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竭尽全力与美国军队进行战斗的敌人中，日本是最让人难以把握的。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情况，他们非常强大，但他们的行为和思维习惯又与我们熟悉的方式截然不同，这让我们不得不集中精力认真对待。就像在此之前，1905年沙皇俄国所遇到的情况一样，日本是一个全副武装并经过良好训练但又完全在西方文化传统之外的强悍民族。在日本人那里，我们熟悉的那些战争中公认的基于人性的惯例，并不存在。这就导致了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国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关于如何登陆岛屿进行艰苦卓绝的作战和解决同样困难的后勤补给问题，还要十分注意研究日本人的行事方式和国民性格。我们要想取得对日本的胜利就必须理解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干。
这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我们历来就对日本人充满了迷惑。从日本国门被西方文明打开到现在的75年时间里，所有对于日本人的描述几乎都是令人费解的。我们总是在描述完日本人的一个特性之后不得不加上“但是，他们又……”之类的词句，这与我们的研究者在以往研究世界其他民族时的情况完全不同。无论多么严肃的观察家，当他表述其他非日本民族的情况时，应该不会在认定“他们彬彬有礼”的民族性格之后，再加上一句“但是，他们又非常倨傲和蛮横”作为不得不说明这个民族所同时具备的另一个事实。他不会说这个民族十分顽固和保守，同时又说“但是，他们又能够非常容易地进行激烈的改革”；他也不会说这个民族是一个有着温顺性格的民族，同时又说“但是，他们又不会毫无怨言地服从某个阶级的控制”；他不会说他们是忠诚宽厚的人，同时又说“但是，他们的内心中又有叛逆和不满的情绪”；“他们既勇敢成性，又非常怯懦”；“他们的行为既是出于注重自己的面子，同时又是出于真诚的良心”；“他们在军队中接受像机器人一样的训练，但又会出现不服从管教，甚至进行兵谏的情况”；“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热诚倾慕，但又顽固地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并不比西方差”。我想我们的研究者不会既写一本描述一个普遍爱美、对文学和艺术家给予崇高荣誉，甚至醉心于菊花栽培的民族的书，又写一本另外的书来说明这个民族同时是一个崇尚武士荣誉和刀剑的民族。然而，这些看似矛盾的体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有关日本的论著中，都能够零散地找到。事实上，虽然充满矛盾，但这却是日本民族真实的写照，千真万确。令人不寒而栗的武士刀和让人心情怡然的秋菊，毫无冲突地共同组成了一幅完美的画作。既生性好斗又性格温和；既穷兵黩武又恬淡宁静；既倨傲蛮横又彬彬有礼；既冥古不化又温和善变；既效忠服从又自尊独立；既忠贞又叛变；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喜新；他们会十分在意外人对于自己行为的议论，但如果没有人了解其劣迹时，他们又会臣服于罪恶的膝下；他们的军队被灌输绝对忠诚的信念，但却时时有着兵变的野心。这就是日本人表现出来的截然相反的各个方面的例子，让人难以理解。
但是，现阶段对日本的准确了解已经是美国的当务之急，我们不能再对这些难以理解的矛盾现象置之不理了。一系列关系重大的事件需要我们借助对日本的正确了解来做出判断：接下来日本人会有什么行动？迫使日本投降需不需要进攻日本本土？需不需要直接轰炸日本的皇宫？我们能从日军俘虏身上得到些什么？对日本军队及日本民众的宣传，怎样才能做到避免美国人的伤亡，并瓦解日本人战死到最后一人的抵抗意志？即使是日本问题专家，对待这些问题也存在着相互对立的建议。当和平到来之后，我们是否需要永远对日本实行军事管制以维持秩序？美军需不需要做与日本的疯狂抵抗分子在深山老林进行战斗的准备？日本会不会在和平到来之时，发生类似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有谁能领导这种革命吗？或者，日本民族会从此灭亡吗？总之，所有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很难有统一的意见，且总是众说纷纭。
1944年6月，我接受委托开始进行对日本的研究工作。为了弄清楚日本民族的特性，我受命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用的一切技术，研究该问题。在当年夏初，我们刚刚展开对日本的大规模反攻。美国的许多人认为这场与日本的战争至少还要打三年，甚至可能是十年，或者更久。在日本，一些日本人则认为与美国的战争将会持续百年。他们认为，日本只是局部的失败，美军只是局部的胜利，即便日本在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不能继续坚持，但战火燃烧到日本本土还有几千英里。而日本的政府公报更是否认海军的失败，日本国民甚至以为他们仍然是战争的胜利者。
不过，6月份以后的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随着欧洲战事的转折，对德国的胜利已经毋庸置疑，所以盟军不需要再将欧洲战场作为军事重点。同时，在太平洋上，美军已经完成了登陆塞班岛，这也是决定日本将会最终失败的转折点。此时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是，与日军的短兵相接将会日益增多。我们已经在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比亚克等战役中，见识到了日军的能力：他们是非常可怕的敌人。
以上形势迫使我们必须尽快解答对我们的敌人——日本的许多疑问。无论是军事上的抑或是外交上的，无论是最高决策的要求，抑或是战争前线对日军散布宣传小册子的需要，都要求我们对于有关日本的问题做出有真正价值的理论支持。不仅仅是东京当权者发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是出于何种动机和目的，不仅仅是日本的历史渊源，也不仅仅是有关日本在经济、军事上的统计资料需要我们去了解，更为重要的，我们必须弄清楚，日本人民到底对这样一个政府寄予了什么希望？我们得知道日本人平时的思维和感情方面的习惯及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模式。也必须得了解日本人这些行动和意志背后具有什么样的制约力。这个研究要求我们不能再以美国为中心，不能再用美国人习惯的方式揣测日本人的行事。说什么在某某情况下，我们会如何做，日本人一定也会如何。我们必须把美国人做事的那些前提暂时扔到一边，然后尽可能不做出轻率的结论。
这项任务对我来说是困难的。因为美日正在交战状态。这种状态让我们可以轻易地把战争中的一切责任都推给敌国，但这却非常不利于我们对敌人有关人生看法等等问题的研究。我们必须得了解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处于日本人的境遇中会怎么办，而是日本人自己会有何行动。所以，我需要认真观察正在进行的战争中，日本人是怎么做的。这是可以作为了解他们的有用资料来进行研究的，必须研究他们对战争本身的态度和方式，不是单纯地从军事角度，而是作为文化问题进行分析。日本人在平日生活里给我们展现的是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在战争中也一样，日本人的行为自具特色。那么日本人到底把哪些生活中的方式和思维带进了战争？又是利用了什么文化力量在战时激励士气、消除惶惑，以及调兵遣将来运作战争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通过对战争中各个细节的研究才能有所得，要从日本人身上观察日本人是如何逐渐地暴露自己。
可是，正在交战的我们两国，让我的观察和研究有很多难以进行的地方。因为我必须放弃文化人类学中最重要的实地调查研究法。我不能亲自到日本，从日本家庭的日常生活中，观察他们的各种行为，尤其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行事风格；我也不能观察到日本人在做出决定时到底是什么样的过程或者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我同样难以见到日本人是怎样教育下一代的。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人类学家约翰·恩博瑞（John Embree）通过实地调查写的唯一一部关于日本村落的专著《须惠村》，它非常有价值，却不能完全解答我们在1944年遇到的很多关于日本的问题。
任何研究都是有困难的。既然这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作为文化人类学家，我必须找到其他必要的条件和研究方法来继续我的研究。其中与研究对象中的部分个体直接接触是人类学家常常倚重的方法之一。在美国，生活着许多在日本出生和成长的日本人，通过对他们的采访询问，可以搜集到很多他们亲身经历的案例，从而分析他们对于各种事件的判断方法和思维模式，我们能从中获得很多之前无法理解的资料，使我们知识中的空白得到补充。我个人觉得，这样具体的资料和新知识是一个人类学家研究某种文化所必不可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在当时日本研究领域并不为一些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社会科学家认可，他们更多的是利用图书文献，分析历史事件和统计资料，或者从日本当局的各种宣传资料中获取部分信息。我认为，这样的研究未必能够得到最真实的答案，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和价值中或许隐藏着更加令人信服的内容，因此，研究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生活的人们，或许能够得到更加令人满意的答案。
我并没有忽视文献资料，也没有无视曾经在日本生活学习过的西方人的见闻资料。这些丰硕的文献以及曾经在日本居住过的西方观察家，对我的研究有很大帮助，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日本的研究资源要远远多过对亚马逊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等地一些原始部落的研究。后者的民族往往没有文字，不能用文字来记录民族历史和文化。前去实地调查的西方学者们，没有任何前辈遗留下来的遗产可以继承，只能自己探索。而他们的论述也是少得可怜，浮光掠影。我的情况要比这好多了，我可以参考很多对日本进行过很有意义研究的文献和资料。其中有很多关于日本人生活细节的描述，既包括悠游日本的欧美人士的详细记载，也包括日本人自己写下的许多不寻常的纪录。和其他东方民族相比，日本人似乎有着强烈的描述自我的爱好，他们在这样的描述中十分坦率，既有自己的生活琐事，也有国家全球扩张计划，这让人十分诧异。需要注意的是，日本人在这些描述中会省掉很多我们认为十分有价值的重要事情，这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些太熟悉了，因此认为根本没有写进去的必要。所以日本人不会把自己全部写出来，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这样做。即使是这样，日本人仍然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用信息。
在阅读相关的文献时，我特别注意了日本人身上体现出的那些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比如：我必须了解日本人在议会演说时罗列出来的一大堆观念的真实含义是什么？为什么他们对于一些骇人听闻的残酷暴行不太在意反而对于一些看上去无足轻重的行为疯狂反击，这背后隐藏着什么呢？类似的问题层出不穷，而我则一边阅读，一边提问，因为我得知道那些东西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在其中。
除此之外，我还搜集了许多在日本编写、摄制的电影，包括宣传片、历史片和反映东京及农村现代生活的影片，并在看完这些影片之后与熟悉这些影片的日本人进行细节讨论。我发现，我的看法，比如对男女主角、反面角色，常常与他们不同。而一些让我迷惑不解的情节，对他们来说显然很好理解。我们之间，不论在对剧情、人物动机还是其他方面的理解上，往往不一样。这些在日本成长但现在生活在美国的日本人中，有些人是在为日本的风俗习惯辩解；有些人则对日本的一切都痛恨。我从中能够感受到的是，无论是对日本怀着积极感情的还是痛斥日本的人，他们对于日本的很多描述是一致的，这让我在研究中获益匪浅。
如果仅仅从研究对象那里搜集一些资料并进行解释，那么人类学家的工作与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出色的西方观察家们的工作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你也很难指望这样的人类学家能够做出比那些对日本的各种现象进行了详细描述的卓越著作有更大、更新的贡献。我们之所以是文化人类学家，是因为我们有过专门训练而具备某些特殊的知识和能力，所以，花一些精力，在关于对日研究的领域中做出新的贡献，是十分必要和应该的。
人类学家[1]了解一些亚洲和大洋洲的文化形态。在我看来，很多日本的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与太平洋岛屿上的一些原始部落相似。在马来诸岛、新几内亚、波里尼西亚等等都能够找到与日本传统相似的一些东西，这可能是在远古时代出现的移民相互接触的表现。历史上的这种关联并不是我要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似性的价值意义所在，我只是希望通过这些与日本文化有相似之处的文化，来揣测和理解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另外，我也了解一些亚洲大陆国家如暹逻[2]、缅甸和中国，这可以用来和日本进行比较，因为它们都是亚洲伟大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人类学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进行文化比较是十分有价值的。很可能一个部落所有习俗的百分之九十都与邻近的部落相同，但却通过一些修改创造出自己与周围任何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不相同的文化形态。他们会在这个过程中把一些基本习俗排除掉，或许被排除的只是很小一部分，但这仍然能够让该民族在自己文化独立的方向上继续发展。作为一个人类学家，研究在整体上存在许多共性的民族之间的差异应十分有意义。
在研究中，人类学家另外需要克服的问题是：尽量适应自身的文化背景与其他文化之间存在的不同，这也是人类学家在研究技术上必须解决的一个特殊问题。每个人类学家都明白，不同的部落或者民族因为文化熏陶的不同会在一些情况下做出差异巨大的行为或判断。比如，北极乡村或热带沙漠的某个地区的部落习俗是以血缘责任或财务交换为基础，这与其他地区复杂的习俗非常不同。要想研究和描述清楚他们之间的文化形态，人类学家就需要通过调查来弄明白，不仅只是调查亲属关系如何或者他们的交换关系如何，还要清楚习俗对部落中成员的行为有什么影响，这种习俗对于部落中的每一代人自小到大的成长是怎样制约的。他们都是在同一习俗的影响下身体力行，祖孙相传。
人类学家的这些研究模式在研究日本的问题上也同样需要。我们已经知道，在文化上，美国和日本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不同。有些比较极端的说法甚至认为：只要是美国人去做的，日本人必与之相反。这种说法虽然不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如果绝对认同这样的说法，认为我们与日本有着离奇的差异，我们将不可能真正地了解这个民族。这样的认识是危险的。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会通过自己的经验向世人证明，即使有着非常离奇的差异，也同样可以做到理解这种文化。我们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相比，会从一种有用的角度来着眼这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使之为自己服务，而从来没有把文化之间的不同看成一种“负值”。越是有着离奇差异的制度和文化的民族越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人类学家相信每种文化影响下的生活方式，都不是本该如此，而是有自己的形成原因的，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不会只对一些少数特殊的事例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而是尽可能全面地分析每件事物。我们以往在研究西方各民族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因为没有进行比较文化学的训练，而常常忽视研究对象的行为。比如对于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遍遵行的细小习惯或人们对某种事物的公认看法等等，都被忽视，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而不再进行详细的研究。然而，一些微小的习惯或者价值观正是决定一个民族命运的重要因素，其影响力或许是某个国家强迫一国签订的各种条约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现在，人类学家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日常琐事的研究，因为，这些日常琐事是完全不同于他的国家同样的事物的。如果一个人类学家希望自己能够理解某一部落中的最恶毒或者最胆怯的行为，除了要了解这种行为发生的环境以及他们这种行为的本身，还应该通过大量对于生活细节的观察。只有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之后，你才能够明白为什么这样的行为被视为大奸大恶。这些问题，在研究所谓文明民族的过程中通常是被人忽略轻视的。事实上，对这些细节的关注是真正了解某种文化形态的关键，人类学学者懂得怎样去挖掘这其中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料。
在研究日本的问题上，观察细节的要点同样不可或缺。人类学认为：人们的行为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或者学习来的，不管这是一个原始部落还是一个拥有先进文明的民族。即使存在着一种十分奇怪而难以让人理解的行为或意见，这也同样是源于他们以往的生活经验。要想证明这一人类学原理的正确性，只有通过高度注意一个民族在生活中的琐事或者行为，才能够有充分的证据完成这个证明。我们都是在日常细节中学习生活的，当我对日本人的某种行为感到十分困惑时，我的专业告诉我，在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奇特行为背后一定有一种普通日本人的普通生活习惯在起作用。随着我的研究继续深入，我越来越感觉关注日本人的日常交往细节意义重大。
或许因为专业的训练，我自己非常肯定存在这样一条规律，即：在微小的各个孤立行为的背后，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系统性的联系。因此，对于一个由很多种单项行为组成的整体模式，我向来都十分重视。
社会中的人必须为自己的生活做出一些设计，一些被自己认同的处事方式或者评价方式会成为这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遵循的基本准则。即使这些方式对他有很多限制，他也会把这些结论性的方式融入到自己所处民族的统一体系中去。接受了这些价值体系的人们，在他的生活中便不会同时用与此价值体系相反的方式进行思考和行动，不然他的生活就会陷入混乱和不便。他们会将自己的行为与思维尽量与自己认同的价值体系保持一致。认同这个价值体系的所有人因此便在自己的生活中有了各种相同的理由和动机。只有存在这种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和谐一致，才不会让这个体系瓦解。
他们就会像互相咬合的齿轮一样，将自己的经济行为、家庭生活、宗教仪式以及一些政治行为联系在一起。如果其中的一个部门或群体出现了相对于其他部门或群体更加激烈的变化，那么在这个价值体系下的其他部门或全体会因为共同的价值体系而受到压力，也正是这种压力才使得所有体系下的成员的行为、思维趋向一致。
但是，研究一个有着统一体系的文明，并不仅仅需要观察他们的经济、生活和政治行为的一致性，还需要对于其文化信仰方面进行分析。比如，在一个没有文字的社会中，人们对于权力的运用不仅只是在这个部落或社会的经济行为及与其他部落的交往方面上表现，还表现在他们的各种宗教活动中，所以一些原始部落中，掌握权力的人往往是被部落成员认为有着灵异色彩的祭司。不过，随着后来的发展，一些经济、政治方面的权力以一种更加清晰的形式反映在日常生活中，教会也就不再继续用神秘的方式维系自己的权力，它们退出了权力世界。当然一些拥有文字的文明，会有古老世界的记录，只是流传下来的文字，其原有的意义已经改变。宗教教义、经济活动和政治行为，并不能完全清晰地区分开来，它们总是互相交流和影响，难以隔断彼此的联系。总之，社会文明中的各种构成因素并不是彼此独立的，研究者们只有把自己的调查和分析涉及到包括经济、性生活、宗教甚至婴儿教育等等领域，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在这个社会中出现的各种事情。人类学家也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够在某个生活模式中有效地提出假设或推测并搜集相关资料进行有意义的研究；才能用政治的、经济的或是道德的术语来表述这个民族，理解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所以，我的这一著作并不是专门探讨日本的宗教、经济、政治或家庭的书，我只是要探讨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它并不针对具体的事件而是描述日本人生活方式的寓意，这是一本研究日本人怎么成为日本民族的书。
在二十世纪的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里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障碍就是在我们的脑海中还是存在着一些模糊不清甚至有些偏颇的研究观念，与日本人怎么成为日本民族这个课题一样，美国人怎么成为美利坚民族，法国人怎么成为法兰西民族，俄国人怎么成为俄罗斯民族等等的课题，都会因为我们有些模糊不清的概念和有些偏颇的研究观念而使得彼此产生误解。或许在这些研究中我们发现了一些造成不同民族间有所差别的细微因素，但我们却误解这是民族之间难以调解的分歧。我们忽略了一个民族的行为是基于这个民族的历史经验和不断传承、修订的价值体系才形成的，而我们却奢望与这样一套与我们的习惯有着很大不同的行为方式讲求共同的目标或者普世价值认同。我们好像从来不去寻找机会去设身处地地了解一下他们的习惯和价值。其实只要我们真的去了解，我们就能够发现，一些我们难以理解的行为方式也未必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可怕，因为在这种行为方式背后是我们根本并不了解的另一种含义。
每个民族关于本民族的思想和行为的一些观点和评论是难以完全可信的。任何一个作家在记录自己的民族时都会遇到一些不可避免的困难。就像我们拿着特别的镜片观察生活，不同民族的作家所用的镜片都是不同的。更为重要的是，进行观察的人很难意识到自己的观察是通过自己带有民族色彩的镜片进行的。他们只会把自己眼中看到的一切认为是上帝合理的安排，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你不能指望一个戴眼镜的人说清楚自己的镜片会对自己观察到的事物与真实的事物之间有多少不同产生多大的影响，因此对于每个民族对他们自己关于世界的看法也就不能绝对相信。
所以从事这样的研究，有时候必须用某种强硬态度来评论你的研究对象，同时还得用一种宽容态度看待这个研究对象。善意人士可能会对我们的强硬观点有所指责，在他们心中，任何民族，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不论是基督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他们之间的差异都是一些表面现象，而人类最根本的想法都是相似的。他们鼓吹这样的观点，向世界范围内的人们宣扬这样的观点，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可是，这些认为世界大同的人为什么就不能认为日本人有日本人自己的生活方式而美国人有美国人自己的生活方式呢？好像在他们心中，这个世界上的各民族就像照片一样是由一张底片冲印出来的，不然，国际主义怎么建立？如果把这种单一纯粹的看法作为尊重其他民族的举措，就好像在要求自己的妻子儿女必须同自己一模一样，这实在太荒唐了。虽然我们用的是一种硬心肠来观察和评论与我们不同民族的习惯和文化，但我们至少是承认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是存在的。我们尊重差异，我们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可以容纳各种差异的安全世界。美国就是美国，法国就是法国，日本就是日本，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特色并且同时存在，这不会让世界变得不和平。当然，那些不相信这种差异存在，并试图通过人为的一些因素抹去不同民族间的差异的人，必然认为我们的想法是可笑的。我们认为，承认和鼓励不同民族间文化上的差异，会让世界充满活力。若是以一种文化形态强迫其他民族接受只会让世界死气沉沉。伊丽莎白女王之后的英国还有安妮女王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这没有让英国变得不再是英国。因为英国人自始至终都是英国人，不论时代怎么变，英国人一直有自己的标准和民族气质。我们需要承认这种标准和气质的存在。
我们同时必须宽容地看待民族之间的差异。只有具有坚定信仰的人，才能够做到宽容地看待这个世界。西方人的信仰就是宗教，只有我们坚信自己的信仰，宽容地看待其他民族的信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对与我们信仰并不相同的其他宗教进行有价值的比较，才能让我们的宗教研究有所发展。我们可以是耶稣的信徒，也可以是阿拉伯学者，还可以是一个不信教者，但是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偏狂者。如果我们正在努力地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努力地推广自己的文化，并且相信只有我们的生活方式才是世界上唯一合理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是无法进行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的。因为，这时的比较充满了偏执，让我们无法相信了解其他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知识可以让我们更加热爱自己的文化。保守和顽固只会让自己身处快乐和积极之外，并排斥吸收其他文明的优势和长处，而只是一味地要求别的民族接受自己的特殊方式，这对我们自己文化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我们美国人，便总是在强求其他民族采纳我们喜欢和习惯的信条。可是，我们看到了很多其他民族是难以接受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就好像我们无法接受用十二进位制的计算代替十进位制的计算，或者难以接受如同东非某些土著用金鸡独立的方式进行休息一样。
基于这些研究理念，本书主要阐述的就是关于日本人的习惯。以日本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比如日本人在什么情况下希望受到恭维，在什么情况下则不能有这样的要求；他们在何时感到惭愧，何时感到尴尬等等。本书最理想的根据，其实是那些街谈巷议的平凡人，他们涵盖了日本生活中的一切人群。当然，书中提到的特殊情况，并不能进行对号入座，我们只是在说当他们遇到这种情况时会做出如何如何的行为。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细节方面的研究将日本人在生活方式表象背后的思想、行为描述出来。或许这种目的并未达到，但是本书所希望完成的就是这个目标。
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相似内容的调查材料无论增加多少，也不会影响最后的判断。比如，日本人在何时对何人行礼，就不需要对所有日本人进行调查和统计。因为这已经是所有日本人公认的习惯性行为，每个日本人都会采取同样的方式行事，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不需要把成千上万的日本人都调查一遍，只需要有几个确证就足够了。
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建立的基础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则要复杂得多。这项工作远比调查统计困难得多。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日本人这些公认的行为和判断是怎样影响他们今天对于世界的观察的。他们习惯的生活方式对于他们今天的现状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另外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是我们必须把这些问题的研究成果用美国人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在我们的研究中，作为一名普通日本人的“田中先生”并不是我们得出结论的最重要根据。因为“田中先生”对于自己的观点也无法全部表达清楚，而且他认为美国人所写的那些解释日本问题的著作价值并不是很高。
在此之前，对社会进行研究的美国学者，往往不很关注文明民族文化建立的各种前提，因为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这些前提是不言自明的。研究者不用再费心去寻找这些，他们只需要专心致志地分析他们搜集到的意见和行为即可，他们最擅长的研究方法就是统计法。通过大量调查资料和问卷，包括访谈调查或一些心理测验等等，进行科学的统计和分析，便能够找出某些独立性的因素或各种不同现象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一些舆论调查中，还可以采用通过科学方法选出的抽样样本进行研究，这种方法已经在美国非常完善和成熟。我们可以对样本进行乡村或城市，低薪收入或高薪阶层，共和党或民主党等的分类，从而看出人们对于某一政策或公职候选人的支持或者反对。这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实行普选，并且是在国民代表起草并决定颁布法律的国家里，是非常重要的政策依据。
当美国人对于某件事的意见可以通过投票的方式让人们看清楚最终结果时，人们很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的国民已经非常熟悉并且认为这就是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对于某件事情的舆论调查结果其实只是在对我们已经了解的事情上再增加一些信息而已。因为对于决策者有参考意义的投票是要对这个国家的民众习惯和观点有过系统研究之后才进行的。如果在事先没有对于国民是怎样看待国家的判断，那么抽样的调查和投票都无法让我们获得可信的民众态度。只有通过谨慎的抽样调查，才能够了解人们对于政府的态度到底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了解了国民对于国家的认识之后，我们才会明白街头或者国会各种不同派别究竟在争论什么。代表各种利益的政党，无论有什么样的统计数字都始终不如整个民族对政府所持的观点，更具普遍性、持久性的重要性。就像共和党和民主党，他们都会认为政府限制个人的自由是一种无法逃避的约束。战争年代也许例外，因为在战争年代中，政府官员与民间事业的任职者没有太大的社会地位差别。从日本人的角度来说，美国人的这种国家观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与就算是欧洲的许多国家相比，日本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也与之有着非常大的不同。而我们的研究就是要首先了解他们对于类似问题的看法。在日本人的风俗习惯或对于成功者的评论以及一些反映民族历史的神话和节日辞令中，蕴含着他们对于国家的认识。所以，我们的研究涉及面非常广阔，我们不得不这样做，这必须是一项有系统的研究。
研究美国的人可以通过分析美国人对某件事的赞成票、反对票百分比，以此来了解美利坚民族在生活中日积月累形成的基本观点和他们认可的解决问题方式。研究日本，也同样需要我们了解日本人的一些基本观念。如果我们能够真正了解日本人和西方人在观念上的不同，懂得日本人的一些特殊概念和这些概念的含义，很多在我们眼里所认为的日本人的奇异行为就不再难以理解了。现在，我已经明白，一些在我们眼中的急剧变化和彻底革命为什么在日本人眼中只是被认为是他们一贯传承的完整体系中的必要组成部分。其实在我的研究刚刚开始时，我就发现，很多日本人经常使用的一些奇怪的词句和概念，它们蕴含着丰富的含义，并带有真挚深厚的感情。这些与我们所了解的一些道德观或罪恶观都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他们的体系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佛教的和儒教的，而是完全独立的，它是包含着日本人的优点和缺点的独一无二的“日本式”的文化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