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和演变，到了明代中期，明传奇更加盛行，在嘉靖时期成为剧坛上的主流。这时候的明朝已经逐渐衰微，社会矛盾激化，并面对两大外患即倭寇和蒙古，这些内忧外患促使文人作家们在剧作上发出更沉重的呐喊。他们的创作也更为自觉，更能直面现实社会，具有很强的战斗精神。
明代中期有三大传奇值得我们注意：李开先（1502—1568）的《宝剑记》、梁辰鱼（1519—1591）的《浣纱记》和署名王世贞（1526—1590）等人的《鸣凤记》。
李开先的《宝剑记》就如同他的名字一样，首开先河，先声夺人。李开先字伯华，号中麓山人、中麓放客。山东章丘人。嘉靖八年（1529年）中进士，在户部任职，官至太常寺少卿，却和康海、王九思等削职为民的前辈文士交往不浅。他曾经运饷到宁夏，目睹了边防荒废松弛、外患严重的现实，深有感触，又对当朝的夏言内阁颇有微词，因此自请还乡。康海、王九思二人曾经写过杂剧《中山狼》，而李开先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时写成《宝剑记》，这些作品都是抒发内心忧闷、化解胸中愤慨的剧作。《宝剑记》是李开先的戏曲代表作，据有关文献记载，《宝剑记》是他与友人共同完成，共五十二出，演的是《水浒传》中林冲落草的故事，主人公林冲与原作的林冲在人物性格上十分不同，他改变了林冲在原作中被动反抗的人物性格，把林冲塑造成一位主动出击、敢于反抗的英雄好汉，着实让人眼前一亮！在剧中，林冲与高俅、童贯的斗争都是自觉而又坚毅的，他屡次上本奏明皇上有关童贯、高俅二人祸国殃民的罪行，结果反被坏人得逞，自己却落了个“毁谤大臣之罪”，被降职处理，然而林冲在这样的环境下还不改自己的本色，仍然怀着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浩然正气，再次上奏圣上明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剧本将高俅、童贯对林冲的迫害以及高衙内对林冲妻子的调戏，全都安排在林冲上本之后，而不像小说里将高衙内调戏林妻作为冲突的根源，这样就更加强化了林冲正直不屈、嫉恶如仇的高尚人格，也强化了忠奸斗争的力度。当然在剧中也写到了林冲的迟疑和犹豫，这就更加自然地体现出人真实的本性，毫不虚伪做作，使其艺术形象更加亲民，也让读者们体会到李开先本人上书直谏时的真实心理。《宝剑记》借宋人之事反映了当时明代政坛上的一些新局势，以古鉴今，警醒当朝之人。虽然后世对于其艺术地位的评价和前人存在一定分歧，但总的说来，《宝剑记》以其激进的文风改写明代开国两个世纪的沉闷剧坛。
梁辰鱼字伯龙，号少白，江苏昆山人。他的《浣纱记》在戏剧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是根据明代传奇作品《吴越春秋》而改编的昆曲剧目。它借春秋时期吴越两个诸侯国争霸的故事来表达对封建国家兴衰历史规律的深沉思考。它首先是一部极为感人的爱情悲剧，崇高而微微带着一丝苦涩。一缕洁白的轻纱，珍藏在情人的胸怀，时时温暖着情人冰冷的心，也维系着国运的衰微。范蠡、西施借此分而后合，越王勾践被俘后，奋发图强，听从了范蠡的建议，定计将范蠡美丽无双的恋人浣纱女西施进献给吴王，意图用女色来消磨吴王的意志，离间君臣，杀害忠良。吴王果然为西施的美色所倾倒，渐渐废弛国政。三年后越王苦心经营，终于打败吴国，吴王自杀。范蠡功成身退，决定远离政治是非，携西施飘然而去，过隐逸生活。在国家和儿女之情之间他们俩都选择了前者，共同做出了悲凉无奈的决定，六年的相思之苦换来了越国的胜利，但对于二人来说这是一场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劫难。勇于献身的爱国精神被视为崇高的政治理想，都是以爱情悲剧为前提而获得的。《浣纱记》又是一出沉重的政治悲剧，剧中突出表现了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两个人物。作品一方面描绘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艰难复国的执著精神，另一方面又嘲弄了吴王夫差沉迷女色，荒淫误国。肯定了屡次直谏、不畏强暴的忠臣伍子胥，揭露了腐败贪婪、奸诈阴毒的伯嚭。范蠡不仅仅是智士，而且是忠臣，阶下为奴，仍不忘君臣之礼。范蠡功成身退，是一种最高尚的品格境界。剧本也透露出作者对于政坛的恐惧，对于兴衰万变的历史的空幻之感。因为他深深感受到勾践这个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同安乐，悟出了勾践在分一半天下给他的许诺中暗藏着杀机，就这样毅然离开，归隐田园。《浣纱记》是中国戏剧史上一部重要的剧作，其意义不仅仅是把文人清唱的昆曲搬上了戏剧舞台，而且就其剧本本身来说也是一部有成就的优秀剧作。它突破了传奇的传统内容，从以爱情为主的题材转向具有政治性和现实意义的历史故事引入戏剧，扩大了传奇的表现领域。
这个时期另外一部重要的昆腔传奇是相传为王世贞及其门人所作的《鸣凤记》。王世贞是明代文学家、史学家，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王世贞倡导文学复古运动，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也就是写文章应该学习秦汉时期的古文，而作诗应该学习唐代的诗作。他的《鸣凤记》几乎是和世事同步的政治时闻，据焦循《剧说》所载：王世贞请县令看此剧，县令见全剧都是描写当朝重臣严嵩的罪行，大惊失色，马上起身告辞。等到王世贞说出严嵩父子事败的消息时，县令才敢放心地看下去。从此记载就足见此剧的政治真实性，这种对现实的即时表现和参与使《鸣凤记》成为时事戏的先锋。全剧四十一出，写嘉靖时期权相严嵩杀害了力主收复失地的重臣夏言和曾铣。杨继盛上书直谏，痛斥严嵩五大罪行而遭杀害。董传策、吴时中、张鹤楼三人又联名上书奏圣，遭到严刑拷打，被发配充军。郭希颜也向朝廷陈言直谏而遭严嵩毒手。最终经过邹应龙、孙丕杨和林润等人的努力将奸臣严嵩打倒。作者把夏言等十位大臣反对严嵩的斗争精神称为“双忠八义”。作者将这场震动朝野的政治斗争搬上舞台，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作者在史实的基础上，将有些情节也加上渲染和艺术化，这些处理非但没有影响到作品的真实感，反而使剧本更显真实。当然，众多史实人物和复杂纷繁的情节也同样构成此剧的一大诟病，语言风格上也偏向于骈俪化，这也使得人物性格和形象不够丰富和生动，不够通俗上口，就好像很多时事剧一样，一旦时过境迁之后，会让人们有所遗忘，其感人的程度也会有所减弱。但总体说来，《鸣凤记》开创了明传奇以现实社会斗争入剧的先例，对后来的《桃花扇》《冰山记》《磨忠记》等剧的创作有明显影响。
明代中叶的这三大传奇，《宝剑记》和《浣纱记》多多少少对现实做了曲折的反映，而《鸣凤记》则堪称是戏剧史上最早、最完整反映社会现实和政治史实的悲剧现代戏，其影响也是不可磨灭的。
明代后期，也就是万历至崇祯年间（1573—1644），传奇进入了高潮期和繁荣期，其中代表人物当属汤显祖和沈璟。以汤显祖为杰出代表的传奇作家成为明代文学史上的领军人物，而沈璟则是代表着吴江派，在传奇的创作和理论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此时期的传奇作品如雨后春笋一样大量涌出，不仅在量上有很大的突破，同时在质上也有不俗的成就。从声腔上看，此时昆腔传奇的创作一枝独秀，大部分传奇都是昆腔作品，典雅而又华丽，具备较高的文学和艺术品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