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生于明朝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卒于清朝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这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政治方面，先是明朝腐朽的封建统治激化了阶级矛盾，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接着是清军入关，全国政治一片混乱；经济方面，社会中出现了一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因素，商业、手工业和农业逐渐发展起来，科学技术也有很多新的成就；思想方面，受政治和经济的影响，批判宋明理学成为大家共同的倾向，经世致用的思潮逐渐兴起。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王夫之经历了他顽石般不屈不挠的一生。
（一）不凡的青少年时代
王夫之出生于湖南衡阳一个没落的地主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王朝聘、叔父王廷聘以及伯兄王介之都是研究儒学的耿直之士，这使得他从小就受到儒家的传统教育。四岁时，王夫之就开始跟随比他大十二岁的伯兄王介之读书，到七岁时，就已经读完了“十三经”，“十三经”篇幅浩大，仅正文就有百万余字，对一般人来说都深奥难懂，何况王夫之当时还只是一个孩童，从四岁到七岁就能读完“十三经”，说明王夫之的理解力实在惊人。到十岁时，王夫之开始跟随父亲学习经义，阅读古今经义数万篇。经义是当时科举考试所用的文体之一，王夫之用心学习经义，说明当时他是比较倾心于走科举这条道路的，他从十五岁起就参加每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虽多次失败，求学的过程却从未间断：在叔父王廷聘的指导下，王夫之十六岁开始学习声韵，读了大量的诗歌，十九岁开始读史书，二十岁时游学于岳麓书院，阅览大量书籍。二十四岁那年，王夫之终于在乡试中取得名次，却被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阻断了去北京会试的道路，政治的动乱从此拉开序幕，王夫之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报效国家的希望就此破灭了。留恋科举的同时，王夫之并不像其他儒生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十分关心时局的动荡，对结社也有很大的热情。从岳麓书院求学开始，王夫之先后参加和组织了“行社”、“匡社”和“须盟”，结交了很多好友，在结社活动中展现了匡扶社稷的志向。纵观他的青少年时代，不仅博览经史子集，在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起点，还迈向社会，明白了国家民族大义，为他后来的哲学思想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关心政治变动，为抗清斗争出谋划策
王夫之科举被阻后，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陷了衡州，曾想用强制手段招纳王夫之。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王夫之认为农民起义军是犯上作乱的“贼”，自己坚决不能屈从。于是，王夫之躲到附近的黑沙潭，避开了起义军的招纳。在此期间，他还作了《九砺》抒发自己的心情。这一年十一月，明军进攻张献忠的起义军，起义军失败离开湖南，王夫之才得以还乡。1644年春天，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杀，这使王夫之悲痛不已，还为此作了《悲愤诗》一百韵。从这两次遭遇中留下来的作品看，王夫之是站在与农民起义军对立的地主阶级立场上的。但是，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他的这一思想逐渐发生了转变。
崇祯帝自杀同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清兵占领北京城后又迅速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明朝将士纷纷南逃，并在南京拥立朱由崧为帝，成立弘光政权。政权初成立时，清军势力还不大，弘光政权所统辖的军队至少有五十万人，加上全国人民的抗清热情，是有希望反击的。但是，南明政权却把矛头指向了农民起义军，给了清军可乘之机。1645年4月，清军攻入南京，弘光政权灭亡。此后，南明出现了两个并峙的政权：绍兴的鲁监国和福州的隆武政权。由于清军南下进攻时的极端残暴，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风起云涌，与此同时，南明政权仅左良玉在湖北的部队就有八十万人马，还有一支李自成旧部义军五十万人马，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南明政权能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一致，共同抗清，还是有可能转败为胜的。可是，这两个政权内部却为了争权夺利互相斗争，避开清军锋芒各自为战，猜忌、排挤农民起义军，让清军得以坐收渔翁之利。这种严峻的形势，王夫之当然十分关心，他经常到外面活动打听抗清作战的消息。他在弘光和隆武两个政权覆灭后都续写过一百韵《悲愤诗》，表达他的愤恨。悲愤之余，更多的是焦虑，王夫之看到各部队将领不能互相配合，部署不周密，后勤供给也布置得不够妥善，还了解到驻扎湖南的何腾蛟与驻扎湖北的堵胤锡两名将领之间有私人恩怨，考虑到两湖地区在抗清斗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王夫之十分担心二人的私怨会影响战争的大局。于是，王夫之于1646年3月从衡阳出发，到湖北巡抚章旷营中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请章旷出面调和何、堵二人的矛盾，并与农民起义军协同作战，还提出了一些后勤供应的建议。但是，章旷认为何、堵二人之间并无矛盾，没有采纳王夫之的意见，他联合各方力量抗清的计策没能实现。从这次给军队的提议中可以看出，虽然王夫之对农民起义军仍有偏见，却能肯定农民起义军在抗清斗争中的重要作用，认识到社会矛盾的实质，这对他以后的哲学思想有重要影响。这次提议以后，他的夫人陶氏病死，王夫之也意识到自己人微言轻，只好把自己的心情寄托在研读书籍上，开始研究《周易》。
（三）三赴永历政权
1646年10月，永历政权在广东肇庆成立，这给处在悲痛和绝望中的王夫之带来了希望。第二年春天永历政权在刘承胤的劫持下迁至武冈，王夫之听说后非常兴奋，就和好友夏汝弼奔赴武冈，走到车架山附近时被大雨阻隔，他们饥寒交迫，幸亏得到别人帮助才存活下来。这期间，局势变得更加严重，清军攻陷了衡阳，王夫之全家逃散，父亲和两个叔叔相继在离乱中去世，等他料理完丧事，永历政权也已转移。他为家人守丧的同时，一面潜心研究《周易》，一面注视着时局的发展，期待着一个有利于明朝匡复社稷的时机。1648年，全国抗清形势发生好转，王夫之大受鼓舞，为配合各地战争，他和夏汝弼等人毅然发动了衡山起义，却以失败告终，为避免敌人追捕，王夫之再次投奔永历政权。这次，王夫之对永历政权存有很大希望，认为那里一定上下一心为恢复失地而斗争，自己可以施展抱负。但当他到达当时政权所在地肇庆时，却只看到政权内部的派系斗争和腐败，大失所望，决定返还家乡，等待时机再为国效力。1649年春，清兵攻陷湖南全境，王夫之遭到迫害，母亲谭太夫人担心儿子的安全，让他早日离开衡州，王夫之又一次投奔永历政权，掌管传旨、册封等礼仪。这期间，王夫之与郑氏结婚。后来，永历政权内部派系斗争加剧，王夫之为营救被诬陷下狱的金堡，三次上书弹劾王化澄，被王陷害，几乎丢掉性命，幸亏得到起义军将领高一功营救，才与夫人逃亡到广西桂林。
（四）在流亡中投身理论创作
王夫之逃到桂林后不久，局势更加混乱。兵荒马乱中，王夫之又得知母亲病倒，就在清兵逼近桂林时带着妻子侄儿返回家乡衡阳，途中遭遇种种艰难，几乎丧命，但等他到家，母亲早已去世。这段时期，丧母之痛和民族灾难，都使王夫之的精神十分抑郁，加上无法跨越战火继续追随逃奔南宁的永历政权，王夫之只好在家中教子读书。1652年，李定国率领起义军收复大片失地，曾派人召请王夫之为抗清效力，那时南明政权已被野心家孙可望把持，王夫之考虑到孙可望不能有所作为，没有应召前往，后来的事实证明，孙可望果真是一个民族败类。第二年，孙可望嫉妒李定国的赫赫战功，密谋诱杀李定国，李定国被迫撤离湖南，清朝恢复了在湖南的统治，对一些怀有异心的明臣严加追捕。在这种情况下，王夫之改名为瑶人，和妻子避居于湘南地区，过着极其艰难的流亡生活。这期间，他一边为学生讲授《春秋》，一边进行理论创作，在1655年，也就是王夫之三十七岁那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理论著作《老子衍》，并开始撰写他哲学体系的奠基之作《周易外传》，第二年又完成了政论书《黄书》的创作。在《黄书》中，王夫之怀着悲痛的心情总结了明王朝失败的教训，并揭露了社会矛盾，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这些初步体现了他的民主要求。1657年，清政府已经基本巩固了它所占领地区的政权，就一方面攻打永历政权占据的云贵地区，一方面收买人心“大赦天下”，在这种情况下，湖南的社会秩序相对安定下来，王夫之和家人回到之前在衡阳筑成的续梦庵居住，他缅怀祖先，写下了《家世节录》，两年后又移居湘西金乡高节里的“败叶庐”居住。这两年内，虽然湖南相对稳定，清军却正加紧对永历政权的进攻。1659年，清军将永历追至缅甸，缅甸王在吴三桂重兵逼迫下交出永历帝，1661年，永历政权覆亡。同年，妻子又患病身亡，留下年幼的儿子王敔，一连串的打击让王夫之悲痛不已。
永历政权覆亡后，王夫之一心投入理论创作，把自己的全部智慧投入到哲学和社会政治问题上的探索。1663年，也就是王夫之四十五岁时，他写成《尚书引义》，用五十篇短文发挥了自己的哲学思想，论述了天人关系，改造了佛学中的能所观，探讨了知行、义利、理势、名实等哲学范畴。四十七岁时，王夫之又完成了写作多年的《周易外传》，对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作了创造性发挥，通过道器、易象、体用等范畴论证了世界的物质性，通过动静、常变等范畴回答了世界的存在形式，还提出了很多其他有意义的命题，这本书是他早年哲学理论的奠基之作。同年，王夫之还完成了《读四书大全说》的创作，该书以四书的篇目为序，借其中的一些命题发挥了自己的哲学思想，运用辩证观分析了格致、知行关系，提出理势相成的历史观，同时批判了程朱理学的唯心论。此外，他还根据自己的教学讲稿编撰成《四书训义》，论证了很多哲学上的问题。这些书都是王夫之重要的哲学著作。但是，王夫之此时的创作环境是异常艰苦的，清政府政权得到巩固后，加大了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以残酷的手段镇压反清知识分子。王夫之作为明朝遗民，坚守民族气节，不愿向清政府低头，几乎被人控告，为避免遭人横议，他四十九岁那年躲避到湘乡居住，生活非常艰苦，有诗为证：“短襟自寒，朔风摇缸。岁暮薇枯，饥谁与同。”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完成了《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的创作，并将自己三十岁以后的诗作编成《五十自定稿》。五十一岁时，王夫之续娶夫人张氏，并迁入新筑的草屋“观生居”居住，生活才稍感安适。这一年，他又完成了《续春秋左氏传博议》，该书和前两部春秋都是引古讽今的评史论政之作，王夫之敢于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中毫不畏惧地写这样的书，可见其坚持创作的战斗精神。五十三岁时，他写成了《诗广传》，借《诗经》中的词句引申发挥，内容涉及文学、哲学、政治、伦理各个方面。五十五岁，王夫之又写成《礼记章句》，这一年是1673年，正是三藩之乱发生的时候。虽然他未拒绝跟随吴三桂造反，但从一些史料中可以推断，王夫之曾在这段时期四处出游，以他对清政府的态度，可能是想借机反清。清政府当然也注意到了他的活动，以为他与吴三桂父子有关。为避免招来猜疑，王夫之在五十七岁那年冬天迁居到石船山，新筑房舍“湘西草堂”居住，从此结束了流亡生活，定居下来。
（五）僻居荒山、著述终老
虽然王夫之在二十多年的流亡生涯中笔耕不辍，坚持完成了很多创作，他大多数的作品还都是在晚年定居后完成的。五十八岁时，王夫之写成《周易大象解》，这是王夫之易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对孔孟思想多有继承发展。此后，王夫之又陆续完成《祓禊赋》《永历实录》《庄子通》等重要作品。其中《永历实录》主要记录了永历政权十六年间的历史，《庄子通》则是借《庄子》各篇中的某些命题发挥自己哲学思想的著作。
王夫之六十三岁时，三藩之乱被彻底镇压，康熙皇帝因政权稳固，放松了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这就给了王夫之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客观环境，使得他迎来了创作的高峰期，在人生的最后十年里完成了许多具有新颖见解的学术著作。六十四岁时，王夫之写出《说文广义》和论述封建制度改革的政论著作《噩梦》，两年后又完成《俟解》一书，论述了政治道德修养。六十七岁时，王夫之写成《楚辞通释》《周易内传》及《周易内传发例》，其中《周易内传》总结了历来对《周易》的解释，关于阴阳、动静、理欲等哲学内容均有精彩论述。次年，《思问录》《张子正蒙注》成书，《思问录》是一部成熟的哲学和科学笔记，分内外篇，内篇涉及很多哲学问题，外篇则是涉及科学问题；《张子正蒙注》对张载的《正蒙》作了多方面阐发。这些书构成了王夫之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六十九岁时，王夫之写成《读通鉴论》，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评论历代政策、人物、史实等，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观和政治主张。步入七十高龄后，王夫之还先后完成了《南窗漫录》《自题墓石》《夕堂永日绪论》等重要作品，值得一提的是他七十三岁写成的《宋论》一书，借宋朝的失败抒发思念故国之痛，其爱国之情可见一斑。1692年，七十四岁的王夫之逝世于湘西草堂，结束了他历尽艰辛的一生。
王夫之一生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被清朝统治的四十多年里，王夫之为寻求民族复兴，寄希望于未来，写下了一大批永垂史册的著作，它们从多角度反映、总结了时代的思想，在不同的领域都有杰出贡献，尤其是哲学领域，他的贡献尤其突出。像文中提到的《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尚书引义》《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老子衍》《庄子通》《礼记章句》《续春秋左氏传博议》《春秋世论》《读通鉴论》等，都是他的重要哲学著作，王夫之将辩证唯物主义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古代唯物论的大哲学家。本书总结了王夫之的哲学著作，将他的哲学思想系统地分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人生观、历史观等几个部分，希望能和读者一起加深对王夫之哲学思想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