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资助贫困生，是因为有了经济基础。我是1942年4月30日（农历三月十六）出生在山西省万荣县斜口村一个贫苦家庭。父亲张通盛，字道芝，解放前先是随伯父在芮城县泰安村开煤厂，后来抬过担架，支过前。解放后，政府号召“爱国家，种棉花”，我家里的10多亩地全种的是棉花，家里吃的是从荣河粮站买的大米，所以，现在吃大米的胃口都没了。我父亲解放后先后任庙前乡和宝井乡乡长，1958年任荣河公社副主任，1975年农历7月4日因患食道癌过世，享年62岁。母亲李亲翠是周王村人，一生勤劳，又善解人意，不仅从事家务，还参加田间劳动，由于劳累过度，身体瘦弱，状况十分不好。卖四弟就是为给她老人家治病，很高兴她老人家活到了85岁，真是我们的福份！
我弟兄5个，我排行老二。长兄初中毕业后从军，后转业到青海省西宁市交通局工作，继而被调任西宁市城东区政法委任办公室主任，直到退休；三弟初中毕业后参军，任解放军后勤五分部管理科科长，退休时享受正团级待遇；四弟原名张世文，后改为陈宗让，因为家穷，为母亲治病，“狠心”的父亲把他卖了，收到对方五石小麦、一副棺材和一身寿衣。四弟成家后，生了一个孩子叫陈永红，在万荣县通化派出所工作。四弟一直任生产队的会计，改革开放后先在村里办烟花炮厂，然后在北京给一个同乡办的石英沙厂打工，每年收入一万元。最后和弟媳一起又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给一个同乡开搅拌机，两人每年收入2万余元；五弟是个残疾人，从小又不好好上学，一直闲赋在家，全靠我们弟兄三个供养。我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
我从小读书刻苦，每每考试总是名列前茅，我的强项是文科，高考填志愿时，本应报文科，但我却鬼使神差地报了理科，所以没考上理想的大学，却考入原晋南教育干部学校，当了干部。先后在新绛县泽掌大队、临汾县土门公社亢村大队和襄汾县南辛店大队搞“四清”，随后又给原晋南地委常委、宣传部长郭璞同志当秘书。郭璞同志是我一生的引路人，他思维敏捷，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对我要求很严。一次下雨时他在田间劳动，湿透了衣服，患了重感冒，我让房东给他熬了一碗鸡汤，他知道后问我是否给了钱，我说，我给房东钱她不要，随后他就从口袋掏出10元钱让我给房东。为了培养我写材料，一次原临汾地委召开学习“毛著”动员大会，他让我写个讲话稿，由于我随他刚从襄汾县“四清”工作团回到机关，手头没有什么资料，这可难住了我，当下他口述了讲话提纲并要求我连夜写成。好在那时我只有二十岁出头，平时又爱读书看报，就熬了一个通宵，次日上午7时，我把讲话稿送到他的办公室案头。他看后说：“小张，你的文字功底还不错”。郭璞同志是当时晋南地委的一枝铁笔，这在原晋南地区无人不知，我听后，知道他是鼓励我。这天上午9时许，我在临汾大礼堂听他作动员报告时，根本没有用我写的讲话稿，而是脱稿讲，有思想，有实际，逻辑性强，很有鼓舞性。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在原晋南师专蹲点，到学校后接连召开教师和学生代表座谈会，不让师生写大字报，你攻我，我攻你。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主席他老人家亲手发动的，他的举动根本不符合当时状况。1966年11月，省里召开批判原省政府副省长王中青的走资派大会，学生都自发坐火车到省城，他吩咐我跟着去。到了省里，一看那阵势，夺走资派的权是阻挡不住的。我回来后把我看到的情况告诉他后，他失望地对我说：“小张，看来我这个宣传部长保不住了，你还是到基层躲躲，过后再把你调回地委”。他征求我的意见后，就让地委组织部把我分配到原永济县委组织部工作，直到1970年6月原晋南地区分为临汾和运城两个地区。
1971年6月，经时任运城地区组织办公室主任牛巨合同志推荐，我调回运城地委组织部工作，先后任地委组织部组织办副主任、主任、副部长。1976年6月地委又任命我为闻喜县委常委兼工作组长，1978年5月任闻喜县委书记，再后来，先后任运城行署农委、科委副主任，稷山县委书记、原运城市委（现盐湖区）书记，1990年10月任原临汾地委委员、纪委书记（副厅级），1993年10月，因家中有一个年过七旬的老母亲和一个残疾五弟，经我申请，省委批准又回到运城任地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直至退休。我这人没有多少爱好，正如有些人说的：“吃没肚量，喝没酒量，赌没本钱，嫖没子弹”。我在闻喜县任县委书记时，“男扎”手术推不开，于是我就带头做了“男扎”手术。为避免人们送礼和看望，我没给县上任何人打招呼，于1979年9月5日到山区的石门公社卫生所做了“男扎”手术。由于当时条件差，所以手术失败，失去了性功能，就是苦了妻子。另外什么打麻将、斗地主、压金花、打纸牌，一是不会，二是没兴趣，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写文章。退下来后每年都要读上百部小说。我在位时，不贪不沾，没有多少积蓄。1978年，任闻喜县委书记时，只有36岁，工资只有36元，还有三个子女，闻喜人说我是“三个三”。
2001年3月，我离任后著书立说，先后出版发行了《农村工作实践与思考》、《书记生涯》、《三莲追星》、《足迹》、《心迹》、《晚霞集》、《公仆梦？公仆情》、《晚霞集》续篇和《百岁不是梦》（与杨方岗教授合著）。这九本书出版发行后，收入颇丰，这就为我资助贫困生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这是其一。
二是源于我的思想认识。我认为，把金钱奉为神明，它就会像魔鬼一样降祸于你。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犹如粪土，撒到地里可以使庄稼成长，但撒的多了，也可以浇死禾苗。给子孙留得多了，反而会害了他们。我从一批批贪官落马的轨迹中认识到，许多高官落马后，锒铛入狱，甚至被推上断头台，都是被钱害的。就拿我们市来说，有一个市委书记后来到了省里任要职，他为孩子跑前跑后，孩子当了县长，他还出资了30万元让儿媳开了一个美容店。但孩子不争气，贪污社保款和扶贫资金，结果被判刑20年。气得他足不出户，连省里的人代会也不愿参加。儿子出事前，他常常回运城，自从儿子出事后，连老家也不愿回了。后来，得了癌症，抑郁而死。这就又一次给我敲响了警钟，给子孙留钱不能多，要靠他们自己奋斗，打一片天地，所以我的书款只留他们姐弟三人每人2.5万元。再就是如果一个高才生因经济困难上不了大学，那国家就失去一位栋梁，社会就少了一个希望。真是“插起招军旗，就有吃粮人”。一开始资助贫困生时，是我主动找的，后来慢慢就有一些家长和贫困生找上门来，求我资助的贫困生越来越多。
至今，我资助的贫困生，绝大多数是本省本地区的，还有河南、辽宁、安徽和临汾的六个贫困生，大多数是大学生，也有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贫困生。资助最多的两家各兄妹三人，资助款超过20万元。有几个贫困生家庭，不仅资助他们上学，还资助他们家盖房子，添置家俱，埋葬老人。在我资助的贫困生中，男的神采奕奕，豪情百倍；女的落落大方，温文尔雅。另外，我还资助了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子女7人，资助额达10万余元，不能让他们流血再流泪。我的这一举措不仅得到社会认可，也得到被资助的贫困生家长的称赞。有好几个家长对我说：人在世上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可是遇到你这个大善人、活菩萨还是第一个。我资助贫困生，也受到省上的表彰。2009年9月15日在山西省召开第八次见义勇为先进集体和先进分子表彰大会上，省见义勇为协会授予我为山西省见义勇为先进工作者，时任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省公安厅厅长杜玉林同志亲自向我颁发证书、奖章和2000元奖金。作为一个正厅级的领导干部，我做了自己应做的事，尽了自己应尽的义务，党组织给了我荣誉，就更加激发了我资助贫困生的决心。在我资助的贫困生中，有七人想买电脑但又无钱，当他们写信或打电话告诉我后，当即就把款打在他们的卡上，少的是5000元，多的是1万元。虽然我无电脑，但为了他们我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