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3年初，张国庆开船出去卖鱼，偶尔听人讲起有移民扶贫这档子事，又听讲政府正好在石角湾那里开会研究这事儿，当时他兴奋得头发都飞起来了，立即赶到了石角湾，找到了修水县五丰乡的移民专干刘绍平。素来腼腆的张国庆这次成了话痨，他向刘绍平详细地介绍了自家的情况。刘绍平起先有些不相信，以为他夸大其词。张国庆马上向他发出邀请：改天你们到我家看看，看了你们就知道我没有夸大事实。刘绍平当时没说话，张国庆有些沮丧。但几天之后这沮丧就化作了喜悦。因为刘绍平领着乡扶贫办的几位同志到了岛上，亲自领略了“现代鲁宾逊”的生活滋味。临别时几位同志的眼圈不约而同地红了，表示一定会安置好张国庆一家。
2003年10月，我们搬到了五丰乡棠溪移民安置点。看着崭新、宽敞的楼房，还有干净、清爽的街道，特别是周围有那么多左邻右舍，我老娘和我老婆高兴得抹起了眼泪。孩子也特别高兴啊，他出生后从没见过这么干净的街道和这么多人。他起先有些怕，后来就天天在外面野，高兴啊！可怜我老爸什么也不晓得。我啊？我没哭，我那天一个人坐在厅堂里看电灯。这里的电灯太亮了！亮得我都不敢相信！
张国庆絮絮地说着，有时会忘了他人的存在。由于移民安置点的住户大多由多个迁出点的村民拼凑而成，尽管张国庆在这里住了七、八年，大多数邻居还是不知道他过去的艰辛。张国庆这会儿的现场直播版故事勾起了他们对从前生活的回忆，现场越来越安静，众人脸上的表情有些恍惚。我问张国庆他家在哪里，他返身指了指街边上那幢装修一新的二层楼房，憨厚的脸上露出自豪的笑容。为了这房子，他和妻子欠了一些债，但张国庆说他不怕。搬迁出来以后，他和妻子在移民扶贫办的帮助下找到了工作。如今他在移民点附近的绿丰纸厂上班，月薪二千多元。妻子钟小兰也在镇上打工，收入一千多元。
我们买了摩托车，家里有全套的家用电器，真的，跟你们城里人差不多。喏，你看，那是我老婆。
张国庆指着远处走过的一个中年妇女小声地说。那一刻他脸上的笑容非常甜蜜。刚才趁我换采访机电池的机会，他有些害羞地说，自己有今天除了感谢党和政府外，还得感谢她。
当时我在库区住，没人愿意嫁给我。后来亲戚把她介绍给了我，她家也在库区。其实她对我的家庭是不满意的，但她对我这个人还比较满意，所以就嫁给我了。要不是她，我现在肯定还在打单只。
钟小兰似乎感觉到了丈夫对她的惦记，远远的朝我们挥了挥手。看着她敏捷的身影，我想起张国庆说的一件事。1994年夏季的一天，他和新婚不久的钟小兰刚刚入睡，突然间听到屋顶一阵脆响，接着轰隆一声，屋瓦噼哩啪啦砸下来，吓得钟小兰搂着丈夫不停地打抖索。张国庆拿着大号电筒出去一看，原来是白天的大雨冲松了山土，发生了塌方，泥土把屋顶砸漏了。
如果再多一点泥土，位置再过来一些，你今天就见不到我了。那天我有自杀的想法。我想我是上辈子造多了恶，不然怎么会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呢？
张国庆的叹喟和黄大波、吴月香的叹喟如出一辙。这不是英雄所见略同，是困惑所感略同。其实和他们有着一样困惑的大有人在，其中修水县农民杨均义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是在修水县太阳升移民安置点看见杨均义的。这位脸色黎黑、身材削瘦的老人在修水县有一定的名气，其名气来源于他的六次搬家。在安土重迁的农民中，杨均义搬家的次数令人称奇。如果不了解内情，乍闻他“传奇”的人会将他看成一个生活浪漫的人。其实不然，他的每次搬家都非自愿，而是情势所近，不得不搬。
不断搬家的人
杨均义原本住在修水县乾隆山。传说乾隆下江南时曾到过该山，且心有所感，夜宿时欣然命笔，题诗一首，留下真迹藏在山下的陈姓人家里。更有甚者，有人还说乾隆本是陈家子，被人以狸猫换太子的手段送入了宫中，所以乾隆实际上是汉人云云。采访时有几个农民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让我疑心他们错将金庸小说中陈家洛的身世移植到了乾隆山。乾隆山听上去颇有帝王风范，生活在其中又是另一番景象。山高、林密、田少、水冷、不便，诸多困难摆在山民们面前，但山民们并不介意。他们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在他们心中，那些斗笠丘冷浆田已被汗水浇灌成了高产良田，坎坷崎岖的鸡肠小道也踩成了羊肠小道。薯丝饭、谷壳火，老婆孩子热锅头，除了皇帝就是我！这句修水的民间俗语如实地折射出山民们安于现状的心态。住在乾隆山的杨均义当时也是这种心态。
总以为会在那儿住一辈子啦！哪晓得！唉！
提起让他闻名于乡野的搬家次数，杨均义满脸的无奈。1972修水年县在乾隆山脚下修田仑水库，杨均义所在的村庄正好是库区。经过几番动员和波折，1973年杨均义一家离开定居了上百年的故土，从坝内搬到了坝外。不久，村里让他去水库当管理员，杨均义又第二次搬家，从坝外搬到了坝上。1974年因为坝上的茅棚太小，容不下越来越多的人口，他和妻子咬牙借了点钱，自己动手，在坝北的山脚下建起了一座稍为宽敞些的茅棚。茅棚的墙是用茅草和了泥浆垒起来的，屋顶上盖的是杉树皮。刚住进去时还能遮风挡雨，半年之后杉皮顶开始漏雨，茅草墙开始透风，躺在家里跟睡在野外差不多，晴时能看到星星、月亮、云朵，雨时床头地面放着茶缸、脸盆、木桶，雨漏叮咚，敲得人心烦意乱。雨大了还必须将油纸盖在被子上，枕头上方绑一把伞，否则全身湿透。最难过的是冬天，即使夏季刚刚用泥巴糊过茅草墙，坚韧的寒风还是刀子似的剔进肉里，冷得人浑身哆嗦。所幸的是坝北山脚下只住了他们一家人，俯拾即是柴草，他们家的茅屋于是终日烟薰火燎，早上起来，大人小孩脸上全是烟渍，身上一股永远洗不干净的烟火味，仿佛悬挂经年的薰肉。尽管如此，全家老小还是很高兴、很知足。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更何况他们的窝比狗窝强些，是草窝。草窝也是窝啊！
有了草窝，剩下来最大的难题是果腹了。为了对付全家人的吃喝，杨均义夫妻俩砍木头、打柴火卖，有时挖些药材，偶尔也到水库边悄悄地捞几网鱼卖给别人，否则单靠那几分挂壁田生产的粮食，全家人非饿死不可。
日子在苦熬慢熬中悄悄地过了两年，转眼间到了1976年。那年冬天雨水少，连续的晴天把山林草木晒得干透。杨均义让家人烤火时千万小心火烛，家人当然知晓利害，处处谨慎。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忽然有一天坝北的山林里冒起股浓烟，接着鲜艳的火舌忽啦啦席卷了半边天，动物们四处逃窜。杨均义领着惊慌的家人奔至坝上，这才躲过一劫，但他们赖以存身的茅房却被烧毁。望着焦黑的山坡和那堆曾经是自己家的灰烬，妻子呼天抢地，孩子们挤在一起，在山风中瑟瑟发抖。欲哭无泪的杨均义，携老牵小的来到水库堤坝的东边，在山脚下搭起了简陋的“人”字棚，对付着住了大半年，这才东挪西借地盖起了三间草房。这时孩子们渐渐大了，有的该上学了，杨均义的家庭负担越来越重。他时常站在草棚外望着天边发呆，不知自己何时才能盖起那种安全牢固的大瓦房。
老天爷，帮帮我们吧！
杨均义不信神佛，但那时他真的希望世上有神佛，能渡他们出苦海。可气的是，老天爷非但没帮他，反而又给了他一个残酷的打击。1980年夏天多雨，坝东发生了一场山体滑坡，杨均义的几间草房被埋得严严实实。好在事故发生在白天，全家老少都在野外，这才没有发生更大的不幸。
爸爸，我们前世是不是造多了恶？要不然老天爷怎么会这样对待我们呢？
孩子们天真的的疑问让杨均义无言以对。他不信佛，但他真的相信因果。有时躺在草棚里，倾听着山风的呼啸，或感受着袭人的寒气，他也在想这个问题。前世因后世果，莫非我前世真的作了恶，今世才得这种报应？
那时候真的好想哭，却怎么也哭不出来，只是觉得喉咙里有根棍子撑住了，讲不出话，觉得自己倒霉透了。我那时最大的梦想就是有几间泥墙的瓦房，旧房子也行啊，只要不漏雨、不透风就做得。
杨均义话不多，在我的再三逼问下，他才吭吭哧哧地讲了当时的心情和梦想。对于一个传统农民来说，土地和房子是他们的终极梦想，但那时的杨均义有什么呢？除了几个家人，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杨均义想到自己和家人的辛劳与努力，想到一直没有起色的生活，他解释不了原因，只有从“因”当中去求证“果”了，由此他相信自己是一个倒霉蛋。只有倒霉的人才会像他这样喝口凉水塞牙、吃块豆腐哽死，搬了5次家还在人世立不定脚跟！
那时做梦也没想到扶贫办会搞移民扶贫，让我们一家搬到太阳升定居点，住上现在这样的钢筋水泥楼房啊？你看，前头屋后的马路修得那样平整，夜晚有路灯，按下开关就有电，打开水龙头就有水，家里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全有了，跟我们那时候比，现在过的简直是神仙日子！我是真的要感谢党和政府、感谢我们修水县移民办的赖波平主任。
杨均义这时的话明显多了起来了，他连着说了好几位县、乡移民扶贫办同志的名字，表情非常真挚。
写到这儿，那只曾经目睹黄大波和吴月香夫妻俩悲伤的眼泪的小鸟又从我笔下扑腾出来，它睁着两只小眼睛，调皮而专注地凝视着杨均义沧桑的脸颊和我摇动的笔尖，接着轻抖翅膀，飞入了天际那抹嫣红中。我知道它要带我去看一幅也许并不是宏大壮丽却绝对动人心魄的历史画卷——这是一幅时间跨度将近10年、空间范围横跨16万平方公里，涉及人数达30多万的家园迁徙图，更是一幅江西省委、省政府实施的惠民工程、德政工程实施图，也是一幅江西扶贫人心系百姓、开拓创新、甘于奉献、勇于牺牲，开创江西扶贫工作辉煌新时代的实景白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