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宣告定国号为“大明”，建元“洪武”的决议见《初即帝位诏》： 皇帝诏曰：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海内土疆豪杰分争，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凡两淮、两浙、江东、江西、湖、湘、汉、沔、闽、广、山东及西南诸蛮夷，各处扰攘，屡命大将军与诸将校奋扬威武，皆已勘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众庶合辞劝进，尊朕为皇帝，以主黔黎。俛侚舆情，于吴二年正月初四日，告祭于钟山之阳，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以吴二年为“洪武”元年。这篇诏书今存《皇明诏令》。永乐十六年（1418）修成的《明太祖实录》系于洪武元年正月乙亥（1368年1月23日），内容比较充实，主要增补朱元璋逐次戡定群雄及拥有幅员二万馀里疆土的经过，但载其定国号及建元则一。记云： 上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祝曰：“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分争，惟臣，帝赐英贤，为臣之辅，遂戡定采石水寨蛮子海牙、方山陆寨陈埜先、袁州欧普祥、江州陈友谅、潭州王忠信、新淦邓克明、龙泉彭时中、荆州姜珏、濠州孙德崖、庐州左君弼、安丰刘福通、赣州熊天瑞、永新周安、萍乡易华、平江王世明、沅州李胜、苏州张士诚、庆元方国珍、沂州王宣、益都老保等，偃兵息民于田里。今地幅员二万余里，诸臣下皆曰生民无主，必欲推尊帝号。臣不敢辞，是用以今年正月四日，于钟山之阳设坛备仪，昭告上帝皇祗。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简在帝心，尚享。”见《实录》卷二九，页477—479.《初即帝位诏》载傅凤翔编辑：《皇明诏令》，《续修四库》本，卷一《太祖高皇帝上》，页4上—4下。 朱元璋于此宣称宋运既终，蒙古入主中国百年而其运亦已终结，自己以一介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顾及祖宗之灵并英贤的辅助，戡定海内四方豪杰，而百司众庶合辞劝进，遂俛侚舆情即皇帝位。诏书有两处值得注意。首先是强调取天下于“土疆豪杰”（后出版本多以“群雄”代替“豪杰”）之手，并无提到宋国的韩林儿，因此隐没早年侍奉龙凤政权为正朔的事实，亦无表示开创新朝是继承蒙元而来。其次是朱元璋所定名号为“天下之号”，有别于元末群雄各自建立政权所定的国号，前者代表统一全国的正统王朝，后者则为局处一隅，建立短暂僭越政权的名号。不过诏书并未透露“大明”及纪元“洪武”的取义，明初官方对此未作解释，而当代文人论述亦无道及，原因无疑出于太祖的禁讳。王崇武《论明太祖起兵及其策略之转变》曾引两则宋濂所作的墓铭，指出明初把国号列为禁讳，曾有时人因犯名讳遂改姓名，或因以国号为名称而获罪。参王崇武：《论明太祖起兵及其策略之转变》。按此文于《集刊》第10本第1分在1948年重版时略有修订，标题之“策略”二字易为“政策”，页码为55—69.以下征引本文时皆用1942年原来版本。资料见（一）《元故处州路总管府经历祝府君墓铭》，墓主为祝大明，墓志云：“府君讳大明， 后避国号，更之为大朋，字公亮。”此为因名字犯讳要更改之例。（二）《故岐宁卫经历熊府君墓铭》，墓主为熊鼎（1322—1376），墓志云：“温有邪师曰‘大明教’，造饰殿堂甚侈，民之无业者咸归之。君以鼓瞽俗眩世，且明犯国号，奏毁之。官没其产，而驱去其众为农。”此为因其教为邪义而其师之名又犯国号而遭禁毁之例。引文分别载宋濂：《宋学士文集》，《芝园后集》，《丛刊》本， 卷八，页7下；及《芝园续集》卷四，页6下。王氏解释云明初避讳本疏，其所以遽避国号，怀疑系以“明”字本兼“明王”意义，有浓厚宗教色彩，而太祖在开国后讳言早年事迹，故此明国号的来源亦成禁讳。其意甚谛，但对“明王”的来历未有交代。
明中叶后，朝廷对国初事情逐渐开禁， 因此至于明亡出现以下几则时人对国号的来源或释义的讨论。
（一） 夏原吉（1366—1430）《一统肇基录》：“未改元时，上欲尽除道教，有道士黄月清奏曰， 昨日臣到三天门下，见张一金榜，大书十字于上云：‘山川尊洪武，日月照大明。’上以其言合己意，遂定国号改元，道教因得不废也。”载孙幼安编辑：《稗乘》（台北艺文，1967），页10下。《一统肇基录》以记载国初野史稗闻见称，这则解释似出道教徒的宣传以争取官方的信重，但并不符合史实。因为史乘并无太祖国初欲去道教的记载，反之对道士如周癫、张铁冠（张中）之流十分见宠，夏原吉所记，谅系小说家之流的子虚之说，不可置信。
（二） 祝允明（1461—1527）《野记》：“韩林儿始由颍川逃之武安，为穿窬，渐肆劫杀。有徒既繁，乃啸乱称小明王。刘护军始就之，谓‘竖子不足谋’，去适皇祖。皇祖初亦与共事，谓刘：‘应便除之乎？’基云：‘不足为，伺他息烦时，彼应已先下矣。’因请建号‘大明’，太祖从之，韩果先殄。”《集成》本(上海商务，1936)，页1.祝氏《野记》性质与前书类似，此处之刘护军即太祖的佐命功臣刘基（1311—1375），但所称明国号出于刘基的建议极可疑，因为现存资料并未见刘基首先侍奉韩林儿而后改从朱元璋，亦无建议国号的记载，对“大明”的名义又未作解释，恐系出于民间流言。
（三） 孙宜(1507—1556)《洞庭集》卷四 《大明初略》：“国号大明，承林儿小明号也。”载郑振铎编：《玄览堂丛书续集》(1947；台北：“中央”图书馆重刊，1985)， 第4册， 卷四，页260.孙宜为嘉靖年间(1522—1566)举人，著述甚丰，《大明初略》为一叙述本朝兴起的简略纪事。这是明人记载中唯一提示大明国号与小明王韩林儿关系的，足见明初虽然忌讳太祖出处及承传，到中叶依然有口碑流传，但是作者并未解释“大明”的含义及其名号的来历。
（四） 田艺蘅（1524—约1574）：“大明者，国号也。一人为大，日月为明。天大地大人大，而宇宙人物如日月之明，无所不照也。” 田艺蘅为杂家之流，此则解释望文生义，并无历史根据。载沈节甫辑：《纪录汇编》（上海：涵芬楼影明万历刊本，1938），卷一八八《摘抄一》，页1上。
（五） 袁文新（天启）《凤阳新书》卷一《太祖本纪》：“本姓朱，本祝融。祝融，帝颛顼子，为帝喾火正，有大勋于天下，故别为祝融。在国臣〔柯〕仲烱言：‘……太祖定鼎金陵，则祝融之故墟也。故建国号“大明”，其有祖也。夫祝融大明，容光必照。……所以我太祖以大明建国，亦以大明光天，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重民历，以示三纲五常，以昭日用，以引趋光而避凶，此皇明治天下，潜移默化之大旨。所以四海来朝，亦以是赐之耳。知此道者，其可以语我太祖取号“大明”之秘义乎。’”《凤阳新书》为明季修纂的太祖家乡新志，卷一描述朱元璋出身系以儒家经典观点作解释，显示代表官方的儒士立场。首言朱姓出祝融，祝融系帝颛顼子，为帝喾火正，此处采自解缙（1369—1415）编撰的《帝典》，烘托附会朱元璋的出身，作为对其神化的第一步。柯仲烱未悉何人，所引述其对国号“大明”的解释：“夫祝融大明，容光必照”以下十数句，亦系采自儒家经典与阴阳五行方位的理论。例如明是光明，合日、月二字，古礼有祀“大明”，朝“日”夕“月”的说法。千多年来“大明”和“日” “月”都是朝廷的正祀，为历代王朝所重视。此外，根据阴阳家的推论，南方为火，祝融为南方之神，色赤，北方是水，神是玄冥，色黑，新朝建都金陵，是祝融的故墟，正好克制起自蒙古大漠，在北平建都，五行属水的元朝。这种以阴阳化的儒家理念作为国号的解释涵盖朱元璋以“火德王”的成说， 但并不吻合明朝开国的宗教背景与历史事实。《凤阳新书》有天启元年［1621］刊本。解缙《帝典》已佚，内容见解缙：《明帝典题词》，载《解学士文集》，《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1987）卷十六，页1上—1下。有关儒家经典及阴阳学说对“大明”的诠释参吴晗：《朱元璋传》，页142—143.
以上各则解释都不能成立。清朝入关以后，世祖（1664—1661在位）顺治四年（1647）即下诏纂修明史，经历康熙(1662—1722) 、 雍正 (1723—1735) 三朝，时断时续，至乾隆 (1736—1795)元年始完成。但有关资料未见纂修诸臣讨论明朝国号的记载，因此《明史·太祖纪》但言“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明，建元洪武。”见《明史》卷二，页19.关于清初官纂修《明史》的经过及对史事撰述的讨论，详李晋华：《明史纂修考》（《燕京学报》专号）之三（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此处去“大明”为“明”，当系以清朝独大称为“大清”，不便称明为“大明”之意。明清间参与纂修明史的名学者如钱谦益及潘柽章， 虽曾分别著述考证名作如《太祖实录辨证》及《国史考异》，但并未对明国号的来历及取义作出解释，因此这个问题便要等待到民国以后才获得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