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出身安徽临濠（今凤阳市）贫农，早年遭天灾家变，栖身皇觉寺，皈依佛门，后乘两淮民众在白莲、弥勒教的倡导下起义反抗蒙元暴政，投军郭子兴，及其侍奉韩林儿宋国政权，脱颖而出，翦灭地方豪雄及元朝而开国的事迹，明修《元史》及《明太祖实录》等官史已有详细记载。不过官书对前朝史事有政治忌讳，常肆缘饰或甚至曲笔，需要勾勒权衡《庚申外史》、陶宗仪《辍耕录》、叶子奇《草木子》及俞本《纪事录》等元末明初的私史野乘，爬梳考核始得真相。清初钱谦益（1582—1664）纂《国初群雄事略》及《太祖实录辨证》，与潘柽章（1626—1663）撰《国史考异》及民国王崇武（1911—1957）著《明本纪校注》皆有重要发明，近人论述元明史事莫不以为津逮。史料摘录见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讷与陈高华编辑之《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四册。这些元末群雄起事记载的摘录见《元代农民战争》上、中、下编， 包括《元史》、《明太祖实录》、《明史》，及权衡《庚申外史》、叶子奇《草木子》、陶宗仪《辍耕录》，及俞本《纪事录》等。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及《太祖实录辨证》，与潘柽章《国事考异》及王崇武《明本纪校注》四书对明初史事的考证详下注。近代史学对朱元璋的论著甚多，主要传记为吴晗：《朱元璋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修订本）；吕景琳：《洪武皇帝大传》（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 陈梧桐：《洪武皇帝朱元璋大传》（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5）。其他论著参朱鸿：《近十年来(1989—2000)有关朱元璋研究的介绍》，《汉学研究通讯》第20卷第1期（2001年2月），页28—44；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研究中心编：《明太祖及其时代论文汇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2006年）。英文论著见 Long Live the Emperor！Uses of the Ming Founder across Six Centuries of East Asian History， ed。 Sarah Schneewind (Minneapolis， MN： Society for Ming Studies， 2008)。今据史籍记载及时人论述，朱元璋的开国事迹与本题旨有直接关联的有以下数点：
首先，元末蜂起反抗蒙古的武装组织有两种号召，在宗教者为白莲、弥勒教之“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的千禧年口号；在政治上则为兴复汉族统治，而其具体的表现为重建赵宋王朝，这两种号召很快结合一起，成为北派“红巾”之反元运动的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1367，人称宋刘光世［1089—1142］之后）于至正十一年（1351）在安徽策动民众起事的资源。《元史·顺帝纪五》是年记：“五月……辛亥，颍州妖人刘福通为乱，以红巾为号，陷颍州。初，栾城人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广平永年县。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江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福通与杜遵道……复鼓妖言，谓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福通等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为乱，事觉，县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其妻杨氏，其子韩林儿，逃之武安。”《元史·河渠志》又载：“先是岁庚寅（1350），河南北童谣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及〔贾〕鲁治河，果于黄陵冈得石人一眼，而汝、颍之妖寇乘时而起。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关于韩山童及刘福通抗元事迹见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简称《事略》；中华，1982）卷一；《元代农民战争》第1册，中编，刘福通、韩林儿部；《元史》卷四二，页891及卷六六，页1645.刘福通事迹详见页9注①所揭资料及研究论文集。关于白莲教的历史及其教徒参与抗元战斗的经过详见页5注①引和田清及王崇武论文，及页5注②引杨讷关于元代白莲教的研究。英文论著见John W。Dardess， “The Transformations of Messianic Revolt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9.3(August 1970)：539558；Daniel L。 Overmeyer， Folk Buddhist Religion： Dissenting Sects in Late Traditional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chap。5； B。J。 ter Haar， 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 (Leiden： E。J。 Brill， 1992) ，pp。115123.以上史源同时人权衡《庚申外史》、陶宗仪《辍耕录》及叶子奇《草木子》等私史又有补充。《草木子》言：“从之者殆数万人，以赵宋为名。韩山童诈称徽宗（1101—1125在位）九世孙，伪诏略曰：‘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盖以宋广王走崖山，丞相陈宜中走倭〔日本〕，托此说以动摇天下。”由此可见，韩山童、刘福通等白莲、弥勒教徒以恢复大宋王朝为争取民众支持的同样重要的口号。参叶子奇：《草木子》（中华，1959）卷三上《克谨篇》，页50—51；权衡：《庚申外史》，见任崇岳：《庚申外史笺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页58—59；陶宗仪：《辍耕录》（中华，1959）卷二九，页356.
其二，根据《元史》及同时人记载，刘福通与韩山童皆为白莲教徒，以烧香惑众、头裹红巾为标识，因此其部众称为“红巾军”或“香军”。“红巾”作为白莲、弥勒教徒的教帜，因为弥勒佛所放光芒为红色，而红色象征火德，又为一般秘密教派祭祀的共同对象。其所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系出净土宗经典教义，盖因南宋以来白莲、弥勒教已采之为诵读的经典。例如“弥勒佛下生”说出《佛说弥勒下生经》，而“明王出世”之“明王”亦屡见释典。据下揭杨讷论文引述《大阿弥陀经》，阿弥陀佛为“诸佛光明之王”，故此释氏的“明王”应从此出。（按此文系驳斥吴晗扭曲史料，谓韩山童及其徒众胥属明教徒，明初史官修《元史》隐讳朱元璋承大小“明王”之后，因饰词称韩氏为明教徒，“明王”应出摩尼教经卷《大小明王出世经》〔按应作《小大明王出世〔经〕》〕，亦为“大明”国号的来源，详后。）参见页5注②引吴晗及杨讷等论著。至于《元史·顺帝纪》所言韩山童诈称宋徽宗八世孙（《草木子》作九世孙），据叶子奇评语系利用当时谣言“宋广王走崖山，丞相陈宜中走倭”托词以煽动人心，因此“贫者翕然从乱，声势浩大”。（按宋广王赵昺［1278—1279在位］走崖山，溺死其下而宋亡是事实，史乘亦称丞相陈宜中出走谋求外兵勤王，但并非往日本，而系往安南、占城，最后死于暹罗。参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页50；《元史》卷四二，页900.宋广王走崖山溺死及陈宜中走安南谋勤王事迹详陈学霖：《宋遗民流寓安南占城考》，载同作者，《宋史论集》，页339—369.）事实上，当日反元运动颇多援借宋朝国号作号召，并不限于韩山童辈。《元史·顺帝纪五》至正十二年（1352）五月下载：“庚辰，监察御史彻彻帖木儿等言：‘河南诸处群盗，辄引亡宋故号以为口实。宜以瀛国公子和尚赵完普及亲属徙沙州安置，禁勿与人交通。’从之。”见《元史》卷四二，页900.关于元末群雄起事抗元引用赵宋口号及德运象征，参陈高华：《元末起义农民的口号》，载同作者，《元史研究论丛》（中华， 1991），页257—267；相田洋：《紅巾考——中囯に於ける元於民間武裝集团传統》，《東洋史研究》第38卷第4号（1980年3月），页54—63.可知当时中原汉族的人心趋向与元朝官方的应对策略。
其三，韩山童遇害后，刘福通随即于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率部属奉迎其子韩林儿（自称徽宗九世孙）即皇帝位， 号“小明王”，立国号名宋，建都安徽亳州，建元“龙凤”，在位十二年始以覆舟身亡为朱元璋取代政权。韩林儿立国号名宋，显然是继承父业，以恢复大宋王朝为号召及建立其统治的正当性，与其他草莽豪雄有别。韩林儿史料匮乏，事迹不详，看似未有具体能力，或为有名无实的皇帝，而宋国军政系由刘福通把持，不过一切政令俱由皇帝名义而出，以弘扬大宋为政权的使命。韩林儿及刘福通事迹见《事略》卷一；《元代农民战争》第1册中编，刘福通、韩林儿部；《明史》卷一二二，页3681—3686.又参John W。 Dardess撰传，DMB， vol。1， pp。485488； 金元山、戴鸿义： 《韩林儿简论》，《辽宁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页61—64.刘福通事迹的研究详《红巾军领袖刘福通——刘福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界首市人民政府，界首市政协编（合肥：黄山书社，1996）所收论文。因此，当刘福通挥军征讨元廷时便高举大宋的旗帜，如龙凤二年（至正十六年 ［1356］）底， 遣将分略河南、山东、河北等地，曾大书旗联曰：“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朱元璋既为韩氏政权一分子，亦萧规曹随。龙凤四年（至正十八年［1358］）十月，率军克浙东婺州，奉旨设浙东行省于金华府，随在省门竖立二大黄旗，书云：“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明〔开〕大宋天。”牌上又书：“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拥护朱氏的地方儒士，如叶子奇便曾上书建言，如要恢复宋太祖、太宗二祖（960—975，976—997在位）之治，需要推行八项政教人事经济改革，可见“大宋”名号在民间的号召。见《事略》卷一，页16引《秘阁元龟政要》；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页342；俞本：《纪事录》，见张大同编：《明兴野记》（天启丙寅〔六年(1626）〕序刊，今藏台北“国家”图书馆)卷上，页4下—5上。又参叶子奇：《静斋文集》，载《事略》卷一，页28.还须注意，这些以红巾裹头，有红巾军之称的战士，虽然代表白莲、弥勒教的信仰，但韩氏政权以宋为国号，以兴复大宋为鹄的，宋以火德为运，故此“红巾”亦有表彰赵宋德运之意。因此其象征意义并不限于宗教，两者合一，由是大大扩张其号召力。事实上，朱元璋亦从韩宋政权崇尚火德，《皇明本纪》载朱元璋于至正二十年（1360）与陈友谅（1320或1321—1363）在龙湾交战时，其士卒绛衣，行军时举火为号，而刘辰(1335—1412)释云：“太祖以火德王，色尚赤，将士战袄、战裙、战帽、旗帜皆用红色”，自有其特殊意义。参王崇武：《明本纪校注》（四川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5；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重印），页74—75；刘辰：《国初事迹》， 张海鹏编辑：《借月山房汇钞》本（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1967），页20下—21上。近人研究元末群雄史事，囿于成见，过分强调明教的影响，认为此种阴阳五行的玄学解释不符实际，实是忽略当时的政治背景与意识形态。
其四，当日角逐中原豪雄以“宋”为国号者，并非始于韩林儿，早在至正十一年十月，在湖北蕲水称帝的淮西南派红巾领袖徐寿辉，已用“大宋”为名号。不过明修《元史》却称徐氏国号名“天完”，改元治平，在位十年，于至正二十年为部属陈友谅所杀。陈建立大汉政权，四年后亡于朱元璋。“天完”之义甚玄秘，时人杨讷揣测内文暗藏“大元”二字，有“誓压大元”之意，不过缺乏佐证。实则徐寿辉取“宋”为国号，据史树青的揭示，始见于宋濂为徐氏部属江东元帅、后降于朱元璋为“怀远大将军同知鹰扬卫亲军指挥使司事”的于光（字大用［1328—1370］）撰述的墓志铭。志文有言：“会元政大乱，天下兵动，江东西化为盗区，分宁徐寿辉建伪号宋，都九江”，明确记载徐寿辉政权的名号。见杨讷：《释天完》，《历史研究》1978年第1期，页66； 史树青：《元末徐寿辉农民政权的铜印》，《文物》1972年第6期，页12—13，注3.徐寿辉立国号名宋证据见宋濂：《宋学士文集·翰苑前集》，《丛刊》本，卷三 ，页12下。但最权威的证据是1982年在重庆市江北出土，记载继承徐氏政权、信奉明教的大夏国太祖明玉珍（1329—1366）的墓志铭《玄宫之碑》。此碑立于大夏天统四年（1367），碑文首言：“岁庚辰（1350），淮人立徐主称皇帝于蕲阳，颁万寿历，建元治平，国号宋。”这里说明徐寿辉系在至正十年建国，比《元史》所记早一年，而其以宋为名号较韩林儿政权立者早五或六年，又无证据显示其后改名“天完”。徐寿辉起事经过见《事略》卷三；《元代农民战争》中编第1分册徐寿辉部分；传记见《明史》卷一二三，页3687—3689；Romeyn Taylor撰传，DMB， vol。1，pp。600602.明玉珍建立大夏国事迹见《事略》卷五；《元代农民战争》中编第2分册明玉珍部分；传记见《明史》卷一二三，页3701—3703；John W。 Dardess 撰传， DMB， vol。2， pp。20692073.明玉珍墓碑见刘孔伏校：《玄宫之碑》，载《明代史研究》（东京）， 第12号(1984)，页：21—29.详细考证见刘孔伏、薛新力：《谈元末徐寿辉农民政权的年号和国号——附录“玄宫之碑”碑文》，《学术月刊》1984年第5期，页47—50.又参胡昭曦：《“明玉珍玄宫之碑”初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页58—63.然则，《元史》何故杜撰其名以掩盖徐寿辉的国号？此问题与朱元璋在从雄时隶属小明王韩林儿，视宋政权为正统有关，因为若果史乘显示徐寿辉早于韩林儿建国已称宋国皇帝，则韩宋政权便被视为僭伪，这对朱元璋的政治地位会有严重打击。况且，朱元璋在登基为“大明”皇帝后，讳避其曾侍从韩氏龙凤政权，宋国的名号成为禁忌。因此，《元史》窜改徐氏宋政权为“天完”以掩没其实，与这些政治变化有显著的关系。
最后，需要注意，朱元璋于1355年在郭子兴卒后，即被刘福通邀请加入小明王韩林儿的宋国为左副元帅，基于利己形势考虑随即应允。自此在宋国的名义下征战各方豪雄及元朝军旅，扶摇直上，在江南地区成为龙凤政权的支柱。虽然由于朱元璋开国后讳言隶属韩林儿，官史多所掩饰，如《明太祖实录》回避朱元璋接受副元帅之职，而言其以“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一语却之，但其实反是。嗣后朱元璋的军政任命及封爵都是出自宋国皇帝名义，征战驻防皆是竖立大宋的旗帜作为正当性的象征，借此建立超越于地方豪强的地位。见《实录》卷三，页30；参俞本：《纪事录》卷上，页4下—5上。考证详钱谦益：《太祖实录辨证》，载《牧斋初学集》，《丛刊》本，卷一〇一，页6下—7上； 潘柽章：《国史考异》，《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1995）卷一， 页12上—13下； 30上—31下。关于朱元璋对韩宋政权的态度，参杨讷：《龙凤年间的朱元璋》，《元史论丛》第4辑(1992)，页196—229；又参李新峰：《朱元璋任职考》，载朱鸿林编：《明太祖的治国及其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页141—167.朱元璋升迁迅速，1356年三月任宋国行枢密院同佥，同年七月任新成立的江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至正十七年（1357）五月晋江南行省左丞相，所有职位皆由皇帝任命。不过官史避讳，并无提到宋国皇帝之名，但以“亳都升上为……”或“诸将奉上为……”代称。亳都为宋国都，政权的中枢，而“上”指朱元璋；所谓“诸将奉上为……”云云，固系称帝后的尊称。至于朱元璋在至正二十年在应天〔南京〕击败陈友谅后，势力日张，俨为独立政权，其官爵升迁仍然出自宋国皇帝任命，但《实录》掩饰如故。例如二十一年（1361）正月，朱元璋封吴国公，记载称“诸将奉上为吴国公……”，删除皇帝封赠之语。二十三年（1363）朱元璋迁中书省右丞相，而二十四年（1364）又封吴王，《实录》亦言“李善长、徐达等奉上为吴王……”，如出一辙。见《实录》卷四，页45；卷十四，页175； 参俞本：《纪事录》卷上，页6下—7上，14下， 18上。考证详潘柽章：《国事考异》卷一，12上—13下； 又参李新峰：《朱元璋任职考》，页439—447.但事实上，无论其权力如何独立，朱元璋仍然以宋臣自居以维持其地位的正当性；自当上吴王后，檄文皆书“皇帝称旨，吴王令旨”，表示奉皇帝名义行事。到二十六年冬（1366年12月至1367年1月），韩林儿与刘福通应邀赴应天，在廖永忠（1323—1375）护卫下于瓜步沉舟身亡，改元吴元年以为过渡时期，始将令旨改署“奉天承运，吴王圣旨”，俨以皇帝自居。朱元璋檄文署名“皇帝称旨，吴王令旨”今存二篇，署名“吴王圣旨”者一篇，见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台湾学生影万历十八年［1590］刊本，1965）卷八六，页1上—1下， 12下。“奉天承运，吴王圣旨”原件载朱升：《朱枫林集》（合肥：黄山书社，1965）卷一，页1.《庚申外史》称韩林儿之死系“遇风浪掀舟”，谅是当日官方的说法。但其后宁王朱权（1378—1448）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编撰的《通鉴博论》直书：“廖永忠沉韩林儿于瓜步，大明恶廖永忠之不义，后赐死。”史家据此皆认为朱元璋此时自觉时机成熟。特授廖永忠处决前主，后来咎永忠而将之赐死，无非掩盖事实以建立其夺权的正当性。见《庚申外史》，页136—137；朱权《通鉴博伦论》，万历十四年（1586）经厂刊本，卷下，页9上。参《事略》卷一，页39—40.《明太祖实录》缺载韩林儿死事。廖永忠传见《明史》卷一二九，页3804—3806；Chaoying Fang撰传，DMB， vol。1， pp。909910.此事评论参杨讷：《朱元璋与刘福通、韩林儿》，载《红巾军领袖刘福通》，页33—35.
由此观之，朱元璋的崛起一直依傍韩林儿的政权，打着宋国旗帜以建立权力的正当性为创业基础，但到成功开国，君临天下之时，为要突出个人的勋业与无上权威，刻意隐讳其侍奉韩宋政权的事迹以建立天命所钟的正统地位，官史记载便出现种种回避失实的现象。“大明”国号的选定及对“火德”的态度，因此与这些历史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