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问了宪益先生这样一个问题：
您觉得您的一生中哪一阶段是最美好的？
答：在牛津留学的日子。
我赶紧修改了我的问题：我是说您在国内生活的哪一阶段最美好？
“哦，那当属我们在北碚和贵阳的日子。”
我一时语塞。那不正是战争年代吗？我想。要跑警报、躲空袭、物质匮乏、居无定所……六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起起落落，怎么会是那个颠沛流离的四十年代最美好呢？
然而，如果我们对共和国的历史和他们的个人历史稍加探讨，便会发现二者不仅水乳交融，而且思想的禁锢比任何物质的匮乏都更加令人痛苦。
去了贵阳，环境与柏溪大不相同。交通极其不便，小城单调乏味。但好在当地有不少西方年轻人，都是国际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为一个“友人救护站”工作。这让他们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其中，剑桥毕业的迈珂·苏立文和他的未婚妻吴宝环成了他们终生的好友。他们一个甲子的友谊将是后话。
贵阳远离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贵阳师范学院又是一个新成立的小学院，比起中央大学，少了些令人压抑的政治因素，多了些学术气息，这样的氛围使杨宪益感到轻松自在。年仅二十六岁的他被聘为英文系主任，自主一面，工作关系也单纯了许多。
同事中老者居多，其中雅善辞章、博古通今的中文系主任尹石公老先生深得杨宪益好感。花甲之年的尹先生不通西学，但史学知识渊博，善收藏典籍，有“活字典”之称。受过私塾教育，同样喜藏书、好诗文的杨宪益对他恭敬有加。但老先生起初对这个喝“洋墨水”的年轻人有些不屑。于是，杨宪益以楚辞“赋”的形式写了一首叙事诗《远游》，讲述了自己漂洋过海，留学英伦的经历，并在“不经意”间让老先生看到了这首诗。尹石公大为惊叹，从此对杨宪益刮目相看。很快，两人情投意合，过从甚密。
老先生爱才，经常同杨宪益谈起他颇为欣赏的另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忘年之交梁实秋，称他们两个都是绝顶聪明的年轻人，应当相识，尽管梁实秋比杨宪益大了整整一轮。两人的确都喝过洋墨水，又都精通中国典籍，诗词歌赋无所不能。日后，两人的道路真的相交了，而也许正是与梁实秋人生轨迹的重合，奠定了杨戴日后的翻译之路。那也是后话。
地处偏远的小城，又值战争年代，生活难免枯燥乏味。一些躲避战乱聚集到此的文人骚客成立了一个“诗友社”，每周聚会，饮酒赋诗。尹石公便把杨宪益带进了这个“诗友社”。
“诗友社”里不乏“美食家”，尹石公自己便精于美食，对此梁实秋曾撰文记载：“我在北碚的时候，有一阵子诗人尹石公做过雅舍（梁实秋在北碚的居所）的房客。石老是扬州人，也颇喜欢吃面，有一天他对我说：‘李笠翁《闲情偶寄》有一段话提到汤面深获我心，他说味在汤里而面索然寡味，应该是汤在面里然后面才有味。我照此原则试验已得初步成功，明日再试敬请品尝。’第二天他果然市得小小蹄膀，细火焖烂，用那半锅稠汤下面，把汤耗干为度，蹄膀的精华乃全在面里。”
诗友们轮流做东，或在某人家里，或在某个餐馆，一顿胡吃海喝之后便你吟我唱，赋诗接力。杨宪益自幼就喜欢诗词歌赋，加之才思敏捷，所以常常出口成章，老先生们都自愧弗如。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如鱼得水，酒喝得开心，诗作得尽兴。杨宪益晚年回忆贵阳这段时光时说，与柏溪相比，“贵阳仿佛是另一个世界——那里没有政治上的阴谋和谎言，只有古典文学和诗歌，令我身心放松，很是愉快。”
杨宪益和戴乃迭都在自传里对“诗友会”的聚会有各自的回忆与描述，也有各自的尹石公印象，可见这是他们贵阳阶段的一个重要部分。戴乃迭是这个聚会里唯一的女性，因为这些人的妻女是完全被排除在外的；她也是唯一的旁观者，她的观察便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这些美食家的文学聚会散发着一股浓浓的封建气息；在当时的历史时期，也是一种遁世行为。”
她也许为中国的妇女深感不平。她被这个男人的世界所接纳也许因为她是一个西方进步女性，但对于个中真正缘由——宪益决不肯把为他背井离乡的妻子撂在家里，独自寻欢——她一定心知肚明。
对于尹石公的莎士比亚玩笑，两人也都有回忆。
尹石公初识杨宪益时，就向他讲过自己和梁实秋之间的莎氏玩笑。
得知梁实秋翻译过莎士比亚，老先生便问梁实秋：
——听说你喜欢莎士比亚，还翻译了他的诗，他是哪个年代的人？
——他生于1564，卒于1616。
——原来他只不过是个万历年间的人，如何可以同我们的汉、唐诗人相比？
每当尹老先生遇到尊崇莎士比亚的“海归”学人都会表示不屑，所以常常会说莎士比亚不过是个万历年间的人，不过是汤显祖的同代人。说完还会得意地嘿嘿一笑。
杨宪益喜欢老人的幽默和他的“顽固”；戴乃迭认为，在众多中国人都崇拜西方的当下，尹老先生对中国的古代文化如此拥趸着实令人尊敬。
在贵阳，他们是愉快的。
在贵阳，戴乃迭怀孕了。
由于贵阳的医疗条件简陋，而戴乃迭的母亲当时恰好在成都的一所教会学校教书（父亲只身在偏远的甘肃组织工合运动），所以在母亲的建议下，戴乃迭于1942年初去了成都。杨宪益又一人担起了两人的课程——每天授课四五个小时，直至暑期到来。
1942年夏天，杨宪益婉拒了贵阳师范学院的挽留，准备去成都陪伴待产的妻子。
虽然如今成都和贵阳之间的高速公路也不足七百公里，但当年的道路有限，交通十分不便，何况又是战乱年代。
也许正如他的埃及向导卢克曼所预言，杨宪益会遇到许多冒险的人生经历，他的黔渝旅程的确险象丛生。
“友人救护站”在重庆也设有一个救护中心，他们有一辆道奇卡车负责往重庆运输医疗物品。杨宪益提前通过救护站的朋友安排了搭车计划。但是运气不佳，上路那天才发现救护站也有两人要去重庆，驾驶室里已经没有他的位子，车厢里也都装满了医疗物资。但杨宪益已经归心似箭，不想再等下一次，所以在司机的建议下，他爬上了驾驶室的顶篷上。
不料中途风雨交加，疾驰的卡车使得迎面横扫的雨幕像子弹一般劈头盖脸地射向毫无遮挡的杨宪益。他全身透湿，上下牙磕碰个不停，两手还要紧紧抓牢车篷上的绳子，不敢有半点松懈。
好在等他们到达下一个路边客栈时，雨已经停了；杨宪益在客栈买了一大碗白酒一饮而尽，身上才有了暖意。
到了重庆，杨宪益去看望了母亲；第二天继续赶路去成都。这次杨宪益搭的是邮政车，但运气还是不佳，驾驶室里又没有座位了。他只好爬到一麻袋一麻袋的邮包顶上。这次他有经验了，背对行驶方向，让后背迎风接雨；还用捆绑邮包的绳子把自己和邮包绑在一起，省的两手总得紧紧抓牢。
头一天总算风平浪静。晚上他们还是夜宿路边客栈，但这些专职的卡车司机们往往沿路都有朋友和临时的“婆娘”。第二天破晓前，司机不知从哪一个临时的“家”回来，醉醺醺的，睡眼惺忪，自称打了一晚上麻将。为了能在天黑前赶到成都，他们必须早早上路。就这样天也朦胧，人也朦胧，车就开了起来。
邮车刚刚拐过一个急弯，杨宪益就感到车咯噔了一下，晨曦中人影窜动，接着有人喊叫：“停车！停车！轧死我们的人了！”司机不但没停车，反而轰隆隆加大了油门。后面追赶的人马大喊：“再不停车就开枪了！”宪益听到了哗啦啦的枪栓，这会儿轮到他的心咯噔了一下。他就坐在邮包顶上，面对着追赶的人群，完全一个活靶子。
糟了！不堪设想的后果开始在他的脑海里闪现。
车却戛然停了。
不知是司机突然想到了邮包顶上的杨宪益，还是明白开着邮车的他横竖是跑不掉的，反正他把车停了。这时天也亮了，看得出追赶过来的是一群国民党官兵。
原来街角拐弯处有十几个新抓来的壮丁躺在马路上睡觉。天色也黑，司机也不清醒，就稀里糊涂地开过去了。军官开始怒气冲冲地训斥司机，司机辩解说他们的人不该睡在马路中间。好在双方都还理智，本着解决问题的原则达成了协议。
军官说他的壮丁都是有配额的，花银圆买的；现在轧死一个他还得花二百银圆再买一个才能交差。司机表示愿意赔偿二百银圆，但他身上没有，只能回“婆娘”家里去取。军官同意了，可是又来了新问题：如果司机步行回去取钱恐怕一来一回就得将近一天；如果开车去，军官又怕他跑掉。这时司机瞄了一眼杨宪益，计上心来。他指着杨宪益对军官说：这位先生是大学教授，我把他留给你做抵押，等我取回钱来再带他走。军官同意了，杨宪益也同意了。
于是，一个教授，一个军官，还有一帮士兵，就在路边开始了他们的等待。
路边有个茶馆，他们喝茶，等待，很少说话。
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气氛变得有些紧张。杨宪益心想，如果司机不守信用，那他就很可能要被充作壮丁了……
好在当时的社会，人们大多还是守信用的。晌午刚过，司机揣着银圆回来了。军官拿到二百银圆，顿时眉开眼笑，连士兵们都面带笑容了。显然二百银圆对军官来说是发了个小财。也许他只不过随便说了个数目，没想到司机就接受了。军官笑容可掬地向杨宪益道歉，说让教授受惊吓了，他要请大家好好吃一顿。军官真的请大家吃了午饭，还喝了酒。气氛之热烈，俨然如朋友聚会，以致分手时，还有了些不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