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是贵族之后，也就是被袁术说成是“、r鬟之子”的那位，地广兵多的他仪表出众而气宇不凡。跟曹操比起来，具有很多天然的优势，可是他的目光很短浅，没有看到打着汉王室旗帜的现实意义。于是献帝这个16岁的少年便捏在了曹操的手中．袁绍开始大跌眼镜了，因为看似不经意的举动竟为曹操赢得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还让其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英雄，任命官吏、讨伐异己、打击敌人，都可以名正言顺地以皇权的名义来进行，袁绍则开始被动了。
曹操的讨伐是“正义”力量的“发言”，别人攻打曹操则是“于义则违”，“此诚不可与之争锋”。后悔不迭的袁绍琢磨出折中的办法，他以许昌低湿、洛阳残破为由，欲迎献帝至鄄城。这让曹操哭笑不得，只好以献帝的名义责备袁绍：“地广并多，而专自树党。”袁绍只好忍气吞声地上书辩解，但是说什么也没用了，早干什么去了！曹操的事情做得漂亮，他打了对方耳光，又以献帝的名义任命袁绍为太尉，位居大将军曹操之下。袁绍拒不接受，还到处诋毁曹操，曹操见状很大度地让出了大将军一职，却赢得了非常好的社会舆论，而不在朝中的袁绍大将军能有何作为？
袁绍徒有其表，当年的董卓进京就是他出的主意，而洛阳成为一片火海也是他干的好事。无论当时还是在后来，很少有人说他的好话，曹操认为他“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郭嘉则觉得他“繁礼多仪”，“以逆动”，“外宽内忌，所用多亲戚”，“多谋少决”，“专收名誉”，“恤近忽远”，“好为虚势，不知兵要”。比如官渡之战就很能说明问题，袁绍的举动师出无名，当曹操在阵前质问他“今何故谋反”时，他竟说不出子丑寅卯来。
他的兵力70万对敌7万，只是数量上的对比，并不意味着力量上的高低已经确定。曹操已经把他看得很清楚了：“绍兵多而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无用；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颜良、文丑，匹夫之勇，一战可擒。其余碌碌等辈，纵有百万，何足道哉！”这个判断绝对不是无稽之谈，结果恰如其所料，袁绍的大量辎重、财宝、图书都落入曹操掌握之中，包括某些内应的书信，这让很多不忠实的人整天提心吊胆。但曹操做得非常漂亮，他把这些书信付之一炬，事情做得很体贴人，反正袁绍已经失败了，何必把还没有成为敌人的人非逼成敌人呢？而且通敌的人数量着实不少，真的较起真来也没有什么好处，不如大家都糊涂点儿，以后见面也不至于尴尬难受。
袁绍把曹操当做敌人，似乎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结局，因为他根本不是奸雄的对手。他的政治短见、军事弱智和组织低能注定了他难以把握机遇，统领人才，以成大事。其实他的身边也有过很多高水平的人才，比如说沮授、田丰、许攸，可无一例外地没有得到重用，料事如神的田丰甚至被关了起来，曾经建议他迎接献帝以渔利的沮授也基本处于养老的状态，许攸干脆投奔了曹操，而得到重用的不是缺德的文官就是愚莽的武将，这样的人又如何能够不失败？更何况，他从不愿意承认错误，认识到田丰是对的后，觉得“今回去，有何面目见之耶”！竟残忍地将其杀害。“有过是一过，不肯认过，又是一过”，袁绍的过错多矣！
正如陈子昂所看到的：“得贤须任，既任须信，既信须终，既终须赏。”袁绍一点也没有做到，临终前的田丰都已经看透了：刚愎自用的袁绍徒有个宽厚儒雅的外表，实则猜忌刻薄，如果打了胜仗，还可能释放田丰，也让其体验主恩浩荡；若是打了败仗，证明田丰正确无误，肯定要以杀正确者的方式来掩盖自己的错误，有谁敢给这样的人出好主意？这样的人又如何能一统江山？他的努力大抵也就是做做白日梦罢了。
在求取利益的时候，每个人都渴望能够获得更多，可并不总是能够实现最初的愿望。因为并不是谁都能够真正看清楚得失的实际格局，看似“得”的很多事情实际上结的是“失”的苦果，袁绍一心一意要求“得”，却总是看着别人有所得的同时而“失”去良机。在进攻的时候，他忘了自己的实际操控能力和进攻的时间优劣，不知不觉间同曹操完成了优劣的转化，人家是越来越有实力，他是越来越窝囊，这样的事情又总是按部就班的。这可能让袁绍非常不解，其实大可不必，“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善恶同则功臣倦”。“举兵不当，被患无穷”，“谏而受赏者，兴之祥也；谏而受杀者，亡之兆也”，历史的规律都已经写得明明白白了。祸莫大于轻敌，孤莫孤于自恃
“威震华夏，未逢对手”的壮士有脾气不足怪，但美髯公的结局也是“祸莫大于轻敌”、“孤莫孤于自恃”的真实写照。刚愎自用的他根本不经判断，即使对待内部的同志，孤傲也从不减。其胆量气魄值得赞赏，智谋运筹过于失常。
关羽确实创造了很多“无敌”的壮举，比如说过五关斩六将，斩颜良诛文丑，温酒斩华雄，水淹七军……曹操也不得不叹其“威震华夏，未逢对手”。这样的壮士有点儿脾气也是不足怪的，但是任何孤傲总得有个限度，这位同刘备、张飞三结义的美髯公的结局正是“祸莫大于轻敌”，“孤莫孤于自恃”的真实写照。这样的结局是日常言行的积累所致，“谦受益，满招损”，武艺超群的关羽正是因为“无敌”的良好感觉而“损之又损”，意气用事，遭致祸患也合情合理。
以史实为基础的“演义”将关公的性情挥洒得活灵活现。比如说当诸葛瑾代表东吴来索要荆州时，刘备和诸葛亮出于政治考虑，答应“分一半荆州还之”，但是关羽却“持顽不肯”，蛮横地赶走诸葛瑾，感到愤怒的孙权为此设计诱其赴宴以诛之，关羽以“藐视吴臣若小儿”的态度独往，尽管平安而返．但其间“险象环生”也着实令人后怕。孙权其实并不愿意与之为仇，义特意来求亲，以图并力破曹。谁知关羽竞勃然大怒：“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这种态度就有点逼友为敌的味道了。即使对待内部的同志，关羽的孤傲也从不减。当刘备重用马超之时，他派儿子关平千里迢迢地致书刘备，说要与马超比试高低，多亏诸葛亮委婉劝说：马超“不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也”，加之“倘一入川，若荆州有失，罪莫大焉”，关羽这才放弃最初打算。当刘备封他做“五虎大将”之首时，关羽大发脾气，因为听说自己与老将黄忠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又觉得张飞等人跟他有很大距离，执意不肯受印。好在大家多方面劝说，才使他不至于弃荆州而闹成都。
高傲自满的关羽过于膨胀了，当王甫提示他吕蒙有吞并荆卅I之意的时候，他只建几个烽火台就草草了事。他应该很清楚，传播消息的烽火台是不能作为抵御的重要战备设施而存在的，其实他是觉得东吴根本不敢夺荆州，因此也不必过于防范。当敌人磨刀霍霍的时候，采取了很多蒙蔽关羽的手段，比如用陆逊取代吕蒙，关羽不禁大笑：“仲谋见识短浅，用此孺子为将！”当陆逊差人送来“书辞极其卑谨”的信和厚礼时，关羽“仰面大笑”地接受，还“撤荆州大半兵赴樊城听调”。按着主帅意旨，守备的军士根本没有足够的警惕，当吴军长驱直入时竟无人知晓。当荆州已经失守时，关羽还以为有人在传播讹言：此“不足为虑”，“军士再言者斩之”。直至面对实际情况时，才“怒气冲塞，疮口进裂，昏绝于地”。
关羽曾经有过两次中箭经历，第一次是与庞德决战的时候，关羽对其不屑一顾而斥之日：“天下英雄，闻吾之名，无不畏服：庞德竖子，何敢藐视吾耶！”说着便要去亲自迎战，关平觉得不可以“泰山之重”“与顽石争高下”，可是关羽执意要去，“吾不杀此人，何以雪恨？吾意已决，再勿多言！”与庞德争斗了50多个回合之后，关羽不顾防范地去追击敌人，终于被对方射中左臂。好在中箭不深，但也已经挫伤了蜀军的锐气。第二次则是在水淹七军之后，已经杀r庞德的关羽感到意得志满，好了伤疤忘了疼，亲自到敌军北门喊话：“汝等鼠辈，不早来降，要等何时？”敌人见这位立马扬鞭的红脸将军丝毫不加防范，便领五百弓箭手放箭，关羽右臂中箭落马。这种自信实在有点儿行为艺术，两军对战的时候，主将怎么能毫不防备地亲赴前线呢？这次中的是毒箭，若不是华佗刮骨疗伤，他的右臂很可能废掉。“虽有埋伏，吾何惧哉！”毫无惧意的他真正是“向死而生”，从胆量气魄的意义上，值得赞赏；从智谋运筹的把握上，那就有点儿神经病了。
这样的孤傲导致其处危难时，不该背叛的人背叛，应该救援的人装糊涂。关羽实在太不宽容人，当傅士仁、糜芳驻屯不慎失火时，关羽责骂：“如此误事，要你二人何用！”要将之立即斩首，经人讲情之后，仍然加以重责，且扬言早晚还得处理。这等于把这两位部属推上了绝路，他们只有背叛，以求找到活路。当时有很多将士都看出了美髯公的问题，很多人在途中都投奔了东吴，他的“手下将士，渐渐消疏”。当他被包围时，“军心尽变”，“关公止喝不住，部队只有三百余人。”兵败如山倒已经不可避免了，“虽子牙复生，亦无计可施。”当关羽走麦城的时候，正巧在半路上被糜芳和其旧仇刘封所害，“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视卒可以随意杀之，则终不免被卒所害，更何况，他是那样不顾一切地承认自己而忽视他人，其境遇值得引以为鉴，糊涂的功业，尴尬的人生其词已到达高水准，可是做皇帝却只能算是票友，这个票友皇帝偏又遭遇亡国之危。缺乏政治家的治国之术和抵御外侮的良策，诛杀忠臣和听任奸佞，终于使他走进自我及国家的困境。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传神之笔“语尽意不尽”，波涛起伏而悲思难平，大词人李煜对“物是人非”的“怅恨之感”的原因似乎没有加以追问，只看到“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穷奢极欲的他每每纵情声色，从不励精图治、谋划抵御之策，一味地哀叹有何意义？
这位南唐后主在青年时代受到长兄太子弘冀的猜忌，因为“幼而好古，为文有汉魏风。母兄冀为太子，性严忌，后主独以典籍自娱，未尝干预时政。”既然不便于参与政治，也就更把才智精力倾注于文艺和娱乐之中。后来，太子弘冀和其他四位兄长早死，李煜被徙封为吴王，以尚书令知政事居东宫。排行老五的他突然日理万机，不免因为政治锻炼严重不足而感到不适应，最终给后来的治政带来危机。当时南唐国力每况日下，起初是臣事于周，后来宋朝代周建国．南唐政权也就岌岌可危了。
李煜确实是才华横溢，如果做个自由的诗人，在中国诗坛的位置很可能是举世无双的。但是这个词人做了亡国之君，就注定了悲惨的结局，对于创作来说，他已经到达专业水准，可是做皇帝却只能算是票友。这个票友皇帝偏又遭遇亡国之危，这便有了更多哀叹的理由，哀叹促进其诗词水准的提升。但沉湎于酒色的他荒于朝政，仅仅寄希望于能够在对宋的委曲求全中苟且偷安，宋灭南汉之后，李煜上表赵匡胤，自愿改称为“南唐后主”，继而不断朝贡于宋朝。由于其统治毫无作为，军事惯于疏漏，虽然“常常以国蹙为忧”，但是缺乏政治家的治国之术和抵御外侮的良策，遂使得国家处于灭亡的危境。当时南唐也有忧国忧民的忠贞有识之士，比如说南都留守林仁肇提出收复淮南故地，可是，李煜缺乏辨别忠奸的眼光和能力，竟然听信谗言，派人将林仁肇给杀了。
诛杀忠臣和听任奸佞，终于使他走进自我及国家的困境。内史舍人潘佑鲠直敢言，上书议论时政，因为言辞愤切而触怒了李煜，最终被迫自杀，还连带着好友户部侍郎李平缢死于大理寺狱中。他把军旅和机要的重担都委任他人，自己却过着晨昏不知的生活，他的这种生活态度为其后的困厄设置了伏笔，政治上的昏庸加速了他的灭亡，以至于后来宋朝屯兵其城南十里时，李后主竟然“犹不知也”。李煜笃信佛法，还曾经广建佛寺，甚至在宫禁中建造僧尼精舍，继而多聚徒众。谁知这一点被宋朝所利用，派出了小长老为间谍，作为破城时的内应。
李后主算不上政治家，对政治也不怎么感兴趣。既不会抓政治，也不敢去抓政治，那就只有卑躬屈膝以谋妥协。他曾经派弟弟李从善去宋室谦卑地朝贡，结果被扣留为人质。改称“江南国主”，也没摆脱其作为后主的命运，“李煜事大宋礼甚恭，以病未任朝谒，非敢拒诏。乞缓兵以全一邦之命。”听起来颇有诚意，但宋太祖一听就发火了：“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话说得明白之极，盼“宗社之失不在臣身”的李煜似乎感到了冰冷，却仍不知道壮大国家军事力量的必要。
当宋朝将领曹彬率兵攻破金陵时，李煜表示投降。被封为“违命侯”的他被送人汴京，其行动受到严格监控，身边的周后美艳绝伦，宋太宗看后极其迷恋，经常用一顶翠轿将其抬进大内，一住旬日方归。这样的处境使他产生了悔恨、怨痛、欲挣扎而又无力的苦闷，更忘不了当日的豪奢，也反映了宋太宗对降王的阴险残酷。“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直至回首往事时被毒死，他死得非常痛苦，据说其文艺才华也为行伍出身的宋太宗所嫉妒，因为无法达到其水准，就用牵机药将这位后主耗死。
这是怎样的悲剧！既有今日何必当初？苏东坡对此批评得很恰当：“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故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哉！”这正如《西清诗话》所载：“艺祖云：‘李煜若以作诗功夫治国事，岂为我虏乎？”’话说得多明白，这位妇女缠足的发明者怎能不亡国！最终“日夕以眼泪洗面”，只能是自取其辱。其实，努力往往能避免悲剧，不知这位后主在生命最终时是否有所悔悟。
治史与治政的“及”与“不及”
纵观《资治通鉴》，文字的重量无法计算，似乎超然于历史之上，他遇事敢秉正直言，敢在大是大非面前表明态度，说明他是个正直而有一定独立人格的人。作为政治家的他过于保守，同治史才华分居于天平的两端，一功一过引人深思——
封建中国的改革者之所以未获成功，同他们治国才能的缺乏和人格魅力的不足有关，坐而论道的他们大都浮躁偏激。当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之时，来自司马光等人的反对之声也此起彼伏，他们觉得认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很可能是个伪君子。王安石的变法具有超前意识，他的失败有历史原因，但人格上遭到攻击也未必全都是空穴来风。对历史极其精通的司马光的反对就言之凿凿，他看清楚了变法之实，也能够指出变法者的真实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