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成功从老家回到济南后，从孔孟传媒辞了职，把那100万美元兑换成人民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花了700多万元，在北京、上海、广州买下了12套商品房，在杭州千岛湖买下了一座小岛。这是他一生中很引以为自豪的大手笔。2003年商品房价格还不算高，北京的平均售价大约是4400元/平方米，而到了2011年，他投入的那700多万元已变成了4000多万元，尤其是那座小岛，升值30多倍——这是后话。
自从有了那些钱，贾成功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把这些钱花出去。他不想把钱存在银行里。让钱躺在银行里睡大觉，利息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足以能够让他吃香的喝辣的。但物价会上涨，物价上涨把利息“吃”了都不够，还得再赔进去一些，其实是“负利率”。只有穷人才会把钱存在银行里；富人都在想方设法花银行的钱，借银行的“鸡”为自己下“蛋”，让自己成为更富的富人；而银行里的那些钱大部分都是穷人辛辛苦苦攒下的存款。穷人之所以穷，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穷在思维上，眼睛只盯着那几毛钱的利息，攒点钱就往银行里存。贾成功不想花穷人的钱，也不想让富人花他的钱，他要投资，让钱生钱。
上次回老家，贾成功发现县城都有商品房了，一大片一大片的，有的还是小高层。这对他触动很大。凭直觉和理性分析，他认为投资房产会有很好的回报。苏联解体后，老百姓的日子不太好过，但那些拥有不动产的人却可以淡定。贾成功决定炒房。2011年，为抑制房价，国家出台了房产“限购”政策，不允许炒房。而2003年，只要有钱，即使把一个城市的商品房都买下来，在政策上也是允许的。他在北京买了8套，其中仅望京社区就6套；其余两套分别在潘家园和百万庄，都是复式结构的，面积一个是267平米，一个是242平米。在上海买了2套，在人民广场附近、苏州河边。在广州买了2套，在北京路步行街附近。杭州千岛湖那座小岛面积20多亩，他花70万元买下了50年的租赁使用权。按规定，小岛不能荒着，必须种经济作物，他就雇了当地一个老头儿在岛上种杨梅。
买下那些房产之后，贾成功以购房者的身份给那些开发商打电话，询问价格。没想到，还不到半个月，那些房产就升值了；而且今后升值空间大得难以预见。也就是说，贾成功的财富将像驴打滚那样越滚越大。
以前，贾成功和很多穷光蛋一样，曾经无数次梦想一夜暴富。他以为，一夜暴富之后，再也不愁吃不愁喝，肯定很快乐。
可是，他自己一夜暴富之后才知道，财富带给人快乐的同时，也会带给人烦恼，比如会让人失眠。
夜里，一想起自己拥有那么多财富，他就激动得睡不着。
他像烙煎饼一样，一会儿往左边翻身，一会儿往右边翻身，耳边有三种声音：心跳、喘息和耳鸣。怎么都睡不着，他就打开灯，从写字台抽屉里捧出一只精美的纸盒子。这只纸盒子是一套高档保暖内衣的包装盒，现在盛着房屋所有权证、购房合同、购房发票、完税凭证、钥匙等等。他抱着纸盒子上床，打开，把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倒在床上，一样一样地看。他已经看过几千遍上万遍了，但每次看都像第一次那样激动。一串钥匙他都能看半小时。每个房产证也能看半小时，房产证号和房屋编号他都背下来了。所有的东西都看一遍，三四个小时就过去了。
他有些困了，就关了灯，搂着纸盒子躺下。可是，还是睡不着，他还想看那些东西，于是再拿出来看，一看又是三四个小时。
这时，窗外的天光越来越亮了。
贾成功想让自己的身体疲劳一些，以便睡个好觉，于是每天晚上都出去走。可奇怪的是，他怎么走都不觉得累。
城市的街道白天总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夜里却空无一人。路灯很亮。他看见千佛山上的灯火明明灭灭，依稀看见兴国禅寺门前的灯笼昏黄昏黄的。他看见银行门口的保安穿着制服，腰里别着电棍，怀里抱着长长的手电筒，歪坐在椅子上打哈欠。他看见一群流浪狗在一起撕咬，一个个龇牙咧嘴，异常凶猛。他看见几个浓妆艳抹的“小姐”穿着短裙披着外衣，坐在24小时营业的餐馆里吃夜宵，边吃边说说笑笑。他看见电视台和报社大楼某些房间灯火通明，有人站在窗前伸懒腰、打哈欠。他看见街边栾树上簌簌落下的黄叶在风中飘零。他看见穿着黄色工作服的环卫工人在明晃晃的路灯下扫树叶子。他看见东方越来越亮，路灯越来越黯淡。他看见早餐摊点开始出摊，穿着校服的中学生坐在那里吃油条喝豆浆。他看见大街上的人陆续多起来。他看见太阳出来了……他终于觉得有些累了，开始往家走，走到家倒头就睡。
就这样，一个个日子，贾成功的黑夜从早晨开始，早晨从下午开始。
这些日子，在因为暴富而激动的同时，贾成功总是情不自禁地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中，这也是他失眠的一个原因。别看他现在这么有钱，又是买房又是买岛，过去的十几年里却很悲摧，倒霉、贫穷、尴尬、无奈、狼狈，就像一群魔鬼在他屁股后头跟着，走到哪儿跟到哪儿，怎么甩都甩不掉……
在这个面积5.1亿平方公里的地球上，每年都会发生很多大事。1992年，46岁的克林顿当选美国第42任总统。1992年，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政局极为混乱，总统叶利钦主导的俄罗斯政府决定取消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将大部分国营企业改为股份公司，加快私有化过程。1992年，在中国，88岁的邓小平于年初到南方几个城市视察，说了一些很重要的话，通称“南巡讲话”；10月份中共召开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新鲜出炉。
1992年，24岁的贾成功个人生活中也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从脑袋里取出了一根绣花针，二是有了第一次性经历，从童男子变成了男人。
那根绣花针很小，长约4厘米，直径约0.8毫米，是一根钢针，在贾成功脑袋里藏了足足11年，从13岁到24岁。
贾成功自幼极聪明，1981年小学毕业，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桃城一中。可是谁也没想到，在开学前不久，他却得了癫痫病。
那天上午，贾成功只穿着一件小裤衩，着一只大篮子，钻进玉米地里，给家里的两头绵羊割草。玉米地密不透风，很闷热，他身上的小裤衩都被汗湿透了。玉米须子落了他一身，痒得难受。把草送回家里，他跳到村头的大坑里洗了个澡。已经是秋天了，风有些凉了。从大坑里爬出来，他就不住地打寒战。
吃午饭的时候，他捧着一大碗炖茄子喝，喝着喝着，忽然眼珠子一翻，把碗一摔，躺地上抽起风来，手脚抽搐，口吐白沫。
贾成功被乡卫生院确诊为癫痫（俗称“羊角风”）。入学后不久他就成了桃城一中的名人，校长知道他，食堂的伙夫知道他，小卖部的售货员知道他，全校师生没有不知道他的。上课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上早操的时候，不一定什么时候，他就会犯病。一犯病，他就躺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四肢抽搐得像一只下崽的山羊，脖子拧得像一只生瘟的公鸡。大约半个小时后就好了，他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该干什么干什么。很多人都看到过他犯病时的样子。
除了上课、吃饭、睡觉，贾成功每天必须做的事情比别人多了一样，那就是吃药。他在宿舍里睡在上铺，他床头有一个长方形的小纸箱，里面是各种各样的药。每隔一两个星期，他把纸箱子清理一次，倒在垃圾箱里的空药瓶子、空药盒子有一大堆，花里胡哨的。
贾成功的父亲贾得福每天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听收音机（那时候农村没有电视机），获取治疗癫痫病的广告信息。哪儿有治癫痫病的，提上包就走，他去过安徽、河南、江苏、山西四个省，坐过汽车，也坐过火车，因此也成了村子里见识最广的人。
贾成功家里本来就穷，因为他常年吃药变得更穷了。一年四季他只有一条单裤和一条棉裤，冷了穿棉裤，热了穿单裤。
他个头蹿得快，裤子穿着穿着就短了，他就把裤腿绾起来，让别人看不出长短来。中午学校食堂的菜有两毛钱一份的，有一毛钱一份的。两毛钱一份的菜里面会有薄薄的几片肉，一毛钱一份的菜通常是清炖的白菜或冬瓜。两毛钱一份的菜从没吃过一次，一毛钱一份的顶多一星期吃一次。吃饭的时候，别的同学在下铺吃菜吃馒头，他盘腿坐在上铺，就着咸菜疙瘩啃馒头。
因为营养不足，他得了夜盲症，下了晚自习回宿舍时看不见路，眼前漆黑一片，只能像瞎子那样摸索着走。从教室到宿舍，别人不到5分钟就跑到了，他得摸索着走半个多小时，有时候会撞到墙上，有时候会撞到树上……
第一年高考，贾成功连当地的师专都没考上；复读一年，考上了北京某经贸学院。大学四年，癫痫病一点都没减轻。那时的他清瘦清瘦的，脸色苍白，又有些驼背，看起来像一根营养不良的豆芽；头发很长，胡子也不刮；戴一副宽大的灰框眼镜；因为腮上的肉少，嘴撅得很突出。他的同学都谈过恋爱，而且大部分都有了性经历，他却只能想想。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他变得自闭、自卑、阴郁，一天天沉默得像哑巴。走在校园里，他斜着白眼看着男女同学手拉手、肩并肩从他身旁走过，坐在树林的石凳上拥抱、接吻、抚摸，他的心都碎了。野百合也有春天，他只有漫长而严寒的冬天，连狗尾巴草都不如。为了压制情欲，他不得不自虐——夏天穿长衣长裤，扣子系得严严实实，头发总是被汗水湿透；天凉了却穿起短袖衫，每天都冻得直哆嗦。舞厅一次都没去过，他连“慢三”都不会跳。四年里，他最大的渴望是劫个“色”，在寂静的校园小路上拦住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把她拉到树丛里……
大学毕业后，在去县工业局报到的那一天，在癫痫病折磨了他11年之后，病因终于找到了。
那天是1992年8月19日。贾成功骑着自行车从村子里去县城，快到县城的时候，在一座桥上，一辆拖拉机从他身后驶过去，斗子挂住了他的衬衣，他一头撞到桥栏杆上，顿时鲜血直流。他被送到了县医院。医生为他的头部拍了CT片，发现他脑袋里有个异物，长约4公分，像一根钉子，横在颅内颞部。
必须尽快动手术取出来，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因各方面条件有限，这样的手术县医院不敢做。
在济南一家大医院，经过CT加细扫描和X光检查，贾成功被确诊为“颅内有金属异物，继发癫痫”。医生说，脑袋的颞部是很容易产生癫痫的地方，这个金属异物在里面生锈，刺激脑组织，产生了异常癫痫灶。人的大脑既精密又很柔软脆弱，有时候一点点伤害就会导致人死亡。这个异物从贾成功左侧太阳穴进入头部之后，几乎碰到了他的眼球。但是，就像设计好了一样，居然奇迹般地避开了脑中动脉等主要血管，并滞留在眼球旁边。如果再歪半公分，很可能就会要了他的命。
金属异物被取出来了，是一根钢针，因为生锈已断成了两截。医生用铝盘子端给头缠绷带躺在床上的贾成功看。贾成功看了一眼，咧着嘴笑得咯儿咯儿的，笑了一会儿，他使劲闭上眼睛，眼泪哗哗的，枕头都湿了。医生又端给他的父亲贾得福看。
贾得福瞪着眼珠子足足看了一分钟，咧嘴笑了笑，然后走出了病房。他来到医院大门对面的一家小卖部，买了一小瓶二锅头、一袋花生米，回来坐在病房楼门口的台阶上，吃一粒花生米，抿一小口酒。从他身旁进进出出的人很多，都用怪异的眼神看他一眼。他嬉皮笑脸的，冲每个人笑。二锅头和花生米一会儿都进了肚。忽然，他蹬着两腿，号啕大哭起来。
这根钢针是怎么进入贾成功脑袋里的呢？一开始，他怎么也想不起来。在病床上瞪着天花板想了一星期，他终于想起来了，相关的细节历历在目：
1981年夏天，桃城一中发榜的时候，贾成功的父亲贾得福骑着自行车，驮着他去县城看榜。录取榜贴在桃城一中大门口旁边的红砖墙上，有200个名字，第一个就是贾成功。榜上的字是毛笔字，很好看。那是7月下旬，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贾得福穿着背心和大裤衩子都出汗，在红榜前站了一会儿，头发和背心都湿透了。看榜的人很多，贾得福冲每个人咧着嘴笑。
如果有人看他，他就拍着贾成功的脑袋说：“这个孩子就是贾成功，我的。这孩子从小就学习好。”贾成功把脑袋歪向一边，不让贾得福拍。贾成功并没觉得多高兴，他唯一高兴的是，来县城上学可以天天吃白面馍了，再也不用啃地瓜窝头了。
看完榜后，贾得福急着回家给玉米施化肥，贾成功却想在县城里玩玩。贾得福说：“你想玩啥，说吧！你想吃啥，说吧！”
贾成功想吃国营饭店的包子，贾得福就领他进了一家国营饭店，要了一屉猪肉蒸包。贾成功吃得满头满脸都是油。贾得福一个包子都没吃，在一旁不住地咽唾沫。来到县文化馆附近，贾成功看见一片空地上有一个巨大的绿色帆布蓬，听见里面锣鼓喧天的。有个胖女人手拿扩音器，卖力地吆喝着介绍杂技项目，有“狮子滚绣球”、“空中飞人”、“绣花针穿玻璃”、“顶碗”、“蹬伞”等等。贾成功想看杂技，贾得福就花两块钱买了两张票进去看。
有这么一个细节，贾成功记得很清楚：他和父亲掀开绿色帆布篷的帘子进去的时候，有个身穿红色马褂、月白色灯笼裤、蹲着马步的年轻人，手里捏着一撮绣花针，正准备往四五米远的玻璃上飞掷。玻璃就在帆布篷出口处不远的地方，贾成功正前方。只见那年轻人运足了气，手迅速一抖，几根绣花针穿透了玻璃，落在玻璃下面的黑布上。当时，应该有一根绣花针偏离了方向，没有穿透玻璃，却飞进了贾成功的脑袋里。
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这种推断是最合情合理的。后来贾成功看过一份材料，说是美国有类似的先例，射钉枪不小心把一根钢钉射进了一个人的脑袋里，因为瞬间的力量太大，那个人居然丝毫没有察觉，表皮也没有留下明显的伤口。当时，贾成功也没有任何感觉。从1981年秋天上初中前，一直到1992年秋天大学毕业后，前后11年，虽然做过几次体检，但没做过一次脑部CT检查。如果早做这种检查，那根绣花针也许早就发现了。
造化弄人，贾成功就是这么倒霉。用他父亲贾得福的话说，是“倒八辈子血霉了”。
如果没有那根绣花针，贾成功会怎么样？这个还真不好说，因为生活中的偶然性、不确定性太多。他的奶奶是个宿命论者，认为这是命，命里八尺，难求一丈；一个人一个命，谁都逃不过。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以贾成功的天资和勤奋，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考上清华是有可能的（桃城一中是省重点中学，几乎每年都有考上清华、北大、复旦等名牌大学的），即使考不上清华，考上山东大学也应该问题不大。那样他就有可能留在北京、济南等大城市工作，像他的很多同学那样当教授、研究员，或者当官，绝不至于回桃城工作。
当然，如果不回桃城工作，贾成功就不会爱上朱蕊。多少年后他发现，这场所谓的“爱情”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生的一场注定要失败的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