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有才干的美国人相当了解日本，在看了来自前线的报告和日语资料之后，都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相反的意见。那些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美国人清楚地知道，最容易刺痛日本人，并鞭策起他们的士气的，是任何针对天皇的蔑视性语言或直接攻击。他们相信，如果我们攻击天皇，那么在日本人的眼里，我们就不是在攻击军国主义。他们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些年头里，对天皇的崇敬跟之前的同样强烈，而“德谟克拉西”的口号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军国主义则已经名誉扫地，以至于东京的军人们在出门上街前，要小心翼翼地换上便装。但这些日本的老住户坚持认为，日本人对他们的皇帝陛下的尊崇是无与伦比的，“希特勒万岁”那样的崇拜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后者是纳粹党命运的晴雨表，与法西斯所犯下的所有罪恶绑在一起。
日本战俘的证词也正好证实了这一切。跟西方的军人不同，这些俘虏没有人教过他们在被抓时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他们对所有问题的回答都明显缺乏组织。之所以没有人教过他们这些，当然是因为日军奉行的不投降政策。直到这场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只剩下某几支部队或地方武装时，这种状况也没有得到改善。这些俘虏的证词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是因为他们代表着日军中的一个横断面。士气低落会导致投降，从而可能成为并不典型的日本士兵，但他们不是那样的军人。几乎所有的士兵在被抓住时，都是受了伤或者说失去了知觉，是没有能力抵抗而被俘的。
那些苦战到底的日本战俘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说自己是在“贯彻天皇的意志”“让天皇放心”“为天皇的命令而死”“天皇把人民带入战争，我的职责是服从。”但是，那些反对这场战争以及未来日本的征服计划的人，也惯常把他们的和平主义思想归因于天皇。天皇是一切人的一切。那些厌倦战争的人称他是“爱好和平的陛下”，他们坚持说“他一直是个自由主义者，一直反对这场战争。”“他是被东条骗了。”“在满洲里事件发生期间，他表现出了反对军部的样子。”“战争是在天皇不知情而且不同意的情况下被发动的。他不喜欢战争，而且不会同意他的人民被拖进战争。他不知道他的士兵受着多大的虐待。”这些供述与德国战俘的不同，无论后者如何抱怨希特勒手下的将军们或高级指挥官们背叛希特勒，但是，他们把战争和备战都归因于希特勒那个最高级别的煽风点火者。日本战俘则相当直率地说，他们对皇族的尊崇跟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政策是两码事。
对他们来说，天皇与日本密不可分。“没有天皇的日本不是日本，是无法想象的。”“日本天皇是日本民族的象征，是日本人宗教生活的中心。他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如果输掉了这场战争，他也不会受到谴责。“日本人并不认为，天皇应该对这场战争负责。”“战争失败时，内阁和军方领导人会受到谴责，而不是天皇会受到谴责。”“纵然日本输掉了战争，但所有的日本人依然崇敬天皇。”
美国人习惯于认为没有人能免于怀疑的审视和批判，对他们来说，日本人一致认为天皇凌驾于批评之上的想法似乎是个骗局。但是，毫无疑问，这就是日本的声音，哪怕是在战败时，他们也会这么说。那些在审问俘虏方面最有经验的人给出这么一个判断：没必要在每份审讯录上填上“拒绝说天皇的坏话”，所有俘虏都拒绝，哪怕是那些愿与盟军合作的、愿为我们在日军中造势的人，也是如此。在集中起来的所有审问战犯的记录中，只有三份温和地表示反对天皇，只有一份说到这样的程度：“保留天皇的位子将是一个错误。”另一份说，天皇是“一个软心肠的人，一个傀儡而已。”还有一份只不过猜测说，天皇可能为了他儿子的利益而退位，假如皇权被废，日本的年轻妇女就有希望取得她们所嫉妒的美国妇女那样的自由。
因此，日军指挥官们利用日本人的这种高度一致的崇拜心理，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发给士兵，或者，在天皇生日时，带着他们朝东方三鞠躬，同时高呼“万岁”。甚至在“部队日夜受到轰炸时”，他们也会和所有士兵一起，早晚两度唱诵“圣旨”——那是天皇本人在军人《赦谕》中向军队颁布的——“那唱诵声和着轰炸声，回荡在整个森林”。军国主义分子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利用这种对天皇的忠诚诉求。他们号召手下“实现天皇之愿”“驱散天皇之虑”“尊重天皇之仁”“为天皇献身”。但是，这种对天皇意志的绝对服从是把双刃剑。正如许多俘虏所说，“如果天皇颁布命令要臣民投入战斗，那么日本人会毫不犹豫，哪怕手里只有竹竿。如果天皇命令停止战斗，那他们会立即停止。”“假如天皇颁布停战令，那么整个日本明天就会放下武器。”“甚至驻扎在满洲里的关东军”——那支最好战而暴烈的部队——“也会放下手中的武器。”“只有天皇的话能使日本人民接受失败，并为重建家园而勉强活下去”。
这种对天皇的忠诚是无条件、无限制的，但日本人喜欢批评除了天皇之外的所有人和团体，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无论是在日本的报纸杂志上，还是在战俘的证词中，都有对政府和军方领导人的批评。对他们所属部队的指挥官，尤其是那些没有分担战士们的危险和苦难的指挥官，战俘们会肆意谴责。他们尤其批评那些自己坐飞机逃跑、撇下士兵让他们战斗到底的军官。他们常常赞扬一些军官，而辛辣地批评另一些。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对本国事务缺乏分辨好坏的意愿。甚至在他们的岛国内，报纸和杂志也会批评“政府”。他们呼吁更强的领导才能和更好的协同努力。我要提醒人们注意，他们并没有从政府那儿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甚至批评政府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一个很好的例子是，1944年7月，在一份东京的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报道，是关于一些新闻记者、前国会议员和日本极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主事者参加的座谈会的记录。有人发言说：“我认为，要唤醒日本民众，有许多方法，但言论自由是最重要的。这些年来，民众没法做到想什么就说什么。他们害怕，假如他们谈论某些事情，他们可能会受到谴责。他们犹犹豫豫，致力于解决表面问题，因此，公众的心理委实变得胆怯起来。我们永远不可能用这种方法提高民众的整体力量。”另一人延伸这同一个话题说：“几乎每天晚上，我都要跟选区的选民一起开会，我问他们许多问题，但他们全都害怕得不敢说话。言论自由被剥夺了。这当然不是激发他们的战斗意志的合适方法。民众极大地受制于所谓的《战时特别刑法》和《国家安全法》，从而变得非常胆小，犹如在封建时代。因此，本来可以得到发展的战斗力，就这样到现在也没有发展起来。”
如是，哪怕是在战争期间，日本人也批评他们的政府、大本营和顶头上司。他们没有毫无疑问地承认等级制的好处。但是，天皇是例外。这是怎么回事呢？要知道，直到最近，他才享有至高无上的殊荣。日本人性格中的什么怪癖使他得以拥有如此神圣的地位？日本战俘宣称，只要天皇下令战斗，日本人会“拿着竹竿”战斗到死；如是，只要他下令停战，他们就会和平地接受失败和占领。他们说得对吗？这是真的吗？抑或是一派存心想误导我们的胡言？
所有这些关于日本人的战时行为的重要问题，从反物质主义的偏见到对天皇的态度，都跟前线也跟日本本土有关。还有一些态度与日本军队有着更加特定的关联。其中之一是关于他们的战斗力的消耗程度的。乔治·S·麦凯恩将军曾指挥一支部队完成撤离台湾海峡的任务，因此而获得了海军的勋章；一家日本电台在报道此事时，非常惊疑，这与美国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是这样说的：
乔治·S·麦凯恩将军获得勋章的官方理由，不是他击退了日军；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何不那样说，其实，在尼米兹的公报上，明明是那样说的……给麦凯恩授勋的官方理由是，他成功地解救两艘已经被破坏了美国军舰，并且护送它们安全回到了它们的母港。这则消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是小说，而是事实……因此，我们并不怀疑麦凯恩将军解救两艘军舰的真实性；但关键是，我们要大家看看这一奇怪的事实，即在美国，救两艘破军舰就能得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