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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关于我的打油诗

——《银翘集》序

青年编辑朋友如水兄搜集了我过去和现在写的旧体诗,并要我写一篇自序。实际上我并不是一个诗人,也从未认真写过什么像样的诗。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间,确实有时也写过一些,但都是写着玩的。尤其是在最近二十年间,写的自己叫作“打油诗”,恐怕连打油也不够格。朋友好意想给我出个集子,又费工夫代我搜集,盛情难却,就只好“打鸭子上架”,遵命了。

我开始写旧诗很早,大概在我上中学以前,当时才十多岁。我家里给我请来一位老先生,名叫魏汝舟,自号自宽老人。他原来在前清末年考上秀才,但没有能够中举做官,就碰上庚子国变,八国联军进京,他家里也被烧抢一空,夫人和孩子死于非命,只好到人家里教书糊口。我十岁左右,就随他读些古文,因为当时已是民国,没有科举制度了,所以虽读了一些四书五经,但《十三经》也没有背诵完,就改读一些《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之类,又读了一些《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等。此后又读了楚辞。这些读完了,老师就教我作诗,这是因为他本人也喜欢作诗,每年都要编一本诗集,作为消遣。他的诗稿,过去曾给我一本留念,可惜后来遗失了,没有能够保留下来。他开始是教我如何辨平仄四声,然后教我对对子。因为我当时已经熟读过一些唐诗,因此没有一两天就懂得了。对对子开始是学习一些顺口溜,如“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之类,这些也很容易就能仿效了。记得我初学对对子时,魏先生叫我写一联描写春天景色的句子,我诌了一联是“乳燕剪残红杏雨,流莺啼断绿杨烟”,先生大为赞赏,说我是个神童,我也沾沾自喜,从此我就喜欢尝试作诗。但实际上当时我没有试写过一首七律,只是学着对对子而已。这大概是我十二三岁时的事。我上了中学以后,因为学校功课忙,就没有跟魏先生再学作诗,只忙于学英文及学习中外史地和声光电化等物理课和数学课。当然在课外还是阅览了不少书,只是没有再学写诗。

到了高中一二年级,同班有一位同学廉士聪,他很喜欢中国诗词,也试写一些旧体诗,受他的影响,我也写起诗来。从高中一年级到三年级的两三年时间,我同廉士聪一唱一和,大概也写了一百来首。当时我们都喜欢读汉魏古诗,从来不写唐代以来的近体诗。当时天津报纸上有个副刊,名叫“文学副刊”,主张“旧瓶装新酒”,我们都受其影响。我当时写过一首诗《雪》,又写过一首《死》,这两首诗廉士聪曾抄下来,后来寄给吴宓(雨僧)先生看,很得他的称赞。这两首诗过了二十年后,我同廉士聪在重庆又见面,才保留下来,其余写的就早已遗失了。

我说在中学时候没有写过近体诗,回想起来,这也不完全准确。记得有一次忽然生病发高烧,家里请了大夫,说是得了猩红热,家里都很紧张着急,但我没当回事,过了几天也就好了。病中曾写过一首七律,现在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其中两句,是“微恙敢欺杨宪益,奇文长忆爱伦坡”。爱伦·坡是一位美国作家,他写过一些小说,其中一篇叫作《红死》。我写过一首古诗叫作《死》,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前后。总的来说,我在读高中时候,写的基本上是五言古体,很少写五七言近体律诗或绝句,我想起的那一首,大概是唯一的例外。

中学毕业后,去英国读书六年。虽然读了不少外国诗,但没有用中文写过,好像对中国旧诗都忘记了。在伦敦认识一位王礼锡,他很喜欢写诗,当时我同他经常见面,总是谈宣传抗日的事,从未谈诗。回国后第一年,本来是吴雨僧先生从廉士聪处看到我在出国前写的一些诗,就从西南联大约去教希腊拉丁文的,可惜我母亲一定要我留在重庆,结果昆明未去,也未见到吴先生一面。我这一年没有写过诗。第二年到了贵阳,在新成立的贵阳师范学院,任英语系主任。当时师院的中文系主任是尹石公先生,是梁实秋的好朋友。尹石公老先生人很有趣,他最初认为我才从国外回来,是个洋学生,只懂得莎士比亚。后来我故意写了一篇《远游》,用汉代骚体,给他看,作为敲门砖,他看了大为欣赏,从此我们就变成好朋友。他常常同一些贵阳的老先生们聚会,一起喝酒作诗,也拉我去参加。我同他们也唱和过一些旧诗。在这些老人中后来认识了重庆的参政员卢冀野,是一位江南才子。我在这一年内,受他们的影响,开始又写一些唱和的律诗,现在这些诗稿早已遗失,一句也记不起了。尹石公还在贵阳报纸上编过一个副刊,名叫“小雅”,我在这个副刊上也发表过一些打油诗,这是我写打油诗的开始。

一九四二年离开贵阳,回到成都和重庆北碚,此后就没有再写旧诗,一直到解放以后。到了一九五七年三月,党号召大家起来帮助整风,鼓励大鸣大放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民主党派成员,也被鼓励带头,但是开头大家都不敢讲话。记得当时我写过一首绝句,就是“应是东风吹未透,鸟鸣花放总艰难”那一首。此外还有几首鼓励大家鸣放的绝句,记得其中有句云“有意催花花不发,解铃还待系铃人”,那些被一位好事的年轻朋友拿去写成大字报,并未得到我同意,那些诗今天也早已想不起来了。此后运动不断,我没有再写过诗。到了五十年代末,因当时的某些人怀疑我同外国帝国主义特务有关系,我的心情很坏。正好赶上苏联赫鲁晓夫同我党关系变坏,赫鲁晓夫在国内揭发斯大林的错误,我们党指责他是修正主义分子,同阿尔巴尼亚的霍查一道反对苏联党的做法,发表了“九评”。我个人站在同情苏共方面,一时冲动,写了四首律诗,记得头两句是“猎猎东风夜撼关,会看春色破层寒”,以下记不清了。这大概是一九六○年初春的事。我把这四首诗抄下放在写字桌上,后来被同事抄走了。当时没有什么反应,到了一九六六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有同事把这四首诗写成大字报,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是“赫鲁晓夫的孝子贤孙”等等,一下子成千张大字报贴满了外文局四座大楼,对我的批斗就开始了。到一九六八年我同我爱人一同被抓去坐牢,过了四年才被释放,说我的历史问题查清楚了,不算反革命,依旧回原单位工作。在这十多年时间,当然没有再写诗,只是才开始坐牢期间,记得作过一联是“开国应兴文字狱,坑儒方显帝王威”。这当然是当时的气话。出狱以后没有再写诗,“四人帮”垮台后许多年也没有写。开始再写旧诗是八十年代,这又是朋友们引起的。

八十年代,我同诗人黄苗子兄常常来往。黄苗子兄的打油诗写得比我好,我们常常唱和,互相寄阅一些开玩笑的打油诗。“文革”结束后,我们心情都很好,写了不少。到了一九八九年,黄苗子兄到澳州去了,我因当时情况有了变化,也就再没有心情写诗。最近几年,有朋友鼓励,才又写起诗来。我写诗的经历大概就是这样。

回想我这前半生,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写过一点旧诗,一直到现在,时间拖得很长,经历过差不多六十年,但认真读过的旧诗并不多。中学时读过一些汉魏古体诗,又读过一些唐诗,后来尤其喜欢过晚唐诗,但宋诗和以后的诗集很少看过。所以对旧体诗歌并没有什么根底,写诗的时间也很短,大概只占这六十年的十分之一,或者还不到。这大概是因为我比较早的时候就感到自己不是个写诗的料,因此也从来没有认真写过诗。同朋友一起高兴,凑上几句,写了就丢掉了,从来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我们的语言发展到了今天,既然都用白话了,我对新诗当然也不反对,只是感觉到我们的新诗今天似乎还无格律可循。如果完全不管一点格律,诗歌和散文的分别就不好掌握,所以我对写新诗一直还不敢问津。用旧体诗表达今天的思想感情自然局限性很大,很不理想。但是自己没有做诗人的自信心,没有开创的勇气,也只好用旧体来应付了。所以我写旧体诗只是为了偷懒。利用前人的格律比较省事,这并不是自己喜欢守旧。

非常感谢好几位朋友鼓励我编订一本诗集。特别要提出的是香港的罗孚兄,他前几年在北京时就曾要收集我过去的旧诗。还有诗人吕剑兄和邹霆兄,他们都帮我抄存下来好几十首诗,然后就是要感谢如水兄,没有他的收集和复印,这本诗集是搞不出来的。

诗集编完了,朋友们认为这本集子总要起个名字。我记得前几年同黄苗子兄唱和时,曾开玩笑写过一首七律,诗记不得了,但其中有一联云“久无金屋藏娇念,幸有银翘解毒丸”,当时启功兄看到,认为对得还不错。银翘解毒丸是北京同仁堂的成药,专治感冒,我常常服用。银翘是草药,功效是清热败火,我的打油诗既然多半是火气发作时写的,用银翘来败败火,似乎还合适。因此我想就用《银翘集》作为书名好了。是为序。

癸酉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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