）二月丁零鲜于次保聚党常山之行唐。夏四月太守楼伏连讨斩之。《魏书》三《明元帝纪》：泰常二年（４１７）夏四月丁未榆山丁零翟蜀率营部遣使通刘裕。……十有一月……诏〔长孙〕嵩遣娥清周几等与叔孙建讨西山丁零翟蜀洛支等，悉灭余党而还。《通鉴》一一八义熙十三年胡注：“西山魏安州之西山”。案《魏书》四上《太武帝纪》：神元年（４２８）闰十月定州丁零鲜于台阳翟乔等二千余家叛入西山，劫掠郡县。州军讨之失利，诏镇南将军寿光侯叔孙建击之。可见西山丁零是在定州。参看《魏书》五一《韩均传》。定州原名安州，但在天兴三年（４００）便已改名。胡注安字当是定字之误。《魏书》四下《太武帝纪》：太平真君八年（４４７）三月徙定原作安，从宋本与《通鉴》１２５改。州丁零三千家于京师。《魏书》五《文成帝纪》：太安二年（４５６）二月丁零数千家亡匿井陉山，聚为寇盗。诏定州刺史许宗之并州刺史乞佛成龙讨平之。参看三○《陆真传》、四六《许宗之传》。《魏书》五三《李孝伯传》载他父亲李曾为赵郡太守，“并州丁零数为山东之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惮不入境。”可知定州丁零由井陉入并州，而并州也有丁零来“为害”山东。此外则密云也有丁零，为数似乎不多。《魏书》四上延和元年纪、二九《奚斤传》。诸书所载丁零氏族翟氏之外鲜于氏最多。《魏书》一九中《元顺传》有“陵户鲜于康奴”，疑即丁零降附沦为贱民者。《古今姓氏书辨证》九二仙韵鲜于氏外又有鲜虞氏，“出自春秋时鲜虞小国，其地今中山是也。晋伐鲜虞灭之，子孙以国为氏。”而北朝丁零麕集的地方又恰是古代中山的定州。或者丁零之鲜于氏和以国为氏的鲜虞本是一家么？
翟氏虽是丁零酋豪，但在北魏政治上社会上始终未能占地位。原因便是封衡所说，既为“戎狄”又是“小人”。“君子”“小人”兼指士庶之别，最好的例证是《晋书》六六《陶侃传》称“昔殷融为君子，王章为小人。今王章为君子，殷融为小人。”
丁零不唯不被平等待遇，并且特别受压迫和剥削。《魏书》三三《公孙轨传》：会上党丁零叛，轨讨平之。……轨既死，世祖谓崔浩曰：吾行过上党，父老皆曰：公孙轨为受货纵贼，使至今余奸不除，轨之咎也！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两，载物而南。丁零渠帅乘山骂轨。轨怒，取骂者之母，以矛刺其阴而杀之曰，何以生此逆子！从下到掰，分磔四支于山树上，以肆其忿。这不过是许多例中幸而保存下来的一个，可见北魏统治者对丁零压迫剥削办法之一斑。虽然史文不完，历次丁零叛乱的原因由此推测，也可以思过半矣。北魏对于丁零的另一种对策是征发他们从军。太武帝征冯文通，曾发密云丁零运攻具。《宋书》七四《臧质传》：焘与质书曰：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正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拓跋焘的话虽是故意对臧质表示不在乎，却告诉了我们北魏统治者利用少数民族从军的事实，并且充分地说明了对少数民族的态度。
漠北高车经魏道武帝数次击破，不能再为边患。分散诸部时因为高车“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魏书》一○三《高车传》。。所谓五部高车、东部西部北部敕勒都是。另有部分入居边境或被徙到内地，变成境内的少数民族。《魏书》七上《孝文帝纪》：延兴元年（４７１）冬十月丁亥，沃野统万二镇敕勒叛，诏太尉陇西王源贺追击至枹罕灭之，斩首三万余级。徙其遗迸于冀定相三州为营户。又同卷：二年三月，连川敕勒谋叛，徙配青徐齐兖四州为营户。营户当即三国以来世代为兵的军户兵家，可知北魏统治者镇压敕勒的办法之一也是让他们当兵。一方面当然也因为敕勒劲悍善战，并未谋叛的部分也往往征为军队。《魏书》二八《古弼传》：从征赫连定。……世祖使高车敕勒驰击定，斩首数千级。太平真君六年（４５４）伐盖吴，“诏发高平敕勒骑赴长安”。《魏书·太武帝纪》。孝文帝也“召高车之众随车驾南讨”。敕勒作羽林和殿中武士，已见上文。《魏书》七九《鹿悆传》载悆到萧梁军中，梁豫章王综的军主竞问北朝士马多少。鹿悆回答“今有高车白眼羌蜀五十万。”《北史》四六改作“悆陈士马之盛”。《通鉴》一五○作“悆盛陈有劲兵数十万”。“白眼”未详，当是种族名。《周书》三○《窦炽传》，有“白额稽胡”，一五《李弼传》作“北稽胡”。“白眼”或亦稽胡之一种？虽是故为耸动之词，也可以看出高车的确是北朝兵士主要来源之一。敕勒的地位似在丁零之上。所以道武帝时斛律倍侯利率户内附，赐爵赠谥。参看《魏书·高车传》、《北齐书》一七《斛律金传》。献文帝时高车部人乞伏居为散骑常待。子乞伏保孝文帝时官至善无镇将。参看《魏书》八六《乞伏保传》。传作无善，误。怂恿西魏武帝入关的斛斯椿《魏书》八○本传说是“广牧富昌人”。《北史》四九本传说“其先世为莫弗大人，父足，一名敦”。参看《元和姓纂》一屋斛斯条。莫弗是高车酋长称号，所以斛斯椿大约也是高车部人。倍侯利之后世代做官，北齐时斛律金斛律光父子更因元勋佐命，结婚帝室。“一门一皇后二太子三公主，尊宠之盛当时莫比”。更非丁零所能望其项背了！《北齐书》二○《斛律羌举传》“太安人也，世为部落酋长。父谨，魏龙骧将军武川镇将”。当亦高车部人。
敕勒地位虽比丁零为高，但其受压迫剥削并不少减。《魏书》二八《刘洁传》载太武帝时“敕勒新民以将吏侵夺，咸出怨言。期牛马饱草，当赴漠北。……既而新民数千骑北走，洁追讨之。走者粮绝，相枕而死”。正是敕勒不耐剥削而反抗的一个例子。北魏在北边设镇，表面上是为“控摄长远”“规遏北疆”。但我们如果考察一下，就知道若干镇都设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换言之，镇的制度除去边防的意义外，还有镇压境内少数民族的作用。现在单就有敕勒的镇来讲，《魏书》四○《陆俟传》：〔太武帝时〕出为平东将军怀荒镇大将。未期，诸高车莫弗讫（宋本无讫字）讼俟严急，待下无恩，还请前镇将郎孤。世祖诏许之。征俟还京。既至朝见，言于世祖曰：“陛下今以郎孤复镇，以臣愚量，不过周年孤身必败，高车必叛。”高祖疑谓不实，切责之。以公归第。明年诸莫弗果杀郎孤而叛。世祖闻之大惊，即召俟问其知败之意。俟曰：“夫高车上下无礼，无礼之人难为其上。臣所以莅之以威严，节之以宪网。欲渐加训导，使知分限。而恶直丑正，实繁有徒。故讼臣无恩，称孤之美。孤获还镇，欣其名誉，必加恩于百姓。讥臣为失，专欲以宽惠治之，仁恕待之。无礼之人易生陵傲。不过期年，无复上下。然后收之以威，则人怀怨怼。怨怼既多，败乱彰矣！”同书七上《孝文纪》：延兴元年（４７１）冬十月丁亥，沃野统万二镇敕勒叛。诏太尉陇西王源贺追击至枹罕，灭之，斩首三万余级。……三年（４７３）十二月壬子，蠕蠕犯边，柔玄镇二部敕勒叛应之。同书四一《源贺传》：是岁河西敕勒叛，遣贺率众讨之，降二千余落。……复追统万高平上邽三镇叛敕勒，至于金城。西北的高平镇（甘肃固原县）似乎尤为敕勒聚居的中心。太平真君时曾发高平敕勒骑，已见上引。太和中抚纳敕勒降人，置之高平镇，因为简选西部敕勒为殿中武士不公平，诸部敕勒悉叛，杀高平假镇将奚陵。《魏书》一九上《汝阴王天赐传》。关于东西部北部敕勒之解释，参看《通鉴》一三泰始七年胡注。《魏书》四四《孟威传》：尤晓北土风俗，历东宫斋帅羽林监。时四镇高车叛投蠕蠕。高祖诏威晓喻祸福，追还逃散，分配为民。后以明解北人之语，敕在著作，以备推访。羽林多是鲜卑和敕勒，孟威大约兼通鲜卑语与敕勒语，所以任羽林监，并能晓喻高车。所谓“北人”恐怕不专指北镇鲜卑，也包括高车在内。四镇何指史文不详。案《魏书》三八《刁雍传》载雍任薄骨律镇将，上表云：“奉诏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或者孟威传的四镇高车就是这四镇么？
西边的统万、高平、上邽以及六镇六镇名称次序与今地，参看沈垚《六镇释》。之中从西第一镇的沃野都有敕勒，而六镇最东端的怀荒镇也有高车。那么，是否六镇都有敕勒人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六镇不仅捍御边境，拱卫京畿，而且有镇压少数民族的敕勒的任务。所以不立州郡，而采用这种军管的制度。这里是我们的证据。《魏书》一六《江阳王继传》：高祖时除使持节安北将军抚冥镇都大将，转都督柔玄、抚冥、怀荒三镇诸军事镇北将军柔玄镇大将。……寻除持节平北将军，镇摄旧都。高车酋帅树者拥部民反叛。诏继都督北讨诸军事。自怀朔以东悉禀继节度。继表：“高车顽党，不识威宪。轻相合集，背役逃归。计其凶戾，事合穷极。若悉追戮，恐遂扰乱。请遣使镇别推检，斩諐首一人，自余加以慰喻，若悔悟从役者即令赴军。”诏从之。于是叛徒往往归顺。从“怀朔以东悉禀节度”跟“镇别推检”这一类话看来，可知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诸镇皆有高车叛乱。孝文帝之所以派江阳王继，自然也因为他曾经都督柔玄等三镇军事。又《魏书》二一上《广陵王羽传》载“高祖将南讨，遣羽持节安抚六镇。发其突骑，夷人宁悦”。六镇的突骑疑即高车。崔浩曾说“高车号为名骑，非不可臣而畜也”。《魏书》五一《皮豹子传》“诏高平镇将苟莫干率突骑二千以赴之”。当是高平镇的高车，亦即讨盖吴时所发“高平敕勒骑”。《广陵王羽传》的话似乎和江阳王继传冲突，而实不然。大约孝文帝初召高车南讨，他们不乐而逃归。经过江阳王继的慰喻，往往归顺。于是羽得发其突骑，宇文福能领高车羽林断南军归路。而孝文称赞江阳王，说他“足大任也”，当然也是因为他不但平定高车，还发动他们参加南讨了。
北魏六镇的起兵自来以为是鲜卑人对于汉化的一种反动。据上篇第一节所推论，我们知道六镇之起兵主要原因不在反对汉化，乃在于反对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现在更进一步，讨论构成所谓“北镇之乱”的分子如何。一般认为北镇起兵的主要分子是未曾汉化的鲜卑人，但从上篇第二节的分析，我们知道北镇军人有四种不同来源。除去鲜卑种人的府户之外，徙居边镇的少数民族也同样地重要。少数民族之中，尤以敕勒为不可忽视。散居北镇的敕勒人数今不可晓，但其势力甚大。据《魏书》一八《广阳王深传》，六镇乱起，东西部敕勒也叛，可知其与鲜卑府户相呼应。上引《孟威传》所谓“明解北人之语”，以及《魏书》六八《甄楷传》五八《杨津传》里的“北人”，我疑心都不仅指鲜卑，而是兼指鲜卑和以敕勒为主的所有聚居北镇的少数民族。《广阳王深》的表文说：“及阿那瓌背恩，纵掠窃奔。命师追之。十五万众度沙漠，不日而还。边人见此援师，便自意轻中国。”所言“边人”如果解作北边的少数民族，不比仅解作鲜卑更为恰当吗？我们再看正光五年（５２４）以后数年内北镇起兵的人，仔细考察一下他们的种族，更足以证明六镇之乱不只是北镇鲜卑和汉族军人所发动的阶级斗争，并且是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与被压迫的鲜卑府户的联合阵线。《魏书》九孝明帝正光五年纪：三月，沃野镇人破落汗拔陵聚众反，杀镇将，号真王元年。《通鉴》系此事于正光四年，参卷一四九《考异》。案《北齐书》二七《破六韩常传》：匈奴单于之裔也。……世领部落，其父孔雀世袭酋长。孔雀少骁勇。时宗人拔陵为乱，以孔雀为大都督司徒平南王。孔雀率部下一万人降于尔朱荣。可知发动六镇的大乱，第一个揭竿而起的北人并非鲜卑，乃是少数民族中的匈奴。从“世领部落”“部下一万人”等话看起来，他们在北边也有相当实力，不过别无可考耳。正光五年《纪》又载：夏四月高平酋长胡琛反，自称高平王。攻镇以应拔陵。别将卢祖迁击破之，琛北遁。《北史》四八《尔朱天光传》：初高平镇城人赫连贵恩等为逆，共推敕勒酋长胡琛为主，号高平王。再参照上文所说高平镇为敕勒聚居中心，《北史》胡琛为敕勒酋长的话当有根据。《魏书》九《孝明纪》孝昌三年及《北齐书》二三《魏兰根传》皆有“高平虏贼逼岐州”之文，称胡琛为虏贼，也是一证。这样，北镇第二个起兵的首领又是鲜卑以外的少数民族了。高欢利用北人达到他的目的，所谓“三州六镇之人”、《魏书》七五《尔朱兆传》。“六州流民”、以及地形志所载永安（５２８—５２９）以后恒、朔、云、蔚、显、廓、武、西夏、宁、灵等十州所出的“禁旅”，都是包括鲜卑和以敕勒为主的若干少数民族。《北齐书》二四《孙搴传》载东魏兴和（５３９—５４２）初高澄入邺辅政，孙搴建议“大括燕恒云朔显蔚二夏州高平平凉之民以为军士”，所获甚众。这里所说括出的军士，从地望看来，当然也是鲜卑敕勒等。《北齐书》二《神武纪》下记高欢临死嘱咐高澄的话，说“四方未定，勿遽发哀。库狄干鲜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并性遒直，终不负汝”。首先举出一个鲜卑大将一个敕勒大将，莫非象征着高氏政权所倚赖的武力主要就是鲜卑和敕勒么？
《魏书》七三《崔延伯传》：于时（５２５）万俟丑奴宿勤明达等寇掠泾州。……延伯军遂大败，死伤者将有二万。又七五《尔朱天光传》：建义元年（５２８）夏万俟丑奴僭大号，朝廷忧之。又五九《萧宝夤传》：仍进讨高平贼帅万俟丑奴于安定。……永安三年（５３０）都督尔朱天光遣贺拔岳等破丑奴于安定。追擒丑奴、宝夤，并送京师。万俟丑奴是胡琛的部将，也是当时西北边镇重要起义者之一。他的民族来源我们可以从《北齐书》二七《万俟普拨传》看出来：万俟普字普拨，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别种也。雄果有武力。正光中破六韩拔陵构逆，授普太尉，率部下降魏。……高祖平夏州，普乃率其部落来奔。可知万俟丑奴一定也是匈奴别种，领有部落，与敕勒族的胡琛同是少数民族。《魏书》九孝明帝正光五年纪又载：六月，秦州城人莫折太提据城反，自称秦王。杀刺史李彦，诏雍州刺史元志讨之。南秦州城人孙掩、张长命、韩祖香据城反，杀刺史崔游以应太提。太提遣城人卜朝袭克高平，杀镇将赫连略行台高元荣。太提寻死，子念生代立，僭称天子。号年天建，置立百官。……八月甲午，元志大败于陇东，退守岐州。……十有一月戊申，莫折天生攻陷岐州。执都督元志及刺史裴芬之。……〔十二月〕莫折念生遣兵攻凉州。城人赵天安复执刺史以应之。秦州与南秦州原是氐人聚居之处，而莫折父子则是羌人。《梁书》三九《羊侃传》：“时秦州羌有莫遮念生者，据州反称帝。”《元和姓纂》十九铎莫折条云：“本羌姓，代居渭州襄城县”，可以为证。莫折莫遮之外又可作莫者。《姓纂》有莫者氏，引西秦莫者羖羝莫者幼春莫者阿胡等。参看《晋书》一二五《乞伏氏载记》。是羌人也曾参加北魏末年的反抗运动。《魏书》九《孝明帝纪》：孝昌元年（５２５）秋八月柔玄镇人杜洛周率众反于上谷，号年真王。攻没郡县，南围燕州。……二年（５２６）正月都督元谭次于军都，为洛周所败。……四月丁未都督李琚次于蓟城之北，又为洛周所败。琚战殁。……十有一月戊戌，杜洛周攻陷幽州，执刺史王延年及行台常景。……武泰元年（５２８）正月乙丑定州为杜洛周所陷，执刺史杨津。瀛州刺史元宁以城降于洛周。……二月，杜洛周为葛荣所并。杜洛周之起兵，高欢、蔡、尉景、段荣、彭乐等都依附他。北镇反抗的这些支军队中，以他最为向南深入，对北魏统治者的威胁也最大。这一部分人由杜洛周展转隶属葛荣和尔朱氏，最后服属于高欢，帮助他取得了政权。杜洛周的种姓来源北朝史籍不详。但《梁书》五六《侯景传》云：魏孝昌元年有怀朔镇兵鲜于修礼于定州作乱，攻没郡县。又有柔玄镇兵吐斤洛周率其党与复寇幽冀，与修礼相合，众十余万。后修礼见杀，部下溃散，怀朔镇将葛荣因收集之，攻杀吐斤洛周，尽有其众，谓之葛贼。吐斤氏官氏志所不载。洛周并非汉名，想也是北镇少数民族。《魏书》三八《王慧龙传附子宝兴传》：卢遐后妻宝兴从母也。缘坐〔崔浩之狱〕没官。……卢遐妻时官赐度河镇高车滑骨。宝兴尽卖货产，自出塞赎之以归。案度河镇未详。北史作度斤，与吐斤音近。也许是塞外高车所在的地方，吐斤洛周即是度斤地方的高车人，以地名为氏么？
总括上文所论，知道正光孝昌间北镇起兵的原因，一方面是府户的不满，一方面是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之起而反抗。破六韩拔陵、胡琛、万俟丑奴、莫折太提、吐斤洛周等便是他们的代表。当时辛雄上疏已经看出来：“夷夏之民相将为乱，岂有余憾哉？盖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魏书》七七本传。《通鉴》一五一系此疏于孝昌二年。高欢以“与尔俱失乡客，义同一家”之类的话，很容易地加强并扩大四种不同来源的北镇人的联合，利用他们的战斗力，完成自己夺取统治权的目的了。
（二）四种胡
北朝境内有四种称为胡的少数民族，就是山胡（即稽胡）、卢水胡、契胡、焉耆胡。现在把他们综括在一节里来讨论。山胡也简称为胡，就是魏太武帝给臧质信中所谓“并州贼”的胡人。他们主要根据地一直是并州。参看《魏书》三《泰常元年纪》、二四《崔玄伯传》、二八《古弼传》、二九《叔孙建传》、三○《安同传》。尤以西河、离石、吐京、五城、正平、平阳诸地为多。《周书》四九《稽胡传》说：“自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三一《韦孝宽传》说：“汾州之北离石以南悉是生胡。”参看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州郡表》三并州条。自从北魏初期到北齐北周末年，二百年中山胡的军事活动史不绝书。最早的如天兴元年（３９８）“离石胡帅呼延铁西河胡帅张崇等聚党数千人叛”。《魏书》二《道武纪》。规模较大的如永兴五年（４１３）“西河胡曹龙张大头等各领部拥众二万人来入蒲子”。同上三《明元纪》。泰常元年（４１６）“饥胡刘虎等聚党反叛。……〔叔孙建〕督〔公孙〕表等以讨虎，斩首万余级。余众奔走，投沁而死，水为不流。虏其众十万余口”。《魏书》二九《叔孙建传》。参看《明元纪》，二四《崔玄伯传》。最严重的一次要算刘蠡升。《周书》四九《稽胡传》：魏孝昌中案《魏书》九《孝明纪》“山胡刘蠡升”之反在孝昌元年〔５２５〕。有刘蠡升者居云阳谷，自称天子。立年号，署百官。属魏氏政乱，力不能讨。蠡升遂分遣部众，抄掠居民。汾晋之间略无宁岁。当时并有“胡荒”之称。参看《北齐书》二《神武纪》。荒犹灾荒之荒，《通鉴》一五七胡注说：“言其本胡种，侵扰汉民，若在荒服之外者也。”失之于迂。直到东魏天平二年（５３５）才被高欢击破。《魏书》一二《孝静纪》说获得“逋逃之人二万余户”。《北齐书·神武纪》说“胡魏五万户”。到武定二年（５４４）高欢高澄父子又“讨山胡，俘获一万余户，分配诸州”。《魏书·孝静纪》。北齐天保五年（５５４）高洋讨山胡，“大破之，斩首数万，获杂畜十余万，遂平石楼。石楼绝险，自魏世所不能至。于是远近山胡莫不慑服”。《北齐书》四。关于石楼山胡参看《魏书》三○《陆真传》、五一《皮豹子传》、八九《李洪之传》。所谓远近山胡者，大约远到并州北部刘蠡升根据地的云阳谷（今山西左云县），近则离石石楼一带。《周书》一九《杨忠传》“银夏之间生胡扰动”，《稽胡传》也载丹州绥州银州诸胡事。可知更往西北在现在陕西横山米脂一带也有山胡了。
北魏统治者对于山胡的办法，有一方面与对敕勒大致相同，就是征发为兵。除上引太武帝的信以外，还有几段资料。《魏书》二八《刘洁传》：〔太武时〕于三城胡部中简兵六千，将以戍姑臧。胡不从命，千余人叛走。洁与〔建宁王〕崇击诛之，虏男女数千人。又五○《尉元传》：〔孝文时〕元表曰：……今计彼（彭城）戍兵多是胡人。臣前镇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将呼延笼达因于负罪，便尔叛乱。鸠引胡类，一时扇动。……又团城子都将胡人王敕勤负衅南叛，每惧奸图，狡诱同党。另外一方面，又有和敕勒不同的地方。敕勒得别为部落，而山胡则“分统郡县，列于编户”。只是“轻其徭赋，有异齐民”。而“山谷深险者又未尽役属”《周书·稽胡传》。。虽然他们大部分列于编户，有山胡的地方也曾设镇。现在所知道为镇压山胡而设的镇有三处。据《魏书·地形志》和二七《穆罴传》，延和三年（４３４）立吐京镇，太和十二年（４８８）置州，治蒲子城。吐京山胡甚多，史文具在，不烦细引。离石是山胡聚集所在。《元和郡县志》一四石州条：“石勒时改为永石郡。后魏明〔元〕帝改为离石镇。”《水经·文水注》：“径六壁城（今山西孝义县）南。魏朝旧置六壁〔镇〕于其下，防离石诸胡，因为大镇。太和中罢镇。”统治阶级对于山胡的压迫剥削不甚可考。虽说“轻其徭赋”，但从对丁零敕勒等例子看来，未尽可信。《北史》七《齐文宣纪》载天保五年之平石楼，山胡“男子十二以上皆斩，女子及幼弱以赏军士”。《隋书》五五《侯莫陈颖传》载北周时诏稽胡“敢有压匿良人者诛，籍没其妻子”。亦足以见北朝统治者态度之一斑了。
关于山胡种姓来源，《周书·稽胡传》说：稽胡一曰步落稽，盖匈奴别种刘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后。《通典》一九七《边防典》一三稽胡条全用此文，只在匈奴上加了“晋时”二字。山戎赤狄之说自不可信。《魏书》一《序纪》称“匈奴别种刘渊”，但《魏书》九五《匈奴刘聪传》和《晋书》一○一《刘元海载记》都明说刘氏是“冒顿之后”，《序纪》“别种”之说本不妥当。杜君卿加了“晋时”二字，便把“匈奴别种刘元海”连成一气了。《周书》原是“匈奴别种”为一句，“刘元海”云云另是一句。把两种冲突的说法混为一谈，以求妥协。而两个说法之中，我觉得“匈奴别种”比“刘元海五部之苗裔”较为近于事实。山胡聚集的西河离石地方虽是刘渊最初建都所在，细看《周书·稽胡传》所载生活风习，与刘渊等情形颇不相符。据《晋书·载记》，不但五部帅的刘氏汉化甚深，文化水平甚高，就连部民如陈元达乔智明等也与汉人文化程度相去不远。乔智明见《晋书》九○《良吏传》。传称“鲜卑前部人也”。鲜卑无前后部之说，当是匈奴之误。匈奴四姓有乔氏，见《晋书》九七《匈奴传》。刘渊有将乔晞，刘聪有黄门侍郎乔广，见八九《贾浑传》《辛勉传》。而五部苗裔的山胡反而“蹲踞无礼，贪而忍害，俗好淫秽”。似不甚可信。《稽胡传》又说：“妇人则多贯蜃贝，以为耳及颈饰。”蜃贝非西河离石一带地方的产物，自是这种民族未迁到并州以前的习俗的遗留。但漠北匈奴也没有以蜃贝为饰这种风习的可能。所以《周书》“五部苗裔”之说恐怕不确。
别种犹言别部，大都是指有隶属关系而种族不相同的部落。我疑心山胡或稽胡原是服属于匈奴的西域胡人。前汉匈奴盛时西方役属大宛康居等西域诸国。后汉顺帝时左部句龙王车纽立为单于，曾东引乌桓，西收羌戎及诸胡等数万人寇掠幽并凉冀等州。可见匈奴中定有不少附属的西域胡人部落。《晋书·匈奴传》载太康五年（２８４）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归化。七年（２８６）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种类大小凡十万余口诣雍州刺史扶风王骏降附。所谓“匈奴胡”，当指原来服属于匈奴的西域胡人。本非匈奴，所以下面赘以胡字。《魏志》三○注引《魏略》：始建武时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东西。畜牧逐水草，抄盗凉州。部落稍多，有数万。……其种非一：有大胡，有丁令，或颇有羌杂处。由本匈奴亡奴婢故也。《晋书》一○三《刘曜载记》中曜称石勒大胡，当即匈奴所奴役的大胡，是种族名。《魏书》一《序纪》：穆帝〔猗卢〕七年（３１４）会石勒擒王浚。国有匈奴杂胡万余家，多勒种类。闻勒破幽州，乃谋为乱，欲以应勒，发觉伏诛。羯胡石氏种姓为西域胡人，（参看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谭其骧先生《羯考》，载杭州《东南日报》历史与传记副刊第一期。）匈奴杂胡正是匈奴胡的具称。换言之，亦即匈奴别种。《梁书》五四《滑国传》称：“白题国王姓支名史稽毅，其先盖匈奴之别种胡也。”也是这一类。这时猗卢刚刚城盛乐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这些杂胡可能是在并州，也可能更在北边。因为《序纪》记昭帝禄官元年（２９５）事说：“是岁穆帝始出并州。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这里的杂胡就是上文的匈奴杂胡。知道二九五年前后他们曾居留并州。《晋书·匈奴传》载郭钦上疏，《通鉴》系于太康元年（２８０），有“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诸语，也是指此种人而言。唐人称九姓胡为杂种胡，最早实亦渊源于此。《旧唐书》二○○《史思明传》说他是“突厥杂种胡人”，意思是曾隶属于突厥的杂种胡人，与“匈奴杂胡”用法正同。石勒是上党武乡人，地望恰合。并州刺史司马腾执卖诸胡，和猗卢还并州杂胡的话也相符会。并州杂胡未必全部北徙，山胡便是留下而又繁殖起来的。北徙的部分直到六世纪初叶也还存在。《魏书》四下《太武纪》：太平真君八年（４４７）春正月吐京胡阻险为盗。诏征东将军武昌王提、征南将军淮南王他讨之，不下。山胡《魏书》一四《扶风公处真传》一六《淮南王他传》皆作吐京胡。曹仆浑等渡河西保山以自固，招引朔方诸胡。提等引军讨仆浑。二月己卯高凉王那等自安定讨平朔方胡。因与提等合军共攻仆浑斩之，其众赴险死者以万数。又四一《源子雍传》：迁夏州刺史。时沃野镇人破落汗拔陵首为反乱，所在蜂起。统万逆胡与相应接。……遂自率羸弱向东夏运粮。……为朔方胡帅曹阿各拔所邀，力屈见执。因为并州的山胡和朔方的杂胡同出一源，种姓不异，所以吐京山胡招引朔方诸胡了。
再从山胡的姓氏来看，也可以窥见其中消息一二。西河胡酋有曹龙《魏书》三永兴五年纪。、曹成同上神瑞元年纪、三○《楼伏连传》。，三城胡酋有曹栗同上三七《司马文思传》。，汾州胡有曹贰龙《北齐书》一《神武纪》。，曹仆浑曹阿各拔已见上引。西河胡有白亚栗斯《魏书》三神瑞二年《纪》。、白龙同上延和三年太延三年《纪》、三○《娥清传》。，银州稽胡有白郁久同《周书·稽胡传》。。唐高宗时绥州有步落稽白铁余。《新唐书》一一一《程务挺传》。曹国是昭武九姓国家之一，白是龟兹国姓。胡酋之中这两姓特多，岂非告诉我们可能是来自西域吗？《魏书》二七《穆罴传》载：“山胡刘什婆寇掠郡县。”什婆当是Ｊｉｖａ，疑从西域语言中之梵字来。《魏书·源子雍传》有贼帅康维摩，或亦与西域康国有关。并州山胡颇有信奉佛教者参看唐长孺先生《白衣天子试释》，载《燕京学报》第三五期。，也可与羯胡石氏之虽然凶暴而笃信三宝互相比观。
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即山胡如非匈奴五部之后，何以姓刘的特别多？刘蠡升之外有刘虎、刘平伏、刘遮、刘退孤、刘云等。离石胡帅又有呼延铁，银州绥州稽胡帅有数人姓乔，也都是匈奴著姓，如何解释呢？我以为山胡酋帅之姓刘跟刘渊之冒姓刘氏理由相同。匈奴杂胡在匈奴中地位大约和赀虏相差无多。参看上引《魏略》。入居并州后，又有被掠卖为奴的事情，也足证明汉族统治者对他们的看法。这些山胡曾役属于五部，又袭居五部故地。所以在五部灭亡以后，还想冒五部酋帅的刘姓，来提高自己的地位。相沿成风，于是山胡酋长多称刘氏。其称呼延氏或乔氏，当亦出于同样心理。直到唐代离石绥州鄜州坊州等地稽胡，还往往以刘为氏。参看《隋书》四《炀帝纪》下、《旧唐书》六四《隐太子传》、五九《屈突通传》等。《元和姓纂》六仵城〔当作贺遂，参看岑仲勉先生《四校记》页六三五〕氏下云：“晋州稽胡〔《古今姓氏书辨证》三三胡下有楚字〕晋初赐姓呼延，居西〔西下当从《辨证》补夏字〕州。”可知稽胡之呼延还有出于赐姓者。山胡虽非五部苗裔，但与五部不无关系，还可以从下面的材料看出来。《晋书》一○一《刘元海载记》：惠帝失驭，寇盗蜂起。元海从祖故北部都尉左贤王刘宣等窃议曰：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于是密共推元海为大单于。……〔元海〕告宣等招集五部，引会宜阳诸胡。《通鉴》八五晋惠帝永兴元年（３０４）纪载此事，“降同编户”以下有这样一段：“今吾众虽衰，犹不减二万。奈何敛首就役，奄过百年。”这几句话不见于《载记》和汤辑《十六国春秋》。我猜想是崔鸿的原文，唐修《晋书》省略，而司马温公时还未亡佚，所以录入《通鉴》。《晋书》五六《江统传》载他的《徙戎论》《通鉴》系于元康九年〔２９９〕。说“五部之众户至数万”。时代相去不远，而估计数目比刘宣自己所说为高，或是江统夸张之词。如果五部之众不过二万左右，再加以刘曜亡时石虎“执将相诸王卿校公侯已下三千余人皆杀之”，“又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当作部）屠各五千余人于洛阳”。《晋书》一○三《刘曜载记》。幸免者自然有限，所以山胡为刘渊五部苗裔之说实难相信。《载记》“招集五部引会宜阳诸胡”《通鉴》作“招集五部及杂胡”。改“宜阳诸胡”为“杂胡”，自必有据。可见刘渊之起兵单靠匈奴不够，还得联结杂胡。宜阳当今河南西北邻近山西的宜阳县，与并州山胡地望相去亦不远。或者山胡即宜阳杂胡之类的苗裔，因与刘渊有此一段关系，遂被误认为五部苗裔么？
第二种被称为胡的是卢水胡。后汉初年已经见于记载。《后汉书》五三《窦固传》：明年（７３）固与〔耿〕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又太仆祭彤、度辽将军吴棠将河东、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单于兵万一千骑出高阙塞。所谓“西河羌胡”的胡当即后来西河离石的山胡之类。关于卢水胡，章怀注云：按湟水东经临羌县故城北。又东，卢溪水注之。水出西南卢川，即其地也。实本于《水经注·河水篇》湟水条。董祐诚以为卢溪水“当在今西宁县西边外接青海”。卢溪水所出的卢川大致在现在青海东南西宁西南地方，这就是现在能考见的卢水胡最早的所在地。从卢水胡的根据地看来，他们大约也和西域月氏胡有关系。《水经注》在湟水过卑禾羌海（即青海）之后，经临羌县故城以前，记“湟水东流，径湟中城北”。注云：“故小月氏之地也。《十三州志》曰：西平张掖之间大月氏之别小月氏之国。”《通鉴》六七建安十九年纪胡注：“夹湟两岸之地通谓之湟中。”《后汉书》一一七《西羌传》记湟中月氏胡云：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岭。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湟水南北岸的湟中是月氏来居之地，而卢川则在湟水稍南，地域相去甚近。所谓卢水胡者，莫非也是月氏胡的支派么？后汉时张掖酒泉一带有卢水胡参看《后汉书》四六《邓训传》、一一七《西羌传》。，《晋书》一二九《沮渠氏载记》称沮渠蒙逊临松卢水胡人。临松山在张掖。正是大月氏旧居之地，不也暗示二者间的关系么？
北魏境内的卢水胡似皆集中杏城（今陕西中部县）。《魏书》二《道武纪》载天兴元年（３９８）“杏城卢水匈奴”率种内附。苻坚败后长安空虚，“卢水郝奴称帝于长安，渭北尽应之”。见《晋书》一一六《姚苌载记》，当即此人。《魏书》三○《尉拨传》：“〔文成帝时〕出为杏城镇将，在任九年，大收民和。……卢水胡八百余落尽附为民。”又肆下《太武纪》：太平真君六年（４４５）三月酒泉公郝温反于杏城，杀守将王幡。县吏盖鲜率宗族讨温，温弃城走，自杀。家属伏诛。……九月卢水胡盖吴聚众反于杏城。冬十月戊子长安镇副将元纥率众讨之。为吴所杀，吴党遂盛。……盖吴遣其部落帅白广平西掠新平安定，诸夷酋皆聚众应之。……吴又遣兵西掠至长安。……七年二月北道诸军乙拔等大破盖吴于杏城，吴弃马遁走。……五月盖吴复聚杏城。自号秦地王，假署山民，众旅复振。……八月盖吴为其下人所杀，传首京师。又四三《唐玄达传》：显祖时……杏城民盖平定聚众为逆。……诏玄达讨平之。大约杏城的郝氏盖氏都是卢水胡。据《魏书》四五郝温为杏城镇将。杏城镇孝文帝时废，见《元和郡县志》鄜州条。是用少数民族的酋帅来统治他的种人。《南齐书》五七《魏虏传》：“佛狸讨羯胡于长安。”径称盖吴为羯，可见南朝人以为卢水胡即与羯胡同族。盖吴部落帅又有白广平，为龟兹国姓。这两点也帮助我们对卢水胡种姓的解释。
第三是契胡，主要事迹见《魏书》七四、七五《尔朱氏列传》。尔朱氏的变乱在北魏末政治上社会上军事上都有很大影响，世所习知，不必细说。在许多少数民族中，契胡地位最高，世为领民酋长。迁洛以后特听冬朝京师，夏归部落。待遇与鲜卑人相差不远，高欢并以“国人”称契胡。《北齐书》一《神武纪》。契胡的人数似乎不多。《魏书》四四《费穆传》载穆说尔朱荣曰“公士马不出万人”，可以推测出他部落人数的大略。除去尔朱氏一家之外，北朝史书里不见有其他契胡踪迹。《北齐书》一《神武纪》载高欢攻尔朱氏党羽相州刺史刘诞。《北史》二二《李元忠传》载元忠跟高祖说：“刘诞黠胡，或当乖拒。”疑是契胡类种。
关于契胡的所在地，《魏书》七四《尔朱荣传》载：北秀容人也。其先居于尔朱川，因为氏焉。常领部落，世为酋帅。高祖羽健登国初为领民酋长，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从驾平晋阳，定中山。论功拜散骑常侍。以居秀容川，诏割方三百里封之，长为世业。太祖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臣家世奉国，给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刬内，差近京师。岂以沃瘠更迁远地？刬内犹言关内。日本《养老令》〔公元七一八年修〕职员令中有“关刬”，九世纪末惟宗直本《集解》云：“谓依律关者检判之处，刬者堑栅之所是。释云，刬栅也，阁也。《名例律》云：刬谓堑栅之所。关左右小关亦可云刬也。”《类聚三代格》一八关并烽候事门收《贞观格》载仁明天皇承和二年〔８３５〕大政官符论过刬事，亦以关训刬。《养老令》出于《大宝令》，《大宝令》又出于《近江令》，而皆以《唐令》为本。考《唐律疏》五《名例篇》共犯罪而本罪别条有“私度越度关栈垣篱者亦无首从”一节。疏云：“关谓检判之处，栈谓堑栅之所。”又《唐律疏》八《卫禁篇》私度关条疏云：“水陆关栈两岸皆有防禁越度之人。”《名例篇》释文有刬垣一则，注云：“上楚限切，下音员，墙也。谓将锄刬平垣墙也。”显然是误解律文，句读也不对。但足证作释文者所见本原是刬字。宋人撰《律音义》又作关栈，盖二字通用。《唐六典》三○关令下有典事，“掌巡刬铺”。《旧唐书》二《太宗本纪》载武德七年“将三十余骑行刬”。北魏平城近旁设刬制度与范围不得而知，或与洛阳四面四中郎将制相似。《魏书》八六《赵琰传》载琰天水人，还京作王府长史。因“时禁制甚严，不听越关葬于旧兆。”迁洛之后才能还乡埋葬。尔朱荣传的刬或即此种关？《洛阳伽蓝记》一永宁寺条说尔朱荣：北地秀容人也。世为第一领民酋长博陵郡公。《伽蓝记》两句之中便有两个错误。据本传博陵郡公是尔朱荣破斛律洛阳和费也头牧子后所进之爵，并非荣以前世封。秦汉的北地郡都在今甘肃和宁夏境内，北魏根本没有北地郡。据《地形志》肆州有秀容郡，所属有秀容县。所以“北地秀容人”的地字当是衍文，《伽蓝记》又载徐纥说“尔朱马邑小胡”，恐是泛指。至于尔朱氏所居秀容川，《太平寰宇记》五一河东道朔州鄯阳县条云：故武郡城。《冀州图》云，梁郡城在鄯阳北二十里，即尔朱荣故居。秀容川，按川东北接恒州，南接泗州，西限大河，北接朔州。东西六百里，南北四百余里。梁郡城当今山西朔县西北。而秀容郡秀容县则相当于山西忻县，在朔县之南。把尔朱氏所居地和秀容郡的秀容县分开，顾氏《读史方舆纪要》四○亦从其说。验之当时记载，似不相合。《地形志》秀容县下注云：“有秀容城。”《魏书》二四《燕凤传》：云中川自东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余里。每岁孟秋马常大集，略为满川。案云中水在忻县北七十里。《寰宇记》四二河东道忻州秀容县条称：“县有四芦川水，今名云中水。”四芦当即肆芦。秀容郡有肆卢县，秀容县又有肆卢城。地望相当。宜于马牧也和《魏书》荣传“畜牧蕃息，自是之后日觉滋盛。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云云相合。《北齐书》四○《白建传》：除大丞相骑兵参军。河清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细马，合数万疋。在五台山北栢谷中避贼。也是忻县养马之证。可见尔朱氏所居秀容当在今忻县，不在朔县。朔县北魏时大约属于朔州的神武郡或太平郡，不属肆州。而尔朱荣祖父代勤跟尔朱文畅、尔朱智虎、尔朱天光都曾为肆州刺史。尔朱荣将讨葛荣留天光在肆州，“镇其根本”。都足见尔朱氏与肆州之关系。尔朱世隆曾任肆州大中正，尤足证其郡望所在为今忻县之肆州，非今朔县之朔州也。《水经注》汾水条“又南迳秀容城东”，子注云：《魏土地记》曰：秀容胡人徙居之，立秀容护军治。东去汾水六十里。据《元和郡县志》一四，秀容故城在岚州宜芳县南，当今之岚县。护军之制是不立郡县，实行军管，与镇戍制度相近。西晋以来已有此制，北魏早期也曾实行。秀容之立护军当是为镇压胡人，而《魏土地记》“秀容胡人”连文，似乎秀容即是胡人之名。岚县在忻县之西，秀容胡人想也是契胡之类了。《元和志》在宜芳县秀容故城之下载刘元海感神而生，姿容秀美，因以为名云云，望文生义，自不可信。
关于契胡种族，陈寅恪先生以为即是羯胡。《高僧传》里所谓“瑞应四十二契”“梵呗三契”的“契”都是偈字的另一译音。向达先生说，参看《补说唐代俗讲二三事》，载天津《大公报·图书周刊》第一八期。契可以对偈，当然也可以对羯。时人称魏收替尔朱氏作家传，不用羯而用契字，也许即其一例。《洛阳伽蓝记》永宁寺条载北海王显与魏庄帝书有“共叙哀辛同讨凶羯”语，“凶羯”指尔朱荣。《北齐书》二一《封隆之传》记高欢的话，也有“与诸君剪除凶羯”语，指尔朱兆。羯字通常既非泛指胡人，当是指羯种而言了。《晋书》一二二《吕光载记》：“光攻城既急，〔龟兹王〕帛纯乃倾国财宝请救狯胡。狯胡弟呐龙侯将馗率骑二十余万，并引温宿尉须等国王，合七十余万以救之。胡便弓马，善矛矟。”又九七《焉耆传》记其王龙安“夫人狯胡之女”。晋宋之间属于广韵去声泰废等韵字与入声月黠屑薛一类韵尚未划然分用，泰韵的狯和月韵的羯又双声，狯胡可能也是羯胡的另一写法，犹之赫连屈孑（薛韵）亦作屈正（泰韵）也。（此点承周祖谟先生指示，合志感谢。）
第四是焉耆胡。魏书三○《车伊洛传》：焉耆胡也。世为东（疑当作西）境部落帅。……延和中授伊洛平西将军，封前部王。……伊洛又率部众二千余人伐高昌，讨破焉耆东关七城。……〔为沮渠安周所破〕收集遗散一千余家，归焉耆镇。……正平元年（４５１）伊洛令〔子〕歇将弟波利等十余人赴都。正平二年伊洛朝京师。车氏也是北魏境内的西域胡人。《魏书》一○一《高昌传》：高昌者车师前王之故地，汉之前部地也。参看《梁书》五四《周书》五○《隋书》八三《高昌传》。……初前部胡人悉为高车所徙，入于焉耆。车伊洛大约即是徙于焉耆的车师前部人。所以虽名焉耆胡，而封为前部王。四种胡中，焉耆胡的人数大概最少。但除车伊洛以外，焉耆胡的聚落也不无可考。《八琼室金石补正》一六收西魏王慎宗等造四面象记云：大魏大统元年（５３５）岁在乙卯四月丁丑……佛弟子（以下人名上皆有佛弟子字样，今皆略去。）王慎宗……车枕洛……车永……车虎仁……车杴柟……车天寿……车元兴……车太平……车洛。……车姓诸人名中两个都带洛字，疑即车伊洛之类。可知六世纪初，西魏境内尚有焉耆胡人的聚落存在了。《魏书》七七《羊深传》有北地人车金雀，疑亦焉耆胡的车氏。
综括本节所推论，北朝境内以胡称的四种少数民族——即山胡卢水胡契胡焉耆胡，除最后一种明见史文以外，其他三种也都与中亚胡人有关。他们在当时的地位，则依照他们武力强弱或文化高下，而各不相同。大致北朝统治者对后二者比较优待，对前二者采取更高压的手段。
（三）羌
其他少数民族有羌氐蛮巴僚等，现在依次讨论。羌人为后汉时西方最大势力，西晋以后入居中国，南安赤亭羌之姚氏并且在长安建国。四一七年后秦为刘裕所灭后，姚泓部下很多投奔北魏。而其他非姚氏直系的羌人部落，如冯翊羌酋党道子，河西羌酋不蒙娥，杏城羌酋狄温子等，都在泰常四五年间（４１９—４２０）降附北魏。参看《魏书》三《明元纪》。北魏境内羌人聚集最多的有几个地方。一是秦州，州治在上封城（今甘肃天水）。莫折太提是秦州人。孝文时秦州羌吕苟儿聚众反，见《魏书》五八《杨椿传》。又《魏书》八《宣武纪》：永平三年（５１０）二月癸亥秦州陇西西羌杀镇将赵，阻兵反叛。州军讨平之。案《元和郡县志》三九秦州上邽县条：后魏以避道武讳，改曰上邽（当作封）。废县为镇。所谓镇即上封镇。《魏书》四一《源贺传》明言“统万高平上邽（亦当作封）三镇”。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一以为“各书无立镇之说，恐《元和志》之说未足为据”。实未详考。上邽之立镇自然与镇压羌人有关了。另一是泾州。《魏书》四七《卢渊传》：是时（太和十七年前后）泾州羌叛，残破城邑。渊以步骑六千众号三万，徐行而进。未经三旬贼众逃散。降者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