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一门民间传统艺术，深受广大人民喜爱。然而在旧时代却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直到解放后，曾经岌岌可危的相声艺术才获得了新生，并且发展迅猛。它从北方的几个城市风靡至全国，由城市发展到农村，由市井阶层的狭小范围扩展到各个阶层，形成“妇孺皆知，雅俗共赏”的发展趋势。这样一种不需要借助其他艺术手段，也不需要伴奏音乐的渲染，不带有太大的容量的两人对话形式，却能够折射出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从而具有引人入胜、发人深省的独特魅力，确实是值得认真研究与思考的。
探索相声的历史演变无疑是研究相声发展的艺术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毕竟任何艺术都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经由剔除糟粕——继承传统——群众选择——积累沉淀而发展并流传下来的。要想深入认识这门传统艺术，唯有掀开其历史的扉页，循着其历史源头，深入了解其发展过程，研究其参照的其他的艺术形式，总结经验教训，结合目前新的社会生活，进而为相声创作注入新的活力，将相声这门曲艺发扬光大。
（一）起源参照
1.“俳优”与相声
很多人将“俳优”看做是“古代的相声”，因为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似乎暗藏某种溯源关系，通过翻查文献，我们发现“俳优”中确实蕴含着某些相声的元素，但是不可将二者简单地画上等号。
“俳优”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其解释为：“俳，戏也。”“优，饶也；一曰倡也。”段玉裁注：“以其戏言之，谓之俳；以其音乐言之，谓之倡，亦谓之优；其实一物也。”这是关于“俳优”基本含义的记载。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对“俳优”有两种观点，进一步提出了更为详尽的解释：“在优言之虽为一物体，但优之本身亦一名词，冠以俳倡，似当分作司唱之优与司戏之优。若以今日戏剧熟套来分别，俳，便是科诨；倡，便是歌唱。”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载云：“要之巫与优之别：巫以乐神，而优以乐人；巫以歌舞为主，而优以调谑为主；巫以女为之，优以男为之。”从另外一个角度，揭示了“优”与“巫”的区别。《曲律·杂论》中记载：“古之优人，第以谐谑滑稽，供人主喜笑。未有并曲白而歌舞登场，如今日之戏子者。”这部文献，以“俳优”的发展演变过程为焦点，为我们展现了“俳优”的基本面貌。
通过以上记载得知，我们发现，古代“俳优”是指古代从事歌舞乐和杂戏的艺人的总称，即为后世的演员，他们的表演形式与相声存在着某些共性，为相声的起源提供一些参照，下面我们将具体分析“俳优”表演特色，探究其对相声发展带来的影响。
（1）以组织语言，发挥语言魅力为媒介
“俳优”的语言是相当夸张的，常常结合使用铺陈手法，突出表演效果。比较典型的夸张渲染的例子，如优孟衣冠里的“人君之礼”和“六畜葬之”的描述。后世相声将这一特色继承和发扬，将相声表演贯以这样的语言风格，巧妙构思，创造出特色鲜明的相声段子。
“俳优”的语言是生动形象、富于变化的，带有浓郁的喜剧风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对语言手段的灵活调用，值得很多艺术形式学习，如隐语、反语、夸张语的妙用等。“俳优”秉承“善为笑言”的原则，通过发挥语言魅力，增强艺术表达效果，这也为相声的语言丰富的表达形式提供了某些参考。其中“俳优”较为常用的语言手段是“隐语”，就是类似猜谜的一种语言形式。原因主要是：第一，有利于讽刺；第二便于招笑，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相声则将其与相声内容融合一体，因而有了专门以猜谜为内容的段子，例如《打灯谜》等。
（2）全文贯穿讽刺手法
“俳优”的内容常常涉及君王作为、国家事务等政治范围，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揭露，通常不采取直抒胸臆的批判，而是以劝谏为主要手段。相声在这一方面有所继承，对于某些年代出现的敌我矛盾和内部矛盾，也会采取讽刺的手法，表明人们对某些社会现状的态度。
（3）以令人发笑为目的
笑是“俳优”活动的灵魂，相声同样也秉承这样的宗旨。“俳优”使用的手法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指“三翻四抖”，“俳优”只是有了“三翻四抖”的大概轮廓，相声则将其发展，使它更为完善；另一方面是出乎意料之外而又在乎情理之中，即出奇制胜，具体表现为铺平垫稳和抖“包袱”之间的微妙关系，为相声的“包袱”的使用，提供了些许借鉴。
2.宋代百戏与相声
宋代百戏丰富多样，说唱艺术达到高潮，发展空前繁盛。其与相声有关的艺术形式可以分说、学、文字游戏三类，下面我们对这三类艺术形式与相声的关系进行具体分析。
（1）与相声的“说”相关的艺术形式——说诨话、说诨经
宋代百戏中与相声的“说”相关的艺术形式有说诨话、说诨经。诨，即抓哏取笑。说诨话、说诨经是由说话、说经发展而来的，就是带哏的“说话”“讲经”。
唐代“说话”还有市人小说和僧人“俗讲”，可以看做宋代百戏中“说话”“说经”的源头。“俗讲”与相声艺术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因为相声的“垫话”与“俗讲”的“押座文”相似，相声的“底”与“俗讲”的“解座文”类似，所不同的是“解座文”用诗词，而相声的“底”必须是“包袱”。我们将“俗讲”和相声的结构对照比较如下：
俗讲：押座文—开题—讲唱经文—解座文。
相声：垫话—瓢把儿—正活—底。
可以说，“说话”对后世相声的影响主要在于故事性，而“说诨话”“说诨经”对后世相声的影响则着重于喜剧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杂以诨语；另一方面，舌辩。“舌辩”“舌耕”，深刻影响着对后世号称语言艺术的相声，主要表现加强了说话人的反应机智。
（2）与相声艺术“学”之间的渊源关系——学像生、乔像生、学乡谈、叫果子
提起宋代百戏中与相声的“学”相关的艺术形式，首先要说说“学像生”。与相声的“学”相关的“乔像生”就是从“学像生”发展而来，即以发乔的方式表演模拟技艺。李啸仓《合生考》指出：“所谓‘乔’，有装痴装傻的意味，宋人杂剧以付净色发乔，明人汤舜民《赞教坊勾栏》散套中，曾经咏及付净色搬演时的模样，他说：‘会付净色，腆兽庞，张怪脸，发乔科，店冷诨，土木形骸与世违。’乔合生的滑稽含玩讽，当正是以发乔的姿态来演出的。” 归纳起来，共三层意思：一是模仿，二是虚拟，三是滑稽。滑稽是“乔”的核心，相声常常取发乔的方式抓哏取笑，组织“包袱”。
“相声”一词就是由“像生”逐渐演化来的。“像生”一词古代就已经出现，并不是指表演技艺，而是像真的、像活的意思。相声的“学”有所谓“像不像，三分样”，并不是说，只三分像就可以了，不必全像，而是虽然不可能全像，但逢关键之处，必须像“学像生”“叫果子”那样，像真的，像活的。在这方面，从宋代百戏到今天的相声，是一脉相承的。
（3）与文字游戏相关的艺术形式——合生、商谜
宋代百戏中与相声中文字游戏相关的艺术形式主要有合生、商谜。合生，又做合笙，历史渊源较为久远。对后世相声影响最大的是乔合生，相声继承了乔合生指物题咏、应命辄成、滑稽而含有玩讽的传统，更有创新和发展。相声里专有猜谜语的语言文字游戏段子，与商谜类似，不过，除正猜外，相声还常常歪猜，抓哏取笑，反映了相声艺术的特定规律和要求。
3.笑话与相声
段宝林《笑话——人间的喜剧艺术》一书指出：“单口相声与笑话最为接近，可以说是专业艺人说的笑话。不过单口相声与一般的小笑话不同，它是专业性的、篇幅较长的笑话。相声演员往往把几个小笑话串联起来，增加许多生动的细节，来表现更加丰富的内容。如著名的单口相声艺人刘宝瑞的《傻子学乖》《火龙衫》等篇都是由著名笑话改编而成的。《火龙衫》就是‘分庄稼’‘火龙衣’等两个笑话的复合。”其实古代众多的文学艺术形式中，有着最为明显的传承关系的就是笑话与相声。
我们比较一下相声和笑话，不难发现它们有着大致相同的主旨和框架，并且都是以讽刺和幽默为主要目的，注重“笑”果如何，在这一主旨上两者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但是，和笑话相比，相声在以下几个方面逐步拓展出自己的特色：
一是语言更加生动、细腻。笑话的篇幅一般都不是很长，而相声作为一种表演形式，并不是短短几句话就可以了事的，为了保证演出的完整性，需要在语言编排上更为细致、完善，使整个表演持续进行。
二是人物形象更加饱满，性格更加鲜明。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既然要“逗”，就要将笑料周边的准备做好，将故事场景、人物性格特征丰富起来，为抖包袱埋下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