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伦敦最初的印象是，这似乎是个令人感到压抑的地方。我们到达时天色已晚，那时的伦敦比较脏，比起现在，看来寒碜多了。火车是老式的，也不怎么干净，整个城市像被浓雾笼罩，又湿又冷。跟那灯火辉煌的新大陆相比，当然让人沮丧。我们先是在一家老式的名叫皇家旅店(位于罗素广场)的地方住下来，后来朗门先生带我去见一位私人教师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我这位教师，我可记不得他的姓名了，他教我希腊文，他有个同伴教我拉丁文。他们都有一付穷酸落魄的样子；他们俩教课赚不了多少钱，因为我没见过除了我，还有别的学生。我的希腊文教师是个牛津大学毕业生，所以当我第一次见他时，他就问我：
“你想去牛津还是剑桥·这两所大学是最好的。”
“哪一个大学更好·”我问他。
“当然是牛津啦，不过更难考进去呢。”他回答道。这是因为他就是个牛津生。
“那我就要考牛津。”我回答他。这样一切就决定了。罗伯特见了别的教师，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说。无论怎样，他后来报考了剑桥大学。
我原来就打算到英国学习西方古典希腊与拉丁文学。因为那时我已读过荷马的作品，希腊悲剧和抒情诗，还有一部分柏拉图对话录，以及维吉尔和其他等等的英译本，古希腊和拉丁文学的财富使我心醉。然而在天津我没法找到什么人能教我希腊文和拉丁文。只是在1934年春天家里给我找过一个年纪大的希腊商人，他答应每星期教我一两个小时，学学希腊文，这件事只实行了两个月。这人根本不懂古典希腊文，只是知道点现代希腊语，所以我只学了死记希腊字母、一点点文法，还有希腊文《圣经新约》中的一两节。我靠拉丁文初级课本自学了一点拉丁文法。我来到伦敦后，才发现我必须不管学多少也得从头学起。我的私人教师是非常认真的，每天早晨我必须从旅馆乘伦敦的地铁到他那里上两个来小时课，然后他给我留下些作业，我每天晚上在我的住所处晚饭前和饭后要做不止两三个小时。这些文字练习包括将几句简单的句子从英文译成希腊文，还有将古希腊文的几个片段译成英文。我现在已经记不得这位教师那时住在哪里，反正离我住处有一段距离，因此我成天就是来回奔波上课做作业。我没有时间做别的事，只是偶尔在罗素广场、查林十字街（Charing Cross）和托特汉姆院路之间的几家旧书店阅览一下买几本书。前面我也提到过，在我才到伦敦时，我们住在罗素广场的一家小旅馆里，但是到我开始上课时，我就搬到附近的一家一对英国夫妇专为留学生开设的公寓里，我每周付伙食费住宿费，这比住旅馆方便多了，虽然也见不得便宜多少。
我的房东太太和她的丈夫是一对贪婪又吝啬的小市民，我认为他们给住在那里的学生伙食还不如小旅馆的好。我的希腊教师是一个善良诚恳的人，虽然他是牛津毕业生，却在事业上毫无成就。我记得他有一张红红的圆脸，总是穿一件破旧的花夹克衫，不停地吸烟斗，这个烟斗看来十分不干净，而他的指甲也够脏的。
我原来的同班同学罗伯特这时已经找到别的住所了，大概是张美如的叔叔介绍去的。虽然我简直不喜欢我住的公寓，却也还有可取之处，也还有两三个外国留学生寄宿在那儿，这几个男生中有一个我特别喜欢，而且看法一致。他是一个罗马尼亚学生，名叫保罗·佐塔（Paul Zotta）。那时我有点厌烦跟我的同班同学罗伯特作伴了。罗伯特跟我的兴趣不同，他迷上打网球，追演员，而我却宁愿把时间花在读书上。这个保罗也是个书虫，所以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在旧书店买了一大堆书，我们只要抓到一本书就要阅读下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叔本华、尼采、柏格森、伯克莱等等的哲理书。直到西格蒙·弗洛伊德以及其他作品，还有人类学，法拉宾的《金枝》，希腊神话和宗教书籍，还有几本古代历史和文学书籍等等。保罗·佐塔和我对同类的书颇感兴趣。在我们做完指定的作业之后，我们交换读书到深夜。保罗·佐塔总觉得我头脑灵活，所以他说我是达特安，他是颇图斯，这大仲马的《侠隐记》（当时旧译名，今改为《三个火枪手》)中的人名，当然我们并没有一个阿拉密或阿托士。那时保罗·佐塔是罗马尼亚政府派到英国读书的，他说他是个贵族和政府部门什么居于高位的人有亲戚关系，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详细聊过这琐事。那时我们好像对欧洲政治也不感兴趣。我们在那所寄宿公寓过了近一年，过得挺好。1935年春天我考过牛津入学考试之后，我搬到伦敦西部位于梅达谷的另一处寄宿公寓。那时保罗·佐塔大概回罗马尼亚了。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但是在1938年或39年，他从欧洲给我写过一封信，还记得我们往日的友谊，还提醒我那时候关于达特安与颇图斯的比较。之后又渺无信息了。我不记得我到底回过他的信没有。我仍然怀念那个时期的他。那时他是我唯一的朋友。
1934年冬天，除了准备考试、埋头读书之外没有发生什么特别事情。或许是我第一次自己去了巴黎，也许是到了第二年，1935年我才去，我也记不清了。关于傍晚时分到查林十字街和托特汉姆院路一带的旧书店搜寻旧书的事，我也只记得买了玛志尼的英译本全集，海涅的英译本全集，还有儒勒·凡尔纳的小说法文本全集，我读玛志尼和海涅读得很快，但是我想我并没有把儒勒·凡尔纳的所有的小说读完。我发现我试读这些法文本很难，就决定留到将来再说，但是在那一段时期，我读法文的能力毫无改进，所以我再也没读过几尔纳的这些法文本。我记得一件偶然的机遇使我对淘书，收集初版本顿感兴趣。有天晚上在我离开伦敦地铁往回家的路上时，我走进靠近罗素广场的一家小小的旧书店，我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一本薄薄的小本诗集。它标价只有三便士，所以我就买了。诗集的名字是《莱拉》(Lara)，没有作者的名字，是1814年印的，该是什么无名作者所作。我总觉得听着很熟悉的，就决定查出作者到底是谁。后来我就发现这是拜伦早期的诗作之一，而且得一本初版才花了三个便士！我挺开心，从此我就常进去找英文书的初版本，希望再得到一些意外的收获。我收集了十九世纪初版本或再版本，包括狄更司的小说中的一本，雪莱的一本，还有其他之后的几个诗人的，但我发现这些够贵的，因此我就放弃这个癖好了。后来我把一些收集的初版本送给一个叫托尼·杜里尔的英国朋友。然而我永远也不会再找到只花三个便士那么便宜的无名作者的诗集了。
五个月在苦苦攻读希腊文和拉丁文作业之后，1935年春季我去牛津参加入学考试。那时候对于一个亚裔或非洲的学生来说，要进牛津是很难的。在某些学院只给他们一两个名额。接受我的是莫顿学院，这是牛津的学院中成立最早的一个，但是基督堂学院，巴里奥学院和麦得兰学院大概更有名气些。我没费多大劲就通过了笔试、然后我就得进行面试，给我面试的主任或主考人问我：
“你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有多久？”
“我跟伦敦一个私人教师学了五个月。”
“什么？就才学了五个月？那你一定是侥幸通过的……嗯，杨先生，你要知道我们的英语孩子在进学院之前总要学过七八年的拉丁文、希腊文，虽然你考试及格了，你的希腊文拉丁文基础还不够扎实。我们真诚劝你明年再进学院。你最好在这段时期照常多学一点希腊文和拉丁文。而且我们给亚洲学生的名额只限制给一个，今年我们已经有一个考生了，是一个张（或吴）先生，广东人，他是学历史的。1936年米迦勒节（9月29号）那个学期（即秋季）开学时，我们将接受你。”
这样我的命运就这样定了。我必须等到明年才能进牛津。
译者附记：
杨宪益二十世纪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回顾了他的风雨人生，用很短的时间在英文打字机上开始记下了他对往事的追忆，这份英文稿当时很少人看过，他交给我复印了一份。之后，1991年意大利有一家出版社便出版了。这部意大利文的回忆录，书名也是这家出版社拟的，名为DA MANDARINO A COMPAGNO(《从一位少爷到一个同志》)。现在杨宪益的大女儿在美国为父亲出了英文本，书名是THE WHITE TIGER(中文叫《白虎星照命》)，在国内最近出版《漏船载酒忆当年》(薛鸿时译)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收入《百年人生丛书》。由于回忆录中特别是杨宪益的童年及青少年时代，以及抗战前后的情况，家里人比较清楚了解，到了1994年，我作为小妹便开始依照年代及内容分节译出，这个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断断续续，《回忆儿时》在1994年11月的广州《东方文华》总第五期发表。《回忆中学生活》1995年7月在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发表，《新奇之旅》在武汉《今日名流》1996年第5期发表。之后，我就没有拿出续稿来。今应《开卷》之约，我拿出了《难进牛津》这一章，这以后杨宪益又开始了一年的另一个有趣的欧洲漫游。如今杨宪益已是87岁，作为他的小妹重新用笔译写他的一生还是值得回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