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母校去的一件事，不一定能引起一个人的热心，因为在“归家”一类的快乐感想之中，常不免要夹着一点畏惧：同学们是都已水流云散了，教授们是死的死走的走了，而剩下的几位我所认得的教授，容许也已把我忘掉。校内的建筑和行政呢，隔了十三四个年头，那还有不改变的道理？似这一类的怀疑与恐惧，常能使一个人对于她别离已久的母校，发生一种离心力，发生一个日渐冷淡的态度。至少这正是我十四年来对于我的母校，瓦沙大学（Vassar College）所怀的态度。
今年八月底，我们在加拿大西部的班府城开过太平洋国际学会之后，我便动身到美国的东部去。在动身之前，我曾打了一个电报给瓦沙的三位师长，一定不会把我忘了的师长——马校长，马夫人，及霭教授——说，如他们中间有一位在学校，我便打算回去看看。马校长的回电说，“热诚的欢迎回家来，你来时作我们的客人。”虽然我不知道“我们”两字所指的，是学校还是他和他的夫人，然这一个消息已足使我十分高兴了。
到了纽约之后，方知道学校须到九月廿二方开学。在开学之前，除了校长夫妇之外，是见不到什么人的，故我便决心待开学后再去。同时，马校长又打电话给我，嘱我代他邀请胡适先生去演讲。
九月二十六日的上午，我与胡先生在车站会齐了，一同乘车到柏城去。火车是沿着赫贞河走的，这路我已不知走过了多少次数，闭了眼睛也能认得！那时正值初秋，对岸山上的秋色，正在欲放未放之间。这熟悉的景色，尤其是在西风黄叶学子归巢的时候，引起了我不少的“乡思”——对于曾在读书四年的第二故乡的乡思。火车走了不到两个钟头，便到了柏城的小车站。那时外面正下着蒙蒙的细雨，我心中也起了一种细雨似的悲欢。下得车来，看见马夫人正在找我呢。我们欢欣地握着手，我又把胡先生给马夫人介绍了，一同坐了她的自开车，径到瓦沙去。这一条路我也是走惯了的，但不乘那五分钱一次的街车，而乘马夫人的车子，虽然是一种光宠，于回忆的企求上，却又不免缺少了一个满足。
马夫人自己是一位高明的画家，一位多才多艺的优美人品。马校长初到瓦沙做校长的时候，年纪才三十三岁，长得很漂亮，学问又好。做这样一位女子大学校长的夫人，谁都能知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马夫人的谦和与才艺，不但战胜了这个困难，并且得到了历来同学们的敬爱。她遇事都站在台后，从来不以自己是校长夫人之故，去参加校长与学生们的会议或聚餐，更不用说其他公务的参加或干涉了。但愈自韬晦者愈明耀，只要她自己有发光之点。她所受到的，是全校尊敬与爱戴的荣宠。
到了学校之后，即同大家到校长室去见校长。他的头发已秃了不少，人也比前胖了一点，但丰采言谈却仍不减当年。那天校长同我们在大饭厅吃饭，同座的都是本年学生会中种种事业的职员。我因此知道，学生自治的事业是比了十四年前大不同了，许多从前属于学校当局的权利及事务，如惩罚犯规学生，书品合作社的经营之类，现在是都已移交与学生会，或改为师生合作的事业了。学生会的组织，也是根据了美国立国的三权鼎立的原则而成立的，故他亦有一个立法院，一个司法院，叫做法院的，和一个行政机关。据说这个差不多完全自治的特权，如今仍在试验期中。学校当局每隔三年，给予一次重新的许可，假如他们发见学生会不配负这个重任的时候，他们随时有收回这个许可的权利。这特权的给予始于一九二四年，今年是学生会得到第四次许可的年代。
吃过中饭之后，马校长又导胡先生参观学校，我也陪着同去。新的建筑有十几座之多，而最新式，最美观，最完备的，却要算是那个音乐院了。此外所到的地方，差不多都是我的旧游之地。在这里，我曾独自在寒月之下，凭吊过隔墙的一个公墓；也曾独自听过雨后红胸鸟的鸣叫，和夕阳微风中送来的礼拜堂的钟韵。有时也曾同着两三位同在异国读书的朋友们，听过“冷风怒号，万松狂啸”。如今荒凉的地方是变为整齐繁盛的校路了，而十四年前的青年，也都日征月迈的向着人生的中年大道走去！
本日下午是胡先生给学校讲演，大大的一个学生厅是都占满了。马校长在介绍胡先生之前，先令我对听众鞠躬。他说，“今天我们学校回来了一位女儿，我要你们认得她。”他又对我说，“莎菲，站起来，向大家鞠躬吧。”这分明是一位祖母对于她的回家的孙女说话时的口气，含着的是热忱与得意，我感动极了。胡先生讲演完毕之后，便有许多熟识——校内的和本城的——来向我拉手与亲颊，表示他们的惊讶与欢迎。
晚上是霭教授的欢迎宴，在席上会见了许多旧教授。有一位叫做维而女士的，年纪比较的轻，面貌又几乎很熟。后来方知道她原来是后我一年卒业的同学。真奇怪，这一来，那教授与学生间的矜持与谨慎便立刻被打破了——我到了校中，总不能不感到自己所处的仍是一个学生的地位，无论教授们对我是怎样的客气——于是我们便立刻亲热起来，谈了许多做学生时代的情事，交换了许多同学们的消息。晚饭后，胡先生回纽约去了。我也疲倦到了万分，即由事务处把我送到学校的客房——即是创立人瓦沙先生的客房——去住。这于我真是一个莫大的荣宠与纪念。
二十七日一早，校长的秘书罗女士给我送来了一张单子，注明在今明两天中，我应做的事，应到的茶会及聚餐，和应见的人。这些事有一大半是学校代我决定的，一小半是由我自己指定的。我把单子一看，知道尚有今晚的一餐有自由，便请罗女士给我留下了，预备去还一个古怪的债——去陪一位寂寞得很可怜的老太太吃饭。
今天的早饭是同校刊的主笔圣佳因女士，和她的朋友们吃的，除去回答她们的问询外，我又反询了许多学校的新情形，知道（一）现在学校不但允许学生吸烟，并且每个寄宿舍中都有一个吸烟室了。（二）强迫做礼拜是取消了，讨厌的“级戒指”也被淘汰掉了。（三）学生间的小团体，比了十四年前增加到一倍以上，而其中尤以政治会为最显著。这自然是学生自治范围扩充后的一个必然的景象。
谈话之后，休息了一会，便到全校例会中，用谈话的方式，对学生们讲了一点中国妇女的情形。讲毕，便同霭教授及教务长陶女士乘汽车到柏城的公墓，去瞻拜手创瓦沙历史系的沙门女士之墓。我们各献了一束鲜花，噙着眼泪，肃穆的在坟前站了一会，方凄然走上汽车，回到了校里。在这十四年中，我所认识的瓦沙师长们，逝世的亦有四五位，但最使我感伤的，乃是沙门教授，和威利教授二位。威女士是从前英文系的主任，她对于学生人格与学问的影响，与沙女士的不相上下。她是在去年春间逝世的，但因为葬在另一个城中，我此次重来，竟连她的墓地也不能一瞻，真是感慨到了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