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当医生转向当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上不乏其例。中国的鲁迅、郭沫若，英国的毛姆和柯南道尔，俄国的契诃夫……
1884年，契诃夫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之后成了一名开业医生。契诃夫一生贫穷落魄、俗务缠身，饱受环境与疾病的折磨。为了维持生计，他一面行医，一面写作。他曾开玩笑地对朋友说：“医学是我合法的妻子，文学是我的情人。”
其实，早在读书期间他就对写作产生了兴趣。最初，他喜欢读彼得堡的幽默杂志《蜻蜓》。这本杂志他每期必买，在从大学回家的路上用冻僵的手指翻看着。他要看的是里面叫“信箱”的专栏。他写的幽默小品寄去有些日子了，能不能发表呢？他惴惴不安地翻到“信箱”专栏，读到了编辑部的答复：
格拉切夫卡街，安·契诃夫先生：大作甚佳，本刊拟用。祝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不久，契诃夫又收到该杂志编辑、当时很有名气的撰稿人伊波利特·瓦西列夫斯基的正式来函：
亲爱的先生，本编辑部荣幸地通知您，承蒙惠寄小说一篇，堪称力作。已定刊用，本部拟按每行五戈比敬奉薄酬。
契诃夫这次寄去的两篇小说题目很长：《顿河地主斯杰潘·弗拉基米罗维奇·N致有学问的高邻弗里德里赫医生的一封信》和《在中、长篇小说及其他作品中常见的是什么？》。作品发表在当年三月份第十期《蜻蜓》上。可是，好景不长。他的作品遭到一些人的非议，他的作品连续被退回来。他在“信箱”中还读到了这样的答复：
花儿未开竟凋谢，遗憾之至也。从事笔耕，切不可以毫无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事业。
契诃夫沉默了。他有好几个月只字未写。但最终，无法遏制的创作欲望还是占了上风。他开始大量写作，同时为莫斯科几家幽默杂志撰稿。先是《观众》《闹钟》，后来是《莫斯科》《俄罗斯讽刺小报》《光与影》《蟋蟀》《同路人》等，到1883年为止，他已发表作品上百篇。他在俄国文坛上已小有名气。
这一时期，尽管经济拮据，工作劳累，又开始生病，但他精力旺盛，创作激情高涨，最初的成功也有些令人飘飘然。作家柯罗连科曾回忆起他们之间的一次谈话。
契诃夫问道：“您知道我是怎么写短篇小说的吗？……就是这么写的。”说完，他环顾一下桌子，顺手抓起一件他第一眼看见的东西。那是一只烟灰碟。他把烟灰碟放在柯罗连科面前说道：“只要愿意，明天就会有一篇短篇小说……标题是《烟灰碟》。”
这时，契诃夫的眼睛闪耀着欢乐的光辉，似乎有关烟灰碟的一些模糊形象、情节和惊险事件都已经萦绕脑际，虽然没有完全定型，但幽默的基调已经形成……
契诃夫的房间与他妹妹的卧室只有薄薄的一板之隔。他常常夜里敲打墙板，跟她讨论某一题材，有时候讲的是他已经打好腹稿的一篇成型小说。于是，两个人为这出其不意的收获感到又惊又喜……
契诃夫是从为幽默刊物撰稿走上创作道路的。他从中受到了严格的文学训练。这类报刊要求作品短小精悍，言简意赅，稿酬原本微薄，这些规则迫使作者不得不多写，快写，否则就收入无几。这种训练对他的创作发展具有某种积极的影响。当然，他为此也付出了代价。后来，他意识到这种匆忙的写作，产生了数十篇质量不佳的作品，坚决不肯把它们收入文集。他对所收作品一再加工润色，修改它们，还要重新抄写。
对自己要求苛刻的契诃夫在创作上突飞猛进，他已经认识到自己早期作品的主题过于微小浅薄，他力求在每天如是、光怪陆离的平凡生活中发掘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甚至全人类意义的问题，在自己作品中着力表现那些“能激动真正的人的感情的事物”。实际上，在1886年，契诃夫就已经写出了《小公务员之死》《普里希别叶夫中士》《变色龙》《胖子与瘦子》《瑞典火柴》等优秀短篇小说。
我读过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可以跻身于俄罗斯经典作品之列。据说小说素材是当时莫斯科皇家剧院经理别吉切夫提供的。这是一个笑话题材。讲的是一个人在剧院里不慎打了个喷嚏，第二天就跑到那个陌生人家里，求他原谅自己在剧院里对他的惊扰。传统笑话的作者只要把这件可笑的事情添枝加叶地一加工，小说就算写成了，而契诃夫却要进一步追问：这个怪人是谁？他为什么和出于什么想法跑去请罪？契诃夫敏锐地观察生活，从平常、烦琐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了重大的社会主题。
《小公务员之死》故事十分简单。庶务官切尔维亚科夫在戏院看戏，不慎打了个喷嚏，把唾沫星子溅到坐在前排的一位将军身上。他惊慌失措，赶紧向将军道歉。将军没有计较。可是他惶惶不安，到了休息时间，他又走到将军面前正式道歉。将军已经感到不耐烦，说道：“唉，够啦……我已经忘了，您却说个没完！”第二天，他还是不放心，又亲自登门，向将军道歉。将军只说了一句“哎呀，您简直是跟我开玩笑，先生！”便不再理他。他觉得自己认真地向将军道歉，哪里是什么开玩笑，于是，他又去登门向将军解释，结果，将军气得脸色发青，周身打抖，大叫一声：“滚出去！”他吓得呆如木鸡，跑出门外。等他回到家里，连制服也没脱，往长沙发上一躺，就此……死了。
切尔维亚科夫（此姓与俄语中的蠕虫、蛆虫谐音）不断向将军道歉，是出于他的做人原则的考虑。他认为尊重大人物乃是社会生活的神圣准则。他不是果戈理笔下的“小人物”，可怜巴巴，任人摆布。当将军说他“简直是在开玩笑”时，他生气地想到：“这怎么是玩笑呢？这根本没有讥笑的意味。还是个将军呢，竟然不懂。”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哪里是什么软弱无能和受人摆布的“小人物”！他的死不是由于恐惧，而是他忍受不了他所崇奉的神圣信条遭到践踏。而且践踏者正是那位地位显赫的将军大人。他只能以死来维护他的信条。他的死是可笑的，也是可悲的。这种对奴性哲学的疾恶如仇的心理，促使契诃夫创作了一系列尖锐泼辣、大胆暴露社会丑恶习俗的优秀作品。
契诃夫始终关注小说创作的技巧，对此，他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抄录于下：
在写小说的时候，你首先不得不为它定下一个框框：从大批人物和半人物中只选取一个角色——妻子或丈夫——把这个角色放在背景上，只描绘他，突出他，其余的都像小硬币一样撒在背景上，这样就会得到一个类似苍穹的东西：呈现一幅众星捧月的景象。月亮画得并不成功，因为只有其他星星被理解的时候才能理解它，而星星并没有得到精雕细刻。所以，我写出来的东西不是什么文学作品，而是特里什金的长论。怎么办呢？不知道，还是不知道。我只好指望能够医治百病的时间了。
显然，契诃夫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太苛刻了。他已经找到了准确描述的小说形式和技巧。
读过契诃夫的一些优秀短篇小说之后，我常常想：契诃夫被称作“世界短篇小说大师”，除了他对人性的深刻剖析、精妙绝伦的情节构思，还得益于他那独特的简洁的文风。就拿写景来说，契诃夫笔下见不到亨利·詹姆斯那种大段大段、精雕细刻的描述。他的文风简洁洗练。对此，他自己深有体会：
根据我的意见，描写大自然应当简洁，并且应该恰如其分。像“落日沐浴在逐渐昏暗的海浪之中，泛起一片金红……”等等，这样一些极其一般的句子就应该删掉。在描写大自然的时候，应当抓住那些细微部分，将其排列集中得使人阅读后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幅画面。例如，你如果写出一小块碎瓶子的玻璃碴儿像一颗明亮的小星星在磨坊水坝上闪闪烁烁，不知是狗还是狼的黑影像球一般游动过去等等，那么你就是写出了月夜景色。
后面这段描写出自契诃夫自己的短篇小说《狂犬病》。契诃夫作为医生，他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从平常百姓到达官贵族。他获得了对人的洞察力，才能写出像解剖刀一样锐利的、分析深刻的、精确的作品来。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入木三分的简洁文风。他的作品不能容忍一点点灰尘和斑点。他无情地把“按照”“借助于”“食欲”这些字眼从句子中清除出去。
契诃夫在写作训练上是一丝不苟的。有一次，一个朋友发现他正在抄写托尔斯泰的小说，就问他这是干吗，他回答说：“我在重写这部小说。”朋友大惊，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随意篡改大师的作品。契诃夫坦然地解释说他只是练练手。他认为改写大师作品能让他学到大师的创作手法，慢慢地就会培养出自己独特的手法来。我觉得这也不失为学习写作的一个好办法。
英国小说大家毛姆在《短篇小说》这篇论文中，对契诃夫的创作技巧作了详尽描述，我把它们概括成如下几条：
一、小说不能有冗余的东西。“任何无关的东西都应该狠心删掉。如果在第一章里你提到墙上挂了把枪，那么在第二章或者第三章里就一定得放一枪。”
二、描述自然应该简洁而且切题。不过他不赞成拟人化手法，这一点倒值得商榷。
三、作家应该删去小说的开头和结尾。他的朋友们常说要拿走他的小说手稿，否则，他会把小说删成这样：他们情窦初开便坠入爱河，结为夫妇，终于不幸的结局。契诃夫听说后，回答道：“可是你看看身边，事实就是如此。”实际上，他的小说很多都有非常出色的开头，他往往三言两语就把事情交代清楚，抓住要点，不加修饰，却又十分准确。
四、契诃夫有意识地回避跌宕起伏的情节，这一点他与莫泊桑大相径庭。莫泊桑善于一开头就把读者带入某种情绪状态。
五、契诃夫主张冷静观察，挑选素材，揣度推测再将其整合起来。他能超越个人悲喜，洞察一切。他只着力描述真实的生活。
契诃夫是一位严肃的伟大作家，他的创作经验同他的小说一样，是我们这些初学写作者的宝贵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