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政之初的康熙帝，面临着诸多问题： 四大臣辅政体制发生了不少变化，四大臣之一的鳌拜势力膨胀，他专横跋扈，为所欲为，严重阻碍着皇权的行使；四大臣辅政时期顽固推行落后的民族压迫政策，大大加剧了满汉民族矛盾，凋敝的社会经济急需恢复和发展；
以吴三桂为首的藩镇势力急剧扩张，大有尾大不掉之势；台湾郑氏反清势力不断骚扰福建沿海等地，严重威胁着清王朝在当地的统治；在东北，沙俄势力不断侵入我国境内，杀烧奸淫，无恶不作，严重影响着我国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生活；在西北地区，准噶尔部噶尔丹分裂势力的活动猖獗，不断骚扰和入侵喀尔喀蒙古部落，大有与清廷分庭抗礼之势；清廷在青藏地区的统治也急需加强……
所有这一切，都直接考验着康熙帝的统治能力。
事实表明，康熙在处理这些棘手问题时，也充分展示出他遇事沉着果断、目光深远的特点。他按部就班地行事，先除掉身边威胁皇权的鳌拜，然后积聚力量，粉碎吴三桂的分裂阴谋、统一台湾、击退沙俄、平定噶尔丹之乱……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证明他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封建君主。
整肃政风的破家皇帝：雍正
康熙亲手创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雍正接手时，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而亏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
雍正说：“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又说，“近日道府州县亏空争粮者正复不少”，“藩库钱粮亏空，近来或多至数十万”。如此看来，则堂堂大清帝国，竟是一空架子。外面看强盛无比，内里却空空如也。
然而钱粮的亏空，又不简单地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各地亏空的钱粮到哪里去了？雍正看得很清楚：不是上司勒索，就是自身渔利。户部的银子，被皇帝和权贵们在“不借白不借”的心理支配下“借”走了（其实也就是侵吞）。这么多人来挖国家的墙角，国库还有不亏空的道理？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的贪污、挪用、借支公款，又确有其“不得已”处。因为清从明制，官员俸禄极低。正一品官员的年俸不过纹银一百五十两，七品县令则只有四十五两。这点俸银，养家糊口都成问题，更不要说打点上司，迎来送往和礼聘幕僚了。
由此可见，亏空关系到吏治，吏治又关系到体制，这是一个连环套。这个连环套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含糊不得。
如果说，打江山要靠枪杆子，那么，治江山就得抓钱袋子，所以亏空不能不补。吏治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所以吏治不能不抓。两件事既然都与制度有关，则制度也不能不改。雍正把这一切看得十分清楚。因此，清理亏空这件事，在他那里就变成了体制的改革。
不过，事情还得从清理亏空做起。它是最好的突破口，也是当务之急。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二月十三日，即康熙皇帝去世刚好一个月时，雍正皇帝下令户部全面清查亏空钱粮。雍正不顾乃父“尸骨未寒”，就要对留下的积弊大动干戈，可见其决心之大，也可见事情之紧迫。
这是雍正即位之后的第一个大战役，关乎国本，也关乎帝位。一旦无功而返，或半途而废，不但雍正自己身败名裂，国本也可能为之动摇。因此只能胜，不能败，只能进，不能退。然而雍正信心十足。
雍正的自信是有道理的。他确实不是糊涂皇帝，更不是纨袴阿哥。而且与父康熙皇帝相比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洞悉下情。各级官吏有什么鬼心眼、小动作，官场上又有哪些流习和积弊，他都一清二楚。
雍正确实太了解下情了。他知道，靠贪污犯去查自己的贪污，那是永远也查不出来的。他们的上司也同样不可行。因为没有一个贪污犯不巴结上司，不给上司行贿送礼。如果他不巴结上司，或者上司不接受贿赂，他还能混到今天？早就被查出来弹劾罢官了。即使他的上司是清廉的，也不可靠。因为地方上的亏空如此严重，贪墨如此猖獗，他们居然毫无动作，那就只能是三种情况：要么是昏官，对下情一无所知；要么是庸官，知情而不敢举报，或无力纠察；要么是混蛋，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官声，对下面的胡作非为睁眼闭眼，包庇纵容，搞“地方保护主义”。靠这些人去清查亏空，那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即使他们手脚干净，也不能依靠。
雍正的对策是派出钦差大臣。这些省级或副部级的特派员直属中央，与地方没有任何瓜葛，而且都是为官清正又精明强干的能员。这些人既无前车之鉴，又无后顾之忧，且直接归皇帝领导，不尽心也会尽力。
这些特派员也不是“光杆司令”。雍正从各地抽调了一大批候补州县随团到省，与特派员一起查账。查出一个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职，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这是一着妙棋，也是一着狠棋。
雍正深知官官相护，是官场顽症。历来的继任官总是会帮着前任补窟窿，然后自己再留下一大笔亏空让后任去擦屁股。亏空之所以总也补不上，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这一回后任是来查账的，当然不会替前任打圆场。这样，这些贪官就再也无处遁逃，只有低头认罪接受处罚。而且因为没有后任给他补漏洞，他当然也不愿意为前任背黑锅。于是，就连他的前任，甚至前任的前任如有贪污挪用，也难逃法网。
贪官们当然不愿束手就擒。他们还有对策，即借钱借粮来填补亏空。这也是老办法：上面要来查账时，就从当地富户那里借些钱粮来放在库里。上面的来人一看，分文不少，检查团一走，这些钱粮又还回去。因为是官借，利息既高，又不怕不还，再说富户们也不想得罪地方官，因此这个办法也屡试不爽。可惜这伎俩也逃不过雍正的眼睛。
雍正在派出特派员的同时，也给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先打招呼：谁也不能借钱粮给官府。要借也可以，这些钱粮既然被说成是官府的，朕就认它是国家所有，你们这些借钱借粮给官府的人，就再也别想把它们收回去。这一下，谁也不肯借钱借粮给贪官们了。富户们不想得罪官员，更怕得罪皇帝。再说，他们也不愿意自己的钱粮白白地送给公家。贪官污吏的又一条对策被雍正事先粉碎。
不过，这还只是雍正一系列对策的一部分。
雍正的又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会考府”。会考府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成立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正月十四日。它的任务，是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
雍正深知，钱粮奏销，漏洞很大。一是各省向户部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时，户部要收“部费”，也就是现在说的“好处费”、“茶水费”。没有“部费”的，哪怕是正常的开支，亦无手续或计算方面的问题，户部也不准奏销，甚至拒收税款。相反，如果有“部费”，即使是浪费亏空上百万，也一笔勾销。二是各部院动用钱粮，都是自用自销，根本无人监督。
要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办法是改革制度。于是，就有了会考府这个中央集权的审计机关。从此，各地方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各部院动用钱粮和报销经费，都要通过会考府会考（稽查核实），谁也做不了手脚。部院长官既无法贪污，地方官员想通过花一点好处费就把自己上面万的亏空全部赖掉也成了不可能的事。更重要的是，无论贪污还是挪用，每一笔账都要查清楚，不能混淆。这一下，贪官们最后一条退路也被堵死。现在雍正便可以“关门打狗”了。打的办法也有三种：一罢官，二索赔，三抄家。
罢官是针对所谓“留任补亏”的。这也是历朝历代的老办法，即查出亏空后，勒令该官在限期内补齐。但是，有哪个贪官会从自己身上挖肉下来填补亏空呢？必然是加紧盘剥百姓。正所谓“不取于民，将从何出”？结果，国库是充盈了，百姓却大吃苦头。
雍正要改革，既要国富，也要民强，不能让贪官污吏分文不损，平民百姓加重负担。因此，他的对策，是先罢官，后索赔。一个被罢免的官员当然无法再鱼肉百姓了，他们只能自己掏腰包，自己出血。至于这些官员们是怎样好不容易熬到那个官位的，雍正可不管。他的观点是：“朕岂有惜此一贪吏之理乎？”
索赔也不含糊。杀人偿命，借债还钱，亏了国库，岂有不赔之理？雍正下令，清查之中无论涉及到什么人，都决不宽贷。雍正还规定，严禁任何人垫付或代赔。
雍正采纳了通政司官员钱以垲的建议：亏空官员一经查出，一面严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员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赃官们的罪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
雍正下令：“丝毫看不得向日情面、众从请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雍正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封号。
事实证明，雍正这一系列政策和对策，确实沉重地打击了贪官污吏，王朝的吏治也为之一清，雍正反腐倡廉仅仅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改变了。“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许夸张了点，却是对雍正治国的公正评价。
好运的败家子：乾隆
乾隆有着空前的好运气，他的前辈康熙和雍正留给他的是一个空前富庶强大的帝国，是一个在十年二十年之内“玩不垮”的“铁统江山”。
乾隆在位的最大政绩是征服了清王朝的宿敌准噶尔汗国，但准噶尔汗国的覆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乾隆的好运气，而不是因为他的“英明”。如果准噶尔汗国不适时发生内战，乾隆皇帝不可能解决他的英雄先辈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征服新疆是乾隆帝王生涯的顶峰，随后他便加速度地向下滑，把全部精力用在伤害他的王朝上。下面的几项暴政对中华文明造成了极为深远的负面影响。
乾隆南巡的花费超过康熙百倍以上，和俭省自律的祖父形成鲜明的对比。除了下江南游荡猎奇外，乾隆还花费巨资在北京西郊营造繁华盖世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东造琳宫，西增复殿，南筑崇台，北构杰阁，说不尽的巍峨华丽。又责成各省地方官，搜罗珍禽异卉，古鼎文彝，把中外九万里的奇珍，上下五千年的宝物，一齐陈列园中，作为皇帝家常的供玩。乾隆的挥金如土，使康熙、雍正辛苦积攒的“家当”很快被消耗殆尽。
乾隆皇帝好大喜功，喜欢周围的人歌颂他英明伟大，更喜欢别人颂扬他的智慧和才能。
乾隆最得意的是宣称他有下列十大武功，因而自封为“十全老人”。1747年：平大小金川；1755年：平准噶尔部；1757年：再平准部；1759年：平回部；1769年：平缅甸；1776年：再平大小金川；1788年：平台湾；1789年：平越南；1791年：平尼泊尔；1792年：再平尼泊尔。
纵观乾隆的“十大武功”，绝大多数都是自我宣传的结果。大金川（四川靖化）和小金川（四川懋功）是民族部落间的纷争，清政府加以干涉；台湾是汉人林爽文的抗暴革命；这三大武功都是血腥的对内镇压，不能称之为“武功”。平缅甸、平越南和平尼泊尔都是丑剧和败仗，更称不上“武功”。其实乾隆的武功只有一个——征服准噶尔汗国，开辟新疆省，可乾隆却把这一个分为三个——平准部、再平准部、平回部。乾隆非要凑足十项不可，进一步衬托出他的虚荣浮华和把肉麻当有趣。
乾隆皇帝的虚荣心还体现在清朝的“外交”上。乾隆的外交理念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进贡”。凡是肯向中国“进贡”的国家都是小国和穷国。中国和这些国家“建交”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益处”，他们向中国进贡的目的很少是出于“友好”的动机，而是贪图中国的“赏赐”。
乾隆皇帝为了鼓励中国以外的国家向他“进贡”，对前来“进贡”的“藩属国”的“赏赐”十分丰厚，赏赐的价值往往十倍甚至百倍于“贡金”的价值。例如中国与印度之间有一个芝麻国巨坎堤王国，它每三年向中国进贡一次，每次进贡砂金一两五钱（价值相当于一个人两周的伙食费）。中国的回报则是堆积成山的绸缎、银币和茶叶。假使世界上有一种一本万利的交易，那就莫过于向乾隆皇帝进贡了。当周边的国家发现向乾隆进贡的好处时，就纷纷利用进贡的名义敲榨中国，并不惜用战争相威胁要求增加“进贡”的次数。乾隆皇帝为了一己虚荣和“面子”，把百姓的税钱不当回事，使大清王朝的财富大量外流。
到了乾隆末年，清朝的衰败，已经无可挽回了。
萧瑟的多事之秋
嘉、道、咸时期是清朝走向衰落的时期，是清朝历史的分水岭，更是清朝四季中的多事之秋。
无能的幸运儿：嘉庆
嘉庆皇帝的即位和康熙皇帝一样，可以说是老天的安排，但这次上天的选择并不像上一次那么准确。
乾隆皇帝晚年一直被立储的问题困扰着，他的诸皇子中，有的已经死去，有的对当皇帝根本不感兴趣，还有的生怕招来杀身之祸，因此敬而远之。就这样，才具并不突出的颙琰被推上了前台。
嘉庆皇帝的即位看似是一帆风顺的，但细细体会也有起伏跌宕之处。永琏、永琮这两位乾隆有意传位的皇子都早早死去，乾隆皇帝只得在庶出的皇子中选择了忠厚老实的颙琰。
忠厚老实的嘉庆皇帝显然挑不起这副担子。由于他的过分宽容，官场中的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大清王朝也开始进入暮年。他的可悲之处在于，他固执地认为清朝社会的一切危机都是由于官员的腐败造成的。
嘉庆继位后，政事仍由太上皇乾隆决定。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病死后，他亲政。亲政后的第六天，他就逮捕了和坤，抄出家财约值白银十亿两，相当于当政府二十年的财政总收入，不久和坤被处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