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凤翠告诉他，相传鹰潭得名是因境内龙头山上的几株千年石樟常吸引得远近的雄鹰翱翔而至，栖息于树上，山下信江又有一泓碧潭，两样奇景，相互映衬。古人有云：“急流漩其中，雄鹰舞其上。”
邓小平听了，若有所思地说：“是啊，鹰飞得再高，也有收翅栖息的时候啊。”
夜里10时许，陪同的地方领导起身告辞，请邓小平早些休息。
据地区公安处警卫科长刘树兴说，已经夜深了，邓小平还没有睡，临窗而立，在默默思考。刘科长在院里看得见他那烟头在夜幕中一闪一闪，他抽了一支又一支。后来，他又下楼在院子里散步。
第二天中午，邓小平上了46次特快列车后，主持邓小平在江西最后一站接待的地区革委会秘书长林振福这才松了一口气，立即按原定的指示给省委办公厅打去电话说：
“请报告黄书记，鹰潭方面已经顺利完成送‘东南亚外宾’上车去京的任务。”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个矮个子身上
他已经病得很重了，不能不去治疗了！
鉴于他的身体状况不能再苦撑下去，中央作出决定，3月10日，邓颖超陪他去玉泉山进行秘密治疗，对外绝对保密。
他的病情是在去年（1972年）5月12日发现的。这天，保健大夫张佐良在给他做每月一次的例行小便检查时，在显微镜高倍视野下发现了四个红细胞。
在男性尿常规检查中发现四个红细胞是多了一点儿，这可能提示他体内有隐患。
经与着名的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及邓颖超等人研究，三天后，说服周恩来再做了一次尿检，竟然发现了八个红细胞，不仅数量增多了一倍，还诊断发现了“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数天后，经京津沪三地的有名泌尿外科专家和病理专家讨论汇总，5月18日，确诊周恩来患了膀胱癌。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
11月11日，保健医生卞志强、张佐良写报告给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详细汇报了自5月份以来周恩来心脏病发展情况，并列出血压、脉搏、心电图和便血等检查数据，报告说：经过组织专家会诊，一致认为“恩来同志的心脏病发展是比较重的”，“要及时严重注意”。报告建议周恩来“宜特别注意休息，增加睡眠，采取减轻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办法”。叶剑英等阅后均同意报告所提意见，强调对周恩来的健康应加以保护。毛泽东阅报告后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但他深知自己责任之重，林彪事件之后，事实上他是一肩挑着党中央与国务院两副担子，须从各方面加强工作，努力使国家尽快摆脱困境。他只能继续坚守岗位，工作量丝毫没有减少。
半年后，他的病情突然恶化。1973年1月13日清早6时许，周恩来在批阅了大量文件后，去卫生间洗漱，在小便时，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血尿，使整个抽水马桶里的水都变成了红色。医疗组向中央写了“病情报告”。但已是75岁高龄的周恩来尽管持续尿血，仍然不懈地坚持工作。
在1973年入春周恩来病情恶化的这段日子里，解决邓小平复出问题更是在他心中占据了特殊重要的位置。
周恩来不仅考虑到自己已经重病在身，而且也了解毛泽东身患重病，并不是报纸头版上常说的“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在1971年11月中旬及1972年1月中旬，毛泽东的老年慢性支气管炎反复发作，导致严重的肺源性心脏病伴有肺部感染，曾两次休克，停止了呼吸，经过医疗组全力紧张救护，才抢救了过来。虽说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后，毛泽东的病情也有所好转，但老病根仍然存在。
他想方设法，克服障碍，加快了邓小平复出的步伐。邓小平是悄无声息地回到北京的，抵京的日期是1973年2月21日。
邓小平回到北京后，自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尽管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早在数月前就作了批示，但阻力仍然不小，政治局里充满了斗争。
至3月9日，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初步有了一个结果，他在准备次日去玉泉山治疗之前，特为邓小平复出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周恩来年谱》在1973年3月的内容中作了如下记载：
致信毛泽东，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
并告：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
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周恩来即批告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送邓小平本人阅，并对有关内容提出意见。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周恩来经毛泽东同意请假两周，去玉泉山治疗。从他为请假而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其请假期间的工作交代，可见他身上工作担子之重，也可体会到担任过党的总书记及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最适合来替他挑这些担子。
但是，当时立即由邓小平接过担子的时机尚未成熟。
他在此次会议上提议：在他离开的两周内，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组织宣传工作由江青、张春桥批办或上报；中央军委事务由叶剑英处理和上报；国务院事务由李先念和国务院业务组处理和上报。关于落实干部政策及干部处理问题，由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送交政治局会议讨论后报毛泽东批准。会后，他将政治局会议研究上述各事报告毛泽东，毛批阅“同意”。
两周之后，病情趋向稳定，他从玉泉山返回中南海西花厅。他抓紧了邓小平正式复出之事。3月28日，他在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李先念陪同下，与邓小平见了面。这是两人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冲击后的第一次见面，来不及长谈，只是谈了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国务院工作之事。
次日，3月29日，周恩来约邓小平去毛泽东处开会。社会上好些画册都登载过毛泽东与邓小平这次见面的照片。在见面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会上议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常加讨论”。
邓小平复出的各项程序都已经完成了。周恩来需要挑选一个时机，让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公开露面。
4月2日，周恩来又上玉泉山做手术。4月9日，周恩来手术后下山前，邓小平、卓琳上山与周恩来、邓颖超作了长谈，两对夫妇共进晚餐。谈话内容无从查考。
两天后，4月12日晚上7时30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宴会，欢迎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到达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出席宴会。邓小平身穿灰色中山装，出现在热闹的宴会厅里。
他的突然露面，特别引人注目。这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在“文化大革命”
中被打倒数年之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同中外人士见面。
在宴会开始前，在宴会厅旁的一间会议厅里，周恩来和所有到会的中国政要与西哈努克夫妇见面谈话。西哈努克亲王见到邓小平时很显惊讶，在与邓小平紧紧握手时说：我真的很高兴见到你了！
这次晚宴，除了毛泽东以外的所有政治局委员们都出席了。当时在场的阿尔巴尼亚外交官雷兹·马利列在其回忆录《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一书中，是这样记述这次宴会的：
大厅里所有的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为看到邓小平而惊复出的邓小平与西哈努克在一起。
喜。大厅里响起了嗡嗡声，人们交头接耳，谁也没有认真地听宴会上的讲话和一个接一个的祝酒词。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邓小平身上。巨大的好奇在人们心中涌现：发生了什么事？还会发生什么事？我同桌的几个外国人看到我是同中国领导人一起进来的，以为我会告诉他们一些具体情况，便雨点般地向我发问。然而，我也不比他们知道得更多。
邓小平是被打倒沉寂多年后初次露面，而打倒他的“文革英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这个晚上也都在同一个场合里。这个场面也使那些敏锐的外国使节与记者很感兴趣。一位有幸参加了这个不寻常宴会的东欧记者，注意到“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在那些不可一世的对手面前，邓小平“只身孤影，缄默无声”。这位记者记述说：“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相反，他正在查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曾剥夺了邓的一切权力；而那边，则是政治的牺牲者，他现在又站在象征权力的大厅里，并且是副总理之一。此时此刻，双方又能互相揣度些什么呢？……”
日本共同社驻北京记者发出的消息说：这个晚上，所有的人都盯望着身材矮小而神色安定的邓小平，上千双眼睛都像聚光灯一般聚焦在他身上。他原来的反对者们，也不能不暗暗地打量着他，而晚宴原定的主角——总是携带着美丽夫人的西哈努克亲王反而成了陪衬。
法新社驻京记者评述说，邓小平的突然出现，说明他是强有力的，是打不倒的，这也是70年代往后的中国政治舞台要发生新变化的明确信息。
港澳及西方所有大报以大字标题，赫然报道了邓小平复出的消息。同时，中国国内所有报纸发表了新华社的电讯通稿，在报道出席宴会的那些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字之后，又见到了副总理邓小平的名字。
而那些在全国各地农场山村劳动改造的各级大小“走资派”们，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希望。就连一般的老百姓，知道了这则消息，都会不无惊喜地相告：
“邓小平出来了！邓小平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