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山西人是北宋著名的历史学家，世称涑水先生，“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极妙。”有才华的他走的也是科举的道路，举进士甲科后，屡迁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等职。遇事敢于秉正直言，敢于在大是大非面前表明自己的态度，说明他是个正直而有一定的独立人格的人，这样的性格在封建官场上还是非常可贵的。后来，他又晋升龙图阁学士，编撰《通志》八卷奏呈，颇为宋英宗所重视，觉得他的治史很有点儿名堂，遂令其设书局编著，神宗时赐名《资治通鉴》。
宋神宗即位后，王安石主张变法，变法的初衷还是好的，思路也非常独到，只是没有更多地考虑到当时社会的接受程度。再好的策略不被接受，也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指南，司马光的政见与变法中的王安石颇为不同。他觉得王安石的举动很有使社会不稳定的嫌疑，这个建议得不到采纳，他只好求之于外任。此后，司马光以端明殿直学士知永兴军，后改判河南洛阳御史台。从此住在洛阳，皆以书局自随，而专意编著《资治通鉴》。在洛阳当官使他更直接地接受了社会各阶层对于变法的反应，由于基本上清楚北宋社会的发展现实，他更加坚定了最开始的判断，王安石变法属于胡闹，胡闹之后得有人收场，他看自己挺适合做那个收场的人。
当然，机会没有光临的时候，他也不会浪费光阴。研究历史不仅能够指导实践，还能够传之后世，他在编撰过程中还是很卖力气的。“竭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为了搜集材料，他更是“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炯海”。“《通鉴》除正史以外，其中杂史诸书凡三百二十家。”采用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霸史、传记、奏议、地理、小说、诸子10类，共301种，搜集史料之广泛，引用数据之丰富，真可谓空前绝后，仅草稿就放了满满两个大屋子，其持久的毅力和决心实属难得。
这样繁杂的工作是不能没有助手的，他的工作是总汇大成，其助手有刘恕、刘分文、范祖禹三人。i个人的水平都很高，刘恕博闻强记，《史记》后诸史无所不览；而刘分文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往往用追述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历史的前因后果，给读者的阅读提供明晰印象，其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借以展示历代统治者治乱、成败、安危之迹，同时也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思考。由于该书文字很优美，表达方式也非常生动，被认为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历时14年之久的《资治通鉴》大功告成之后，司马光又迁资政殿学士。
“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是与《史记》相提并论的皇皇巨著，为后世多所借鉴。而纵观这部史籍经典，文字的重量无法计算，似乎超然于历史之上，拒绝“让日光永远停留在黄昏中”。资政殿学士司马光的水平不仅可以通过《资治通鉴》看出来，还可以参照其《温国公司马文正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经历变法之后的他已经成为老臣。
宋哲宗即位后，高太后临朝听政，司马光由洛阳还京都，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领袖人物，逐渐施展其政治抱负，从而尽罢新法。“尽罢”不可避免地将有益的政策同有害的政策一同倒掉，如果王安石做得“过”了，司马光则改“过”而“不及”。作为历史学家，司马光无疑有功斯世，而作为政治家的他过于保守，两者分居天平的两端，一功一过引人深思，他的结局还是乐观的：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老百姓“杀牛羊，备酒浆”，因为“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但“路遥知马力”，三分钟热血不能成大业，李自成的失败在于成功之后偏离了起义时高举的理念。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变”中总有正义的事业值得去坚守。
当李自成举起反明义旗的时候，他应该具有慷慨赴死的勇气，却决不会料到未来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朝廷兵力的强大，而在于义军内部的极度腐败，这样的结果大概更“使英雄泪满襟”了。这个出生于米脂农民家庭的农民起义领袖年少时因为家贫曾经入寺庙，一度为地主放羊，成年之后应募到当地驿站充当驿卒，受尽折磨、欺凌和压迫。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明朝末期社会正发生急剧的动荡和变化，连年的灾荒和残酷的压迫使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矛盾激化。
同晚明腐败的社会现实对应的是中国北方的满清部落迅速崛起，崇祯皇帝尽管要改变前任留下的政治遗产，但社会矛盾的不可调和和他自身的性格因素已经使得努力举步维艰。当时的地方官吏的种种倒行逆施让李白成彻底失望，不堪忍受压迫的他举起反抗义旗，在陕西澄县正式拉开＼了起义序幕。此后又带领部分士兵，杀掉领兵的将官和所驻金县的县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战斗历程，真刀真枪地为了真的理念而战。因为勇敢和纪律严明，在农民起义军之中崭露头角。
不久，李白成率部攻入河南，继而攻克辽州。当时转战南北的他已经号称“闯王”。在敌军包围辽州后，他果断地率部突围，朝着太行山东麓挺进，后来与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分兵偷渡黄河，在豫、楚、蜀、秦四省交界的广阔山区纵横驰骋，势力逐渐扩大。“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同晚明政权对抗不可能一帆风顺。因为对地理情况不熟，他曾经在安康遭到官兵围困，在这个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采用诈降计把军队带出山谷，此后驰马纵横，使整个陕西大为震惊。即使这样的胜利也是暂时的，晚明政权的统治者决不会看着反叛者在短时间内取得成功，挣扎的力度也很惊人。由于各路义军接连失利，极度困难的李白成几乎全军覆没，带着残部潜入深山密林，此间总结以往的过失，聚集革命力量以图东山再起。
养精蓄锐之后，他再次举起闯王大旗，这时的社会矛盾较以前更甚。很少有人看好曾经辉煌一时的大明王朝，很多文人士大夫审时度势地投身到农民起义军中来，其中比较有名的诸如牛金星、李岩、宋献策等人，李岩建议李自成“均田免粮”、“平买平卖”，并勒令军队“不淫妇女”、“不杀无辜”、“不掠资财”。义军也真正对人民秋毫无犯，这样的正义之师使得老百姓“杀牛羊，备酒浆”，因为他们要“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农民军占领洛阳之后，将得到的大批金银财宝和粮食分给穷人，附近群众纷纷赶来参加义军，明朝政权已岌岌可危。
李白成终于建成了他的“大顺”国，并改称西安为长安。此后进攻北京，这时的起义军已经闻名于大江南北，沿途各县官吏或投降或逃跑。经过18年浴m奋战，李白成终于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历时276年的明朝统治宣告终结。但遗憾的是，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农民起义军的保守和狭隘也逐步显露，甚至在态度上有点儿骄傲轻敌。李白成派人招降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由于招降人伤了吴i桂的感情，使得原本欲归顺的这位痴情的将领执意引清兵入关，并在山海关展开激战。明末农民起义军由盛而转衰，此后又多次受到重创，率部在九宫山考察地势的李自成也遭袭牺牲。
纵观其成败的轨迹，李白成的失败在于其队伍暗暗生长出“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殊不知，真正的革命胜利是将正义的事业进行到底，“路遥知马力”，18年的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之于长治久安来说，只是三分钟热血，而三分钟热血从来都不可能成大业，李自成的失败在于其队伍在暂时的成功之后偏离了起义时高举的正义的理念。“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变”中总有正义的事业值得去坚守。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政权的腐败对于社会稳定、发展和道德的提升有着极大的破坏力，李自成的前后得失的急剧改变对后世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太平天国儒将的最后单纯
他在半年时间里稳定了太平天国的基地，治国的能力可见一斑，但封建社会的政治命运是不完全以个人能力为转移的。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敢作敢为的人”。处世却未能深思熟虑，一生以单纯和天真待人，“这使他吃了大亏”。
封建时代的农民革命总是以蓬勃的气势为起点，而以过程中的内部溃败而告结束，最终化作多少人的深深叹惋。清朝后期的太平天国运动也没有能够避免这样的悲剧，尽管他们尽可能地汲取历史教训和经验，尽管有宗教作为其依托，结果还是被剿灭了。满清政府也大伤元气，面对国外列强的武装进攻已经越来越没有还手之力。从太平天国的儒将石达开的身上，我们不难找到这场农民革命失败的主客观原因，也能够较为真切地看到当时的社会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