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饭是同马校长夫妇在他们家中吃的。一样的饭厅，一样的座位，只马家的三个小孩子都变为青年了。我们如家人团聚似的，很自由很欢乐的畅谈了许多教育问题。马校长告诉我，从前学校对于学生的个人注意——瓦沙是以这个教育态度著名的——尚只限于智育一方面，现在则已推广到学生的人格方面了。他又举了一个例子：在五六年前，学校发见一个学生在室中自缢，他们便把她救活了。依照普通的办法，把一个人救活之后，当然是把她送到她的家里去，此后便万事俱了。但瓦沙却不这样做。他们认定这种情形，比了读书不及格还要严重，纠正它乃是教育家的责任。故马校长，马夫人，和校中负有训育之责的人，便把这位女生“拿到他们的手中来”。后来经过了细心的研究和数年的忍耐的指导，这位学生现在是不但及格的毕了业，并且已经走上了一个最康健的人生大道了。我听了之后，不由得不想到我们中国现代的青年男女。他们一个个骑着瞎马走夜路，得不着一点点师长或家长的指导。把他们的处境来与这些美国女儿的比一比，真不能不使人感到人生命运的有幸有不幸了。
马校长又说，“我们很愿与中国的知识界有点合作，但中国学生来的是那样的少，并且孟何立，威而斯来，及斯密斯（Mt.Holycke，Wellesley and Smith）的三个女子大学在中国活动已久，我们即使努力，恐怕也将没有机会。”我的回答是：瓦沙很少中国女生的缘故，一半是因为现在的女学生不甚了解专门女子大学的优点，不甚热心到这一类的学校来，一半也是因为瓦沙的费用特别浩大，中国人不易担负。关于与中国知识界合作之事，我的意思是：孟何立等三个学校，虽然久已与中国发生关系，但这关系差不多完全是限于传教士的世界的。它们并不曾把非基督教的，中国固有文化的知识界作为一个合作的目的，容许他们竟还不曾注意到这一点。所以这件事业，至今还是一片荒地，正可以待瓦沙去开垦呢。
那天与马校长整整谈了两小时，知道了这十几年来瓦沙的许多改革，但因读者们不知本校的背景，听来也难感到兴趣，故现在单择几件比较有普通教育兴趣的说一说。
瓦沙第一件引起美国人士注意的新事业，是一个优行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Euthenics的创立。这是专门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康健关系的，尤其是家庭中亲子之间的问题，和儿童心理及训育的研究；此外如营养问题，治家问题等，也在它的研究范围之内，它的性质，与中国儒家所标举的修身齐家的意义，有点相仿，虽然要比后者现代化与科学化得多。它和学校中各门各系有一个根本上的不同，那便是，它不是专为本校学生设立的，虽然本校学生有加入研究特权；凡是具有相当条件的人，无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能加入这个研究部。它是教育界的一个新试验，而瓦沙大学却不但是它的首创者，并且至今还是这个试验的领袖。
第二件新事业，也是与这个优行学有密切关系的，它可以说是优行学的一种实行。它是今年成立的一个新组织，叫做“寄宿师制”（Board of Residents）的。它的部员是各宿舍中的训育教员们，它的精神是师生合作，而它的大目的，乃是在人格的训育与知识的启发之间，创立一个密切的关系与合作。因此，每一位寄宿师的责任，不仅仅在指导学生的行动；并且每个学生的人格，知识才能，习惯，康健，等等，都须受到这些住校教员的分析研究，作为教授们授课的根据。这是这个新组织的第一个目标。它的第二个目标，似乎是补救学生近年来所得到的多量的自由与自治权。因为在表面上看来，学生的自由自然是比从前加添得多了——如吸烟，星期末的跳舞等——但学校当局却并不曾放弃了他们指导学生的天职。不但不能放弃，正因他们给予了学生这许多的自由和自治特权，他们觉得指导的责任比从前更为严重。不过从前的所谓指导，是学校立于施令的地位，学生则是俯首受命的；现在却是两方面立在平等的地位来合作，虽然学校仍免不了要居于大姊姊的地位。这个情形，在舍监部的变为寄宿师制的一事上，便可以看得很明白。从前的舍监，是每舍一位：她们的职权，是代学校施放命令。现在她们是单管一些琐屑的学生社交事务了，并且人数也由七位减到了“一尊”。而上面所说的寄宿师，则不但代替了她们的地位，并且命令也完全变为合作，责任也一直扩充到课室的门外了。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积极的学校的指导与合作为背景，学生的自由与自治方能向着那美丽平坦的道路走去。
第三件新事业——或可说是新规则——是刚在我离校那年设立的，那便是，一个学生的功课，无论怎样的好，假使她不能独自游泳五十码，以及使用两种游泳姿势，她仍将得不着瓦沙的文凭。
第四件显见与前不同的情形，是各教授薪水的加增。有许多从前每年三千金元的教授，如今都改为六千金元了。马校长说，瓦沙有一件幸事，即是至今尚不曾受到经济上的困难，故许多事业他都可以放手做去。他又告我：因学生在学校的费用太大，故当局已指定两个半宿舍，作为自助学生的试验所。学生靠了自己做工，每年可以节省二十五元至一百五十元的费用，看所做之工的多少轻重而定。这当然也是美国经费恐慌后的一个现象。
我们一面谈着，一面又由马校长开车，同马夫人和我到莫亨湖去游览。这是赫贞江上的一个名胜，从前我也曾去过一次。那里山高霜重，红叶已是很灿烂了。我们折了一大把红黄的叶子，才慢慢的回到了学校里。我与马校长夫妇道谢作别后，马校长又把我叫住，说，“你今天下了一个好种子在肥土上，我们看着发芽吧！”他所指的，是我们谈的瓦沙与中国知识界合作之事。
二十八日是我留校的最后一天。那天看了四个课室，每次都为那一课的学生谈了二三十分钟的话。这四课之中，倒有三处是我从前受课的地方，教授与课目也没有多大的改变。我看着他们给学生分配工作，坐在我原来的座位上——那是我的教授们特意叫我这样的——那少年时代的无忧生活便猛然的闪到眼前，撞到心上，使我忍不住一阵心酸，热泪几乎夺眶而出。下午我独自雇了一辆汽车，去访问了五六位教授们；又到了两个茶会，看了一会图书馆中的新建设。晚饭是在城中的一位老友家吃的。因为马校长夫妇定要我再回去谈谈，故晚饭之后，仍旧回到了校长的家里，畅谈了一小时。
那晚我乘的火车，是在纽约到加拿大的总线上，但柏城不过是一个所谓旗站。要有人摇着旗，车子才停。不过纽约已经有过电话到车站去，说今晚有一个客人要在此上车，故马校长夫妇送我到车站的时候，站中的人已经预备好了。到得车站，又见霭教授和图书馆的主任包登女士在那里拿着花等着。我们立着谈了十多分钟的话，看看离火车来到之时，尚有二十余分钟，我便坚请她们和马校长夫妇回去。他们最后的一句话，是：“下次不许这样的淘气，隔了这许多年再回来！”
那时已是中夜了。小车站中空寂不见一人，除了一个脚夫，和一个票房的司事。我不能再静坐了，站起来，跟着脚夫到月台上去等车子。脚夫推着放置我行李的手车，很不愿意的说道，“在这个时候，从这里上车的人，一个月不过有一二次。”我给了他半块金元，说，“真过意不去，不过我要回到中国去呀！”他把钱放到了口袋中，神色便和气多了，说，“呵！你是来玩的？”我说，“是来看看我的母校的。”他说，“呵！原来也是瓦沙的姑娘。那里开学了吗？火车每天都带来不少的年轻姑娘呢。”我再抬头一看，只见半圆的新月，已经挂到西方天上了，它正照着一个万里长征的孤客，在一个冷暗的车站上。要不是靠了这三日来母校所给予我的温情与热爱，把我的心保护着，使它沉醉在一个美丽的感情世界中，我真将受不住这个凄凉景地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回国半月后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