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回国的头两三年，杨宪益和戴乃迭常常要在西南的几个城市之间来回奔波；没有固定的交通工具，只能靠熟人安排，付点钱搭各种便车。这次从贵阳到成都的经历只是其中的一回。
戴乃迭自己也有一段难忘的搭车经历。
一次，她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同路从成都到重庆。路上雨下个不停，有的路段被淹，他们所乘的吉普车陷进了稻田无法自拔，他们只好躲进田边的一个草棚避雨。
公路上不断有部队的卡车经过，戴乃迭一次次地跑到路边伸出翘着拇指的手要求搭车，但卡车总是呼啸而过，连减速的意思都没有。梅校长只是平静地对戴乃迭说，我们这里不兴路边搭车。后来，还从包里拿出一瓶茅台，邀请戴乃迭对酌。他告诫戴乃迭：“如果你想在中国生活下去，你就必须学会耐心。”梅校长就这样耐心地和戴乃迭聊着，一直等到救援到来。当时的戴乃迭觉得这种“耐心”是一种“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她认为还是采取主动，想办法改变困难局面为好。
然而，晚年的戴乃迭是这样说的：“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之后，我变得比大多数中国的年轻人都有耐心。”
这是她的成熟，还是她的无奈？或是二者皆有？
接下来的一句话，更加耐人寻味：“我觉得年轻人渴望改革的热情是让人充满希望的。”
我们无从确定戴乃迭写下她的未完成自传的确切年月，但我们可以推断那大概是她和杨宪益退休后的时期，应该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那时她不再被各种需要翻译、校对、润色的稿子压得不得空闲。而她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历了一场惊吓，次年大病一场，从此身体每况愈下。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断她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写自传的，也不难理解她的自传为什么没有完成——只写了六千多字（英文字数）就戛然而止。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我觉得年轻人渴望改革的热情是让人充满希望的”一句自然就耐人寻味了。
1942年的8月，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取名杨烨。
因为儿子在成都出生，所以他们又接受了从上海疏散到成都的光华大学的聘请，住进了光华大学校园。
战时一切都是流动的，居无定所，工作也不固定。
有了儿子，生活更加困难了。因为两人都要教书，他们不得不请了一个佣人。光华大学在成都郊外，佣人不好请，最后他们只能找到男佣。男佣的工钱比女佣高，而这个男佣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不洗尿布，因为他嫌脏。
那段日子，生活很艰辛，杨宪益和戴乃迭各自的记忆侧重点不同，倒恰好反映出他们各自的忧愁。杨宪益在自传中专门提到男佣不洗尿布，所以他每天不得不亲自洗尿布。戴乃迭在自传中则提到因为她需要给孩子哺乳，医生让她每天至少吃两个鸡蛋，以保证营养。但物价飞涨，他们的薪水无法支撑任何一点额外的开销，所以杨宪益只好省出自己早餐的一个鸡蛋。可见洗尿布对杨宪益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而自己多吃一个鸡蛋，让杨宪益没有鸡蛋吃又是让戴乃迭耿耿于怀的。
戴乃迭给儿子起了个绰号，叫臭鼬鼬（Skunko）。不知是否因为尿布洗得不够及时、不够干净。
1943年初，杨宪益接到一封重庆来信，寄自一位昔日曾在牛津同学过的相识朱教授。朱教授说鉴于印度独立在即，政府将成立一个印度学会以加强与印度的文化交流；他自己将担任会长，请杨宪益来为他主持工作，工资待遇将是教授的最高级别。这对生活拮据的他们当然很诱惑，加之在光华大学的半年他们没有交到好朋友，感觉生活很乏味。朱教授是个广交政府官员的人，他还答应介绍戴乃迭到已经疏散到重庆小龙坎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做研究员。于是他们一家又回到了重庆。
1943年秋，杨宪益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来人是素有江南才子之称的胖诗人卢前，是杨宪益在贵阳的“诗友会”上认识的好朋友。因为两人都才思敏捷、幽默风趣，又好诗词、喜饮酒，所以很有些惺惺相惜。卢前乐观豪爽，能诗能曲，好吃好喝，又喜广交朋友，所以在当时大后方的文化圈里几乎尽人皆知。许多文人朋友都对卢前不惜笔墨。仅举一例，便是一幅活脱脱的胖诗人卢前速写像：“有一位江南才子而面团团如富家翁，近且蓄小胡俨若卓别林，其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无不带有幽默的味儿，此人不至则举座不欢。”
卢前一见杨宪益便大喊：我找你找得好苦！那年月没有电话，杨宪益又频换工作，居无定所，找到他自然不易。原来卢前多方打听、苦苦寻觅，就是想给杨宪益介绍一个新工作。
在重庆的北碚有一个国立编译馆，也是随国民政府从南京迁来的。卢前的另一位朋友梁实秋在那里主持工作，并任翻译委员会主任。卢前不仅很想让这两位才子贤能相识，也认为编译馆和杨宪益、戴乃迭是绝好的搭配。当时的编译馆虽然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经典，但并没有向西方译介中国经典，所以梁实秋很想成立一个新部门，专事中国经典的英译。经卢前介绍，梁实秋也认为杨宪益是最佳人选，愿意聘杨宪益、戴乃迭为高级研究员，薪水与自己等同。
战时的北碚，是大后方的重要文化区，像昆明的西南联大一样集聚了一大批文化名人。梁实秋的大名于他们早已如雷贯耳，忘年交尹石公早就期待他们相识；同时北碚的建设发展也颇具规模，有电灯，有自来水，还有几处温泉，这些都让杨宪益、戴乃迭心向往之。
1943年岁末，杨宪益、戴乃迭就搬到了北碚，从此开始了一段相对稳定，又生活、事业双开心的日子。
在北碚，他们与两位年长的音乐教授同住一座二层小楼。两位教授都学问、教养极好，专事音乐史、音乐理论的著述与研究。两位教授都姓杨，于是朋友们把他们的宿舍楼称为“三杨楼”。离“三杨楼”不远住着著名作家老舍一家。与这些志趣相投的文化人为邻，杨宪益和戴乃迭都很舒心快乐。
除了在编译馆工作，杨宪益还在中央戏剧学院及复旦大学兼职英语教授，时任复旦大学外文系主任的梁宗岱也成了杨宪益、戴乃迭的好朋友。
少年即获“南国诗人”美誉的梁宗岱留学法国期间与著名法国诗人瓦雷里结识，并将他的诗译成中文。杨宪益中学时代就读过梁宗岱所译瓦雷里，很是欣赏，所以在北碚与梁宗岱结识便一见如故。他们之间有一件趣事，杨宪益直到晚年还津津乐道。
梁宗岱也嗜酒、健谈，常常晚饭后来“三杨楼”与杨宪益聊天——聊他们牛津、巴黎留学的日子，聊诗歌，聊翻译。一日，梁宗岱又来聊天。杨宪益藏有一坛龙眼泡的白酒，自觉非常美味，便邀请宗岱品尝。他从床底拖出酒坛，给梁宗岱斟了满满一碗；梁宗岱一饮而尽，未加好评，只是说这酒似乎很有劲，味道有点怪。梁宗岱走后，杨宪益纳闷，这么好的酒怎就一个怪字了得？于是他又察看了一下酒坛，不禁大惊失色。
原来他们陋室也狭小，不少东西都藏于床底。因为时常停电，他们备了一罐煤油供停电时点煤油灯。煤油罐与酒坛并排而放，大小形状与酒坛相差无几，加之当时屋里也昏暗，粗心大意的杨宪益就把煤油当作龙眼酒了。不过仔细察看，这淡黄的煤油还真与龙眼酒的颜色很相像。杨宪益也只好原谅自己。不过这一夜他和戴乃迭都没有睡好，很为梁宗岱担心，生怕不慎毒死了朋友。
好在当时的煤油很“绿色”，似乎比今日不法商人勾兑的白酒或地沟油都更安全。梁宗岱第二天又来了，安然无恙。两人的担心总算是虚惊一场。当梁宗岱得知“龙眼酒”怪味的由来之后，捧腹大笑；杨宪益也跟着一起笑成一团。
作为性情中人，朋友是杨宪益非常看重的。不管身处何方，只要身边有意趣相投的朋友，生活便充满了乐趣。在贵阳，虽然条件艰苦，但有尹石公这样的朋友，还有“诗友会”的饮酒作诗，他们是开心的。在北碚，他们的生活条件和薪酬待遇都大有提高，而且朋友更多，所以日子过得也更开心。
事业上，他们与梁实秋的合作也很愉快。后者对他们很尊重，也完全放手由他们自己主导翻译工作。他们开始翻译《资治通鉴》，由杨宪益译一稿，戴乃迭二稿。编译馆的图书馆藏书极其丰富，是杨宪益最喜欢去的地方。翻译之余，他在那里读了大量的古代史、文学史、中西交流史、古代神话传说等书籍。他边读书，边记笔记、写心得，最后竟汇总成了大量的学术文章。这些文章经朋友推荐，有些陆续发表在中华书局的《新中华》杂志，后又结集成书由中华书局出版，书名采用了胖诗人卢前的建议《零墨新笺》。
回忆往事时，杨宪益自己都觉得这一阶段是他最“多产”的时期。除了和戴乃迭致力于《资治通鉴》的翻译，他们还翻译了《老残游记》；翻译了陶渊明的诗、温庭筠的词、李贺的诗等；翻译了唐代敦煌变文中的《燕子赋》《维摩诘经唱文》；翻译了卢前的散曲集《黔游心影》，词集《中兴鼓吹》等；同时杨宪益还翻译了一些英译中作品，都是凭兴趣选择翻译的，比如英国著名散文家查尔斯·兰姆的《伊利亚随笔》；17世纪诗人罗伯特·赫里克的诗歌等等；还有和卢前合作翻译的印度史诗剧《沙恭达罗》、寓言《五叶书》等。
这一高产时期，无论是学术文章还是翻译，都与杨宪益自中学起就产生的对史学和诗歌的浓厚兴趣紧密相连。
难怪杨宪益晚年仍然对国立编译馆的日子充满了美好的回忆。
难怪他认为回国后最美好的阶段是贵阳和北碚。
他学术和译著的多产与当时的思想自由是密不可分的。
后来，他与那个思想自由的年代渐行渐远，甚至走进了思想改造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