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5月，在MIT一年一度的开放日，黑客们将27页写满PDP-1汇编语言代码的纸带送入计算机，搭建起一个超级显示屏（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示波器），然后一整天都在运行《太空大战》，向无意间进来的公众展示，公众都不敢相信他们所看到的画面。这种情景（由学生编写并由计算机控制的科幻小说游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没有人敢预测，它最终会开创一个全新的娱乐天地。
直到多年以后，当斯拉格.拉塞尔在斯坦福大学时，他才意识到这个游戏根本不是黑客的反常行为。一天晚上，拉塞尔和几个朋友工作到很晚，之后他们去了当地的一个酒吧，那里有几台弹球机，他们一直玩到酒吧关门。然后，拉塞尔和同事们并没有回家，而是回到了计算机旁，他的朋友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运行《太空大战》。
拉塞尔突然意识到：“这些人刚离开了弹球机，就回来玩太空大战了——天哪，这就是个弹球机。”这是世界上最高级、最富有想象力、最昂贵的弹球机。
像黑客们的汇编程序和音乐程序一样，《太空大战》也不是用来出售的。它也像其他程序那样，被放在抽屉里，任何人都可以拿到并查看，还可以进行他们认为合适的重写。集体的努力逐步地完善了程序，这能够说明黑客道德的一个观点：想要对事物运转方式一探究竟并改进它的强烈愿望带来了重大的改进。当然，所有这些也完全令人乐在其中。其他PDP-1的拥有者听说了关于这个程序的消息也就不足为奇了，于是黑客们免费分发了存储着《太空大战》的纸带。在某个时刻，有一个念头闪过斯拉格.拉塞尔的脑海，也许有人应该用这个来赚些钱，但那时，已经有几十个副本传到了外面。DEC很高兴地收到了一个副本，那里的工程师们将其作为在把PDP-1交付给用户之前的最终诊断程序，然后，他们会不清除计算机内存便关闭电源。DEC的销售团队知道这一点，通常，在将机器交付给新客户时，销售人员会开启电源，检查并确保机器背后没有浓烟冒出，然后点击《太空大战》所在的“VY”
位置。如果这台机器经过仔细地包装并小心运输，那么《太空大战》中那个重量级的星体会在正中间，而雪茄形状的火箭和细管状的火箭会做好准备进行宇宙大战，准备好在这台神奇机器上的首次飞行。
……
事实证明，《太空大战》是MIT黑客先锋们经久不衰的传奇。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许多TX-0和PDP-1的操作者都离开了MIT。桑德斯接受了位于圣莫尼卡的一份与工业相关的工作（之后他又为他用来工作的PDP-7编写了《太空大战》）。鲍勃。瓦格纳去了Rand（兰德）公司。彼得.多伊奇进入伯克利大学，开始了他的大一生活。考托克接受了DEC的一份兼职工作，这份工作最终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设计职位（但是他设法在之后的许多年里泡在TMRC中并使用PDP-1）。为了将MIT风格的黑客主义传播到剑桥以外的地方，约翰.麦卡锡做出了对此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决定，他离开了MIT，在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创办了新的AI实验室。斯拉格.拉塞尔是一直为麦卡锡编写LISP的“苦力”，也追随着他去到那里。
新面孔的到来以及计算领域中一些更先进的活动，不仅能够确保MIT黑客文化的延续，还能使这种文化比以往更加蓬勃发展。这些勇敢无畏的黑客新面孔注定会成为永远被人们传颂的传奇。与此同时，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从而为他们实现黑客之梦创造了条件。而引领技术发展的那些人，也开始被人们所熟知，他们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学术论文和学术奖项中，有时则在科学界名声远扬。
这些人是策划者。在他们当中，有偶尔从事黑客行为的科学家，比如杰克.丹尼斯、麦卡锡、明斯基，他们最终更多地被计算目标所吸引，而不是沉迷于计算过程。他们将计算机视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生活的工具，但他们并不一定会认为你必须在计算机上工作才能实现让生活更美好这一目标。
一些策划者会想象，有一天，具有人工智能的计算机可以减轻人们的思考负担，就像工业机械已经部分解除了人们的体力劳动一样。麦卡锡和明斯基是这一思想流派的先锋，他们两人都参加过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Dartmouth conference），该会议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麦卡锡在更高级语言LISP上的工作就是朝着这个目标迈进的，并且他的努力充分激起了斯拉格.拉塞尔、彼得.多伊奇、彼得.萨姆森和其他黑客的好奇心，这些黑客都愿意使用LISP工作。明斯基对人工智能的兴趣则似乎建立在更为理论化的基础上：这个秃顶的、快乐的约翰尼。艾普里西德，撒播着希望的种子，每一粒种子都是一种思想，能够生长成为一棵名副其实的苹果树，结满实用AI技术和项目的果实。
这些策划者也非常关注如何让更多的研究人员、科学家、统计学家和学生们利用计算机的力量。一些策划者致力于提高计算机的易用性；达特茅斯市的约翰。凯默尼编写的一个更易使用的计算机语言BASIC，可以实现这个目标。与汇编语言相比，使用BASIC编写的程序运行速度要慢得多，还会占用更多的内存，但是它没有机器语言那么难懂。MIT的策划者则重点关注如何让更多的人接触到真实的计算机。这么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最重要的预期规模经济就是其中的一个理由——这种规模经济也是当时非常需要的，因为计算机时间中的每一秒都是有价值的商品（虽然在运行着太空大战的PDP-1周围你感觉不到这种价值）。如果更多的人使用计算机，那么就会出现更多的程序员专家和理论家，这些都无疑会推动计算科学（是的，这些积极的策划者将其称为科学）的发展。但是还有一点，所有黑客都会明白计算本身是前途无量的。约翰.麦卡锡解释了这个信念，他认为人类的自然状态就是在任何时候均可与计算机连线。“用户需要的是能够在长时间内不停顿地任由其支配并操作的计算机。”
未来的人类是这样的：双手放在键盘上，眼睛盯着CRT屏幕，了解有史以来记录下来的关于整个世界的信息和思想。这些信息是所有使用计算机的人都能够访问的。
在批处理的IBM 704上，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对于TX-0和PDP-1亦是如此，它们的每周日志表在贴到墙上后会在几个小时内被填满。不，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能够让几个人同时使用电脑。（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计算机，这种思想只有黑客才会觉得值得。）这种多用户概念称为分时（time sharing）6。在1960年，MIT策划者中最有份量的人建立了远程计算机研究小组（Long-Range computer Study Group）。其中的成员包括杰克.丹尼斯、马文.明斯基和约翰.麦卡锡大叔，他们都目睹了MIT黑客的崛起，他们欣赏并支持这些黑客。他们知道，让人们切实接触到计算机是多么的重要。对他们来说，问题不是是否要实现分时，而是如何来实现它。
计算机制造厂商，特别是IBM，对此并不热衷。很明显，MIT将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B B N的研究公司也在研究分时。）最后，MIT开展了两个项目：一个是主要由杰克.丹尼斯独自努力为PDP-1编写分时系统；另一个则由费尔南多。考巴托（F.J.Corbató）教授负责实施，他向IBM寻求一些帮助来为7090编写系统。
美国国防部，特别是其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在支持计算机的发展，并留意着用于军事用途的最终应用程序。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MIT的分时项目获得了长期的资助，并被命名为Project MAC（这个缩写代表了两个含义：多路存取计算（Multiple Access computing）和机器辅助识别（Machine Aided Cognition））。美国政府每年会拨款300万美元。丹尼斯将是负责人。马文.明斯基也会积极地参与其中，资助金的三分之一会用于人工智能中刚刚起步的领域，而不是分时开发。明斯基很高兴，因为100万美元是他之前AI预算的10倍，而且他认识到，其余那三分之二的资金中很大一部分也有可能投入到AI活动中。这是搭建理想工作场所的机会，人们可以规划着用精密机器来实现黑客梦想。
与此同时，黑客梦想会由那些专心致志地使用计算机的学生们逐步实现。
这些策划者知道，这个实验室需要特殊的人才。马文.明斯基和杰克.丹尼斯知道，天才黑客的热情对于实现他们的宏伟理想是必不可少的。后来，明斯基曾这样评价他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中同时进行着好几件事情。工作人员正在研究人工智能中最为抽象的理论，一些（黑客）也在关注这项工作，而大部分（黑客）都不在意。但我们的问题是如何编出实现这些功能的程序以及如何让这些程序工作。”
明斯基很高兴地将这个问题留给了黑客们，期望他们能解决，对于这些人，“计算机是这世界上最有趣的东西”。这些黑客会为了好玩而研究出比《太空大战》还要疯狂的程序，然后接着研究更多的程序，而不是整夜地玩自己做出来的程序（虽然有时候你会在Kluge Room机房中看到有人在通宵玩游戏）。在MAC项目中做着枯燥粗活的黑客们不是在进行太空模拟，而是在处理更大的系统——机械手臂、视觉工程、数学难题以及超乎人们想象的复杂分时系统。幸运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进入MIT的学生中出现了一批坐在控制台后的最专注、最耀眼的黑客们。而这些人中，没有谁比理查德.格林布莱特更适合“黑客”这个头衔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