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书、出书、售书的过程中，我历尽了千辛万苦，也遭受到个别人的冷讽和白眼。一些单位的领导一见到我上门都有点怕，说什么：“张书记，你又不是没钱花，退休后该享享清福，何必这样低三下四求人……”但我都不在乎，只要能得到一点资助款，不管谁说三道四，我都义无反顾。在清朝还有武训靠乞讨办了三所私塾，接纳了上千个贫困生读书，我们共产党人怎不行呢？另外，自2005年开始，我还担任了六种报刊杂志的发行员，先后订报刊和杂志七千余份，收入五万余元。每年夏天，我骑着自家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走东家，进西家，销书收款。在冰冷的隆九三冬，我到各县、市、区订报订刊，有时冻得我直打哆嗦；在炎热的夏天，汗流浃背。为了提高效益，有一段时间，我每到各县、市、区售书订报，上午在城里，中午到乡镇，吃饭就在乡镇的食堂，真是苦了我。但有苦也有甜，看到已经毕业的贫困生参加了工作，我感到快乐和欣慰。
以上，就是我资助贫困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我资助贫困生走过的路子。迄今，我资助的贫困生已超过百名，我一定要沿着这条路子继续走下去，一直走到见马克思。
十年来，我同被资助的贫困生书信往来不断，他们喜我喜，他们忧我忧。他们有什么心思和苦闷，只要是信中所提，我都针对性地给予回复，使他们有所收益。因为我知道资助贫困生不仅仅是几个钱的事，更为重要的是在思想上的交流、心灵上的沟通、行为上的帮助，这样才能使他们健康地成长。每年的春节过后，我都要在运城大酒店召开一次座谈会，让他们汇报在学校里的情况，同时还向他们提出要求，座谈会后并请他们吃饭。“红灯记”中一句台词是：“我家的表叔多”，而我是“我家的贫困生多”。一到春节，许多贫困生都带上家乡的土特产来我家看望，使我感到开心和幸福。
在我资助贫困生的过程中，不少人对我说全国的贫困生多着呢，你哪能资助完，要量力而行，现在不少人都怕你到他们单位推销书，要不是看在你是一个有威望的老干部，他们才不买你的账，还有一些人给你难堪，资助多少贫困生是个数，何苦呢？但不管他们怎么说，资助贫困生，我是铁了心的，就像抢救透水事故井下的工人和地震后埋在废墟下的幸存者，资助贫困生，我决不放弃。
2010年农历正月初七上午10时许，我在运城市大酒店召开了有近三十名贫困生及家长参加了“情系贫困生”座谈会。座谈会上：原运城学院景克宁生前秘书杨方岗教授，运城地区蒲剧团国家级一级编辑杨焕育和在运城开办膏药厂的钱智同志还为我送了“热肠行善举，爱心济英才”的条幅。下午，手机上收到一位贫困生发来的信息：张爷爷，中等身材，身着一件红色带花的唐装上衣，脚蹬一双平底圆口的布鞋，面带笑容，两眼炯炯有神，有一种不说自威的气势，使我肃然起敬……。看到这条信息，我想，我的一举一动，对于他们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还有，有些家长看到我穿着布鞋，就为我做双布鞋送到我家。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是公平的，只有付出就有回报，付出的越多，回报的也就越多。但我不求回报，只想多资助一些贫困生，为祖国多培养一些栋梁之材。
眼下，我已收到三百余封贫困生的来信，有的对于毕业后的就业举棋不定，徘徊犹豫；有的好高骛远，这山望着那山高；有的想从政，而学的专业不对口；有的想创办企业，却没有资金；有的想从军，但年龄已过；有的找对象，却没有正确的恋爱观；有的缺乏远大理想，只求大学毕业后，娶妻生子，过个舒适的好日子。诸如此类，我都针对性地给予解答，只要是他们写信给我，不管再苦再累，我都是有信必复。还有一个贫困生在同我交谈中说：“爷爷，我向你提两个问题：一是你从小就有写日记的习惯，二是你在任职时作报告都是自己动手写报告，从不让秘书代写，这是为什么呢？”我对他说：“写日记有很多好处，我在出版发行《心迹》的自序中写道：书信是传递信息的武器，是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沉沦时，书信可给你驾设扶梯；平淡时，书信可给你注入饮料；冷静时，书信可给你加柴薪；纠葛时，书信可回填沟壑……”。岁月之河淌走了岁月的无奈，却沉淀了岁月的厚爱。在我眼里，贫困生给我写的每一封信，都传递着爱心，牵系着友情，在不同的时间都温暖着我的心灵。我从九岁时就写日记，从不间断，累计下来，总有一尺之厚。自从2001年2月我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每茶余饭后，我常常翻阅日记，不但增加了我同来信者的思想感情，还从中学到不少知识，增加了力量。
再是关于我做报告的稿子，绝大多数都是我自己亲自写，为啥子？是因为这样做，可以拓宽我的思路，而且可以强化记忆。每每在做报告时，我可以脱稿讲，使听众感到亲切和真实，收到好的效果。还有一个我资助过却不叫我透露姓名的贫困生给我讲了她毕业后求职的趣事：她是一所重点大学毕业生，人长得俊，但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工作，她不需要朋友介绍，也不想再麻烦我，因为她知道如今大学毕业生安排工作是很难的，于是她就到人才市场求职。但每天有限的职位，都如过江之鲫，面对成千上万者的求职者，采用的单位却不多，好像事先约定好似的，都是让她搞公关或当秘书。她心里明白，他们把她当成了吃青春饭的，有一家老板还同她面谈了一次，那色迷迷的眼光就在她的胸膛、脸和腿上溜，凭女人的直觉，她知道他不怀好意，于是就放弃了。还有一公司，她去上班的第三天，老板就一会拍拍她的肩膀，一会摸摸她的脸，并且不时挑逗、暗示，一周都没干完她就放弃了，连工资都没要就走人了。听了她的述说，我感到一阵阵痛心，因为我深知目前安排大学生就业问题比较困难。要寻求一份好工作，既要能力，还的有关系，要花钱。据我所知，在一些县市安排一个好的岗位，起码得10万余元，在一个县，到编办要一张表，就得四千元，何况除了编办，还有组织、人事、财政和要人的单位，哪一关都得花钱，而这些贫困生刚毕业，哪有这么多的钱，就只能凭运气了。
为出版发行《我与贫困生》这本书，我给每个贫困生都发了一封信，让他们把自己的家庭和本人在生活中遇到的坎坷和故事写信告诉我，以便为我在写这本书时提供素材。我资助贫困生的钱都是出书得来的钱。在售书的过程中，我走遍了全市137个乡、镇办事处和大部分企事业单位，也了解到不少情况，如哪些单位有钱，哪些单位经济困难，意想不到的是在一些贫困县、单位的经费还比经济发达的好，如河津市乡镇的经费每年还不到十万元。经济发达的县市、乡镇办公设施好，而经济欠发达的县市如取暖，全市80%左右的乡镇都是用蜂窝煤，温度只有5摄氏度左右。在平陆县的绝大部分乡镇办公室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盖的平房，有的甚至是危房。在售书的过程中，我还了解到乡镇干部的一些苦衷，如在河津市樊村镇政府，我见到时任镇长，他对我说，镇上干部工作真是难于上青天，主要是没权，镇上没财政管理部门，办公经费只能靠市财政拨付，每年只有十多万元，连水电费和车辆费用都不够用，只好东借西挪，一到年关，债主围门只好躲着。还有两个问题，一是计划生育做结扎手术和收罚款，上级要求急，但又没办法；二是宅基地，村民要求批，上级要求严，不能突破红线，也无办法开展，真是有一定难度。对此，我曾写了篇短文，山西日报“内参”刊载后，时任省委常委、纪检书记金道铭同志作了批示并派人做了调研，但能否解决还是个未知数。
还有一位贫困生问我在1978年任闻喜县委书记时搞包产到户的情形，我对他说：我36岁任闻喜县委书记，既没资历，又无后台，之所以率先在闻喜搞包产到户，主要是我爱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每年都是三分之二的时间呆在基层，只一年多功夫，就走遍了全县所有的村庄。在深入调查研究过程中，我看到许多农民吃不饱肚子，想到做为七品芝麻官，解决不了老百姓的吃饭问题，那还不如回地委当干事，于是冒着撤职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大胆搞起了包产到户，不到两年功夫，就解决了全县绝大多数社员的吃饭问题。在搞包产到户的过程中，社员们还编了许多形象生动的顺口溜。如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社员们大都上山大炼钢铁，队里田地都荒了，他们编顺口溜说：“棉花吊了孝，地瓜放了炮，高梁开了花，谷子满地倒；喊破嗓子，敲破钟，社员还不上工；村边坐，路口等，到了地头坐个坑；上工像拉纤，收工像放箭，你走我也走，工分都是七、八、九；你来我也来，男打扑克女纳鞋；上工像吊死鬼寻绳，下工像阎王爷进城；你上坡，我下坡，记的工分一样多；你下田，我下地，划个圈儿一样圆；劳多户，你别喜，分多分少不由你；劳少户，你莫愁，分配东西按人头”。而搞了‘大包干’，社员们编顺口溜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包了工，联了户，又治穷来又治懒；责任到了田，人人争当技术员；责任到了户，家家都是队干部；大包干，大包干，干部群众都喜欢，个人集体都能富，国家还要修仓库；摆个小摊，像县官；马达一响，富过省长；全家都经商，超过总书记。砸了铁饭碗，谁也不偷懒；撤了‘大锅饭’，人人加油干。”
还有许多，这里不再赘述。
他听了我的述说，茅塞顿开，虽然社员们识字不多，但编的顺口溜如此形象生动。我说：“群众中的语言最生动，你要想写好文章，就多到群众中走走，看看，多吸收营养，会对你毕业时写论文大有好处”。这位贫困生对我说：“爷爷，我记住了，毕业后参加了工作，一定要像爷爷你一样多深入群众，多调查研究，争取当个合格的官儿”。
在写《我与贫困生》这本书时，有一位家长和一个贫困生不愿意把他们写入书中。一个是我资助了他家孩子十多万元，我采纳了他的意见，就不写了。另一个是考入清华大学的贫困生，生活坎坎坷坷，最后想想用化名，还是编入了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