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进入英国牛津大学墨顿学院的第二年，有天他的同班同学伯内德·梅洛带了一个姓泰勒的英国女生来，介绍给杨宪益认识。泰勒小姐刚入牛津不久。梅洛与杨宪益很要好，当时他正在追求泰勒。此后他们三人便常在一起玩。杨宪益在自传里写到一段他们三个人在一起时的情景：
……三个人每天都在一起活动：在牛津大学学生会，在河上撑船，到当地一家名叫“泰姬陵”的印度餐馆就餐，或是到其他地方去吃喝。还有一家幽静、偏僻的“鳟鱼酒店”也是我们时常光顾的地方。有一次我们在“泰姬陵”喝得烂醉，我和伯尼离开时从楼梯滚落下来……
之后发生的事让梅洛始料不及，也一定令他懊悔不迭。
梅洛爱上了泰勒，不代表泰勒也同样会爱他。梅洛追求泰勒，渐渐显得尴尬又无奈，因为每当他邀请她一同出去时，她总是推三阻四；而当他告诉她邀请“尊敬的杨”一起出去，她就总是开心地接受。但显然梅洛对此认识不足，还对泰勒抱有幻想。
泰勒入牛津，起先攻读的是法文，梅洛与杨宪益于是也开始去旁听法文课。仿佛是影视剧里的镜头，他俩一边一个坐在泰勒的左右。
有天导师叫他们现场翻译《罗兰之歌》的片断。《罗兰之歌》是欧洲中世纪的一部伟大史诗，全诗近三百节，长逾四千行，是法国最古老的文学作品之一。此时杨宪益已有一些法文基础，虽然程度不深。他在入牛津之前，就曾购买过法文原版的《儒勒·凡尔纳小说全集》，读过法国作家勒南的《耶稣传》、比埃尔·落蒂的《走向伊斯法罕》。还曾在巴黎游览时，听过几个著名的法国汉学家的讲座。但这次与梅洛前来听课时间不长，也没有准备，一时难以翻译，只得向导师坦陈他们只是来旁听的。但过后杨宪益还是把《罗兰之歌》译成了中文。
泰勒很吃惊，杨宪益竟能凭如此短时间的法文学习，就译出一千多年前以当时民间语言罗曼语写成的诗歌！他语言学习的超强能力，他过人的文学才华，令人不得不赞叹。他在译《罗兰之歌》之余，还不忘用法国中世纪古老的语言，给泰勒献上几首他写的诗。泰勒被打动了。
打动姑娘的，还有杨宪益对祖国的热爱。她到他的宿舍去，看见墙上挂着中国历朝历代的疆域图，而且那地图是他亲手绘制的。
在牛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学生社团——中国学会，针对中国文化、政治以及社会局势，或邀请中英两国学者演讲，或开会讨论，非常活跃。学会常务由一名主席与一名秘书负责。杨宪益入学当年就任了秘书，第二年做了主席，并且一直做到毕业。他做主席后，泰勒做了秘书，更多地感受到他对祖国的热情。
她对他的祖国也怀有一种近于故国的感情，这并不是单因爱屋及乌，而是她对于中国有过亲身的感受——“五四”运动那一年，她出生在北京。
这个因素是他们感情发展的酵母。泰勒在中国长到七岁，才被母亲带回英国——已经到了记事的年龄了。所以她儿童记忆的一部分是中国的。更重要的是，这部分记忆是五颜六色且活泼快乐的，她在晚年写的未完成的回忆录里提到过童年的中国印象：
那时候的北京城绚丽多彩，令人眼花缭乱的店铺招牌、富丽堂皇的婚庆队伍、正月十五的花灯、清明节的风筝，还有厂甸活色生香的春节庙会，在那儿花上几个铜子就能买到绝妙的玩具。达官贵人坐着华贵体面的轿子或人力车，一队队的骆驼将煤拉进城来。看见街头宰羊的血流到街沟里，令人害怕又反感，却也够刺激的。就连那铺天盖地的风沙，看着也挺有戏剧性。
城里有些地方臭烘烘的，但街上的铺子和食品挑子上的炉子里还是飘来各种各样诱人的味道。
母亲出于卫生考虑不许子女吃中国食品，又出于安全考虑把女儿带回国，泰勒对于中国的喜好，只是被母亲强行遏制与阻断，并没有泯灭，杨宪益的出现，无疑使她可以旧梦重温。她干脆由法文而改学中文。因为学习轻松，她跟杨宪益一样，也不很用功，只是与她“尊敬的杨”一同享受生活：在水上荡舟，去乡间长途漫步，到电影俱乐部或剧院消磨时光……
也许这时仍是杨宪益、泰勒、梅洛三人行，也许是在前两人已经明确恋人关系之后。当泰勒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这位中国青年，后者对自己也越来越依恋之后，有一天，他俩互相表明了心迹。显然他们没有把这个值得纪念的浪漫时刻放在月下，但不知是不是在花前。
杨宪益马上想到了他的好朋友梅洛。可怜的梅洛一直在热烈地追求泰勒，并且是公开地追求。而泰勒也时常与梅洛在一块儿，所以班上的许多同学都误以为泰勒是梅洛的女友。
果然，当杨宪益把他与泰勒相爱的消息告诉梅洛时，他显得十分伤心，之后便不再与杨宪益及泰勒一同出去了。后来杨宪益在校内宿舍里举行了一次早餐会，邀请了许多年轻的英国朋友参加，在会上宣布他与泰勒订婚的消息。他也邀请了梅洛，可是他没有来。
此后直到杨宪益偕泰勒回中国，他都没有见到梅洛。彼此再见面时已是四十年后，但梅洛走出失恋的痛苦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他重又与杨宪益及泰勒开始了联系，显然那时他已经原谅了这两位朋友。
泰勒在回忆录里，只说伯内德·梅洛追求她，而没有说到一点儿她对他的感情的性质，甚至于不提他的名字，而只用“B”来代称。而杨宪益在自传里，这样说泰勒对梅洛的感情：“实际上她更喜欢的是我”。如果抠起字眼来，那么泰勒也是喜欢梅洛的，只不过程度上弱于她对杨宪益的喜欢，而性质是否相同还不一定。杨宪益在自传里，没有提到那晚他去找梅洛摊牌的细节，也没有提到一点他对梅洛是否有负疚的心情。
杨宪益与泰勒一步步往婚姻的方向走，梅洛不是问题。问题是双方的父母，准确地说，是双方的母亲——杨宪益的父亲早已作古，泰勒的父亲也较为开明和豁达。
泰勒的父亲J.B.泰勒是个理想主义者，在大学毕业后做出了一个决定，要做一名传教士，于是参加了伦敦传教士会社，到古老神秘、贫穷落后、社会动荡的中国来传教，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戴乐仁。他曾在杨宪益就读的新学书院执教，当然是在杨宪益入学之前；后来到北京大学的前身燕京大学做教师，教授化学、物理、经济学等课程。在抗战爆发之前，他还与费边社（成立于1884年，由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社会主义团体，倡导建立互助互爱的社会服务和建设）的几位英国年轻人成立了一个“工业合作化组织”，选择在当时相当贫困的甘肃的山丹县，亲自到那里去教授并训练当地的穷苦孤儿一些实用的知识和技能，颇有成效。戴乐仁在日本投降后离开中国，不久就逝世了。可以说，他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一个陌生的、与他的祖国毫不相干的国度——中国。
戴乐仁对中国的爱颇为彻底，否则他不会把他的家安在中国，不会把妻子与孩子们都带到中国生活。在女儿泰勒之前，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泰勒之后，他还生了一个儿子。在泰勒的印象里，戴乐仁是位和蔼可亲的父亲，不要说从来没有打过孩子，就连大声呵斥也没有过。
泰勒的母亲塞利娜与丈夫一样，也是传道的教师，但相比于她的丈夫，她对待中国的一切，严格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显得理性和冷静，而且保持着戒备。比如她认为中国的饭菜不卫生，所以只让孩子们吃单调乏味的英式牛肉和大米布丁，毫不理会孩子们对街头各种小吃的垂涎，就连家里的厨子包顿饺子也不大允许；她不让孩子们学习中国话，也不许他们跟中国孩子玩，认为后者身上带有病菌；她专门让一位英国老小姐负责照料泰勒姊妹俩的起居，虽然家里有一位中国女佣，但女主人不让她与她们有更多的接触。
有天泰勒与她的姐姐各自骑着童车去上幼儿园，在路上遇到一队士兵，他们觉得这一对外国小孩很好玩，便围上来问长问短，其实他们并无恶意，但事后塞利娜从女儿嘴里得知这件事后，非常紧张，认为是“军阀的部队拦截了她的女儿！”甚而由此决定把她的女儿提前送回英国去了。
当塞利娜得知小女儿要嫁给一个中国青年时，自然极力反对。尽管丈夫认为夫妻双方只要精神和谐就可以白头偕老，但塞利娜完全听不进去。泰勒被爱情迷住了心窍，母亲的沉痛警告对她也不起任何作用。
泰勒自知说服不了母亲，于是就等时间，等她过了二十一岁生日到了自主年龄，便就与杨宪益订婚了。她也并没有只顾追求自己的幸福而不惜与母亲闹翻，也许是为了宽慰母亲，她向母亲保证，她会先到中国生活半年，看是否适应那里的生活，再决定是否与杨宪益结婚。事已至此，塞利娜也无可奈何了。
杨宪益的母亲因为鞭长莫及，反对儿子娶洋媳妇的力度，要比她的洋亲家小得多。说是她反对这门亲事，不如说只是一种担忧。当她听到这一个使她震惊的消息时，她也只能哭泣，并且因为忧虑，生了一场病。后来见了泰勒的面，她的心才放了下来。
徐燕若见到泰勒时，泰勒已经有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戴乃迭。徐燕若很快接受洋儿媳，当然未必与此有关，但很有可能与取名背后的某种东西有关，而那种东西使徐燕若感到亲切，消除了她原以为会有的隔阂，比如戴乃迭对异邦中国的认同、亲近与融入。
可不要小看名字所挟裹的信息。在对中国的感情上，显然戴乃迭的父亲要比她的母亲要投入，而前者就有一个中国名字而后者则没有呢。
杨宪益与戴乃迭的姻缘，似乎也是命中注定。杨宪益在等待入学牛津的日子里，曾经到地中海游览。在埃及，有天他骑着高大的阿拉伯马，雇了一名向导，在月光下夜游金字塔。在途中，向导说，只要给他一个银币，在他手心里做一个神秘的记号，他就可以看到杨宪益的未来。他说他看到的是大西洋的景象，那里有一位美丽的英国金发少女，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他们很快就会见面。向导所指，似乎正是戴乃迭。而此时，杨宪益与她还不认识呢！
对于预言者言，杨宪益一贯视为戏言，但过后事实屡屡应验，终使他对于命运，不取斩钉截铁完全不信的态度。
杨宪益从长相到性格，给人的印象都是松弛的，无可无不可的，甚至有点漫不经心的，当然不是不认真，只是不紧张，不作严重状。谈恋爱这种事，在别人往往如临大敌，如负重负，他却仍然不改稀松平常的秉性。
直到晚年，朋友到他家去，还经常听到戴乃迭佯嗔，说这个老头子太不像话了。当年在伦敦时，有一个晚上戴乃迭肚子疼，叫杨宪益去买药，可他这一去，竟然如同消失了一样，许久不见踪影。戴乃迭强忍腹痛，还要担心杨宪益出了什么意外。三个小时后，杨宪益终于回来了，戴乃迭问他干什么了，他说去看了《007》电影，就把买药的事忘了。
听到妻子说他，杨宪益就嘿嘿傻笑，不好意思道：“是的，我看到了电影海报，就进去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