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形式：快感的编码与小叙事
南帆一
至少在20世纪，文学形式始终是激辩的焦点。然而，旷日持久的争论并未带来期待的共识。相反，过量的阐述几乎造成了理论的瘫痪。雷·韦勒克的叹息恐怕是许多人的同感：“如果有谁想从当代的批评家和美学家那里收集上百个有关‘形式’（form）和‘结构’（structure）的定义，指出它们是如何从根本上互相矛盾，因此最好还是将这两个术语弃置不用。这并不是难事。我们很想在绝望中将手一抛，宣布这又是一个巴比伦语言混乱的实例。这种混乱，正是我们文明的一个特征。”［美］R·韦勒克：《二十世纪文学批评中形式和结构的概念》，《批评的诸种概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第60页。尽管如此，没有多少人真正临阵退缩。人们清晰地意识到，纷乱繁杂的观点汇聚毋宁是另一个证明：文学形式是一个无法放弃的问题。文学形式涉及的理论头绪如此之多，以至于成为许多命题绕不开的要津。例如，即使抱怨再三，韦勒克还是愿意冒险表明，他对于文艺复兴时期以及新古典主义者秉持的形式、内容二元论感到不满：“我们不可能将形式与结构同价值、规范和功能等概念分开”。［美］R·韦勒克：《二十世纪文学批评中形式和结构的概念》，《批评的诸种概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第75页。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自从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出现之后，争论的主题以及双方阵营逐渐明朗。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不仅擅长分析文学形式的各种功能，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将文学形式确认为“文学性”的标志。现今，许多人对于罗曼·雅各布森的著名论断耳熟能详：文学之为文学的性质即“文学性”。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心目中，只有文学形式当之无愧地享用如此美誉。思想，道德，人物性格或者社会状况，这一切均可能遭受哲学、伦理学、心理学或者社会学的瓜分，文学形式才是独一无二的文学财富。文学形式如此特殊，文学赢得了自主的存在——各种粗俗的政治动员令或者隐蔽的意识形态骗术由于文学形式的严格盘查而遭受剔除。按照M·H·艾布拉姆斯的概括，俄国形式主义学派“把文学首先视为一种语言的特殊模式……文学语言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其功能并非通过外界参照物传递信息，而是以自身‘形式’上的特征吸引注意力，即语言符号自身的品质和内部关系等特征，给读者提供一种特殊的体验模式。”[美]M·H·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吴松江等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05、207页。总之，文学形式的后援是语言而没有必要在乎城堡上飘扬什么旗帜。
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麾下聚集了一大批文学批评家和语言学家，他们络绎不绝地提供的论文汇成了某种尖锐的理论总结。尽管相似的主张曾经零零星星地浮现，例如法国的“为艺术而艺术”，然而，大规模的理论表述终于醒目地将文学形式推到了聚光灯下。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策动的理论挑战很快遭到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的有力反击。通常，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遵从黑格尔关于内容与形式相互转化的辩证观念：“内容非他，即形式之转化为内容；形式非他，即内容之转化为形式。”［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第278页。当然，二者之间的相互转化存在主从关系，内容决定形式。许多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成员看来，内容即是社会生活，或者是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潮流”。无论是戏剧还是小说，是巧妙的象征还是悦耳的押韵，总之，形式必须听从社会历史的调遣。换言之，文学形式不存在自身的目的，再现社会历史即是文学形式的使命。如果仅仅将“文学性”解释为各种玩弄形式的伎俩，那么，作家只能沉溺于雕虫小技。他们再也无法仰望星空，追随历史的宏大叙事。这无疑是莫大的悲哀。这种文学不可能找到理想的结局——抛弃历史的文学只能被历史所抛弃。
相当多的论述之中，以上的观念冲突时常追溯到阶级的文化性格。形式主义显示的是资产阶级的琐碎、无聊、游手好闲以及颓废主义的心情；相反，摆正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表明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品格——无产阶级是未来历史的主人，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崇高目标是他们选择现实主义的必然理由。尽管这种论述有效地衔接了文学形式的政治家谱，但是，这并非问题的全部。文学形式在主体、语言、世界所形成的认识领域或者知识空间承担了什么，“阶级”这个范畴仅仅提供有限的解释。米歇尔·福柯的《词与物》发现，不同的历史时期，一些潜在的“认识型”普遍地卷入“词”与“物”的复杂关系；具体地说，各种“认识型”不可避免地主宰了人们对于文学形式的期待。
显而易见，“相似性”是各种现实主义对于文学形式的首要考虑——福柯曾经用这个术语命名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文化知识的追求。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第23页。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之中，“相似性”已经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原则。不论是惟妙惟肖的肖像描绘还是一个历史情景的重现，不论是一个动词的“推敲”还是情节结局的设置，文学形式始终根据“相似性”的原则再现事物。“相似性”不仅是外表的类同，同时是内在的合理——任何一部成功的现实主义小说均不至于在如此两方面遭到不满的挑剔。这时，文学形式几乎是透明的。人们当然明白，印在纸张上的文字符号无法在体积、重量或者物理空间上等同于一座桥梁、一个人物或者一场会议，“身临其境”之感是“相似性”的效果。然而，许多时候的强大“相似性”仿佛融化了文字符号，仅仅留下事物本身。人们时常听到的一个命题是，最高的技巧即是无技巧。不露痕迹的技巧隐去自身，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对象。所以，吉尔·德鲁兹在谈论艺术符号时指出，符号与世界“两个完全差异的客体相互接近，……构成本质的那种最根本的性质因而就作为两种相互差异的客体所拥有的共同性质而被表现”，“在艺术之中，物质被精神化，介质被去—物质化。因此，艺术作品是一个符号的世界，但是，这些符号是非物质性的，并且，不具有任何不透明的东西：至少对于艺术家的眼和耳来说是如此。……符号和意义，本质和被转化的物质相互融合或结合于一种完备的一致性之中。”［法］吉尔·德勒兹：《普鲁斯特与符号》，姜宇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第48~49页，第51页。相反，如果文学形式仅仅是一副僵死的语言躯壳，没有内在的精神流动，没有激动人心的社会历史——这种文学形式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种有力的质问差不多无法抵挡——如果没有考虑到语言内部复杂裂变的话。的确，人们仍然可以维持这种想象：命名世界的同时造就了语言。持续地记录这个世界，表述这个世界，语言的发展史始终寄存于认识的历史。但是，语言自身的严密组织表明，这是一个自我繁殖的奇特体系。词汇，语法，修辞，话语类型——有限的语言单位和固定规则可以变幻出无尽的句子。一个房间的物理空间可以穷尽，然而，描述这个房间的话语可以无限地增殖；一种话语对于另一种话语的评论——即语言之间的彼此催生——可以源源不断地积累。这时，一个有趣的事实终于浮现：命名世界之余，语言脱离了世界而开始了繁忙的自我生产。福柯曾经简赅地形容语言的这种性质：“词独自漫游，却没有内容，没有相似性可以填满它们的空白；词不再是物的标记；而是沉睡在布满灰尘的书本中。”“……符号不再是世界的形式；符号不再因牢固的和秘密的相似性或亲和性纽带而与自己所指称的东西联系起来。”［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第63、77页。语言不再依赖世界而存在，词与物脱钩了，人们意识到了语言的独立性。
独立的语言是否代表了某种神秘的秩序？许多时候，语言并非谨小慎微地依附于世界，随物赋形；相反，每一种话语形式无不袪除混沌无序的状态，建构出自己的世界。由于不同的叙述，同一个事件可能面目全非，甚至重新定义什么是事件的开端，什么是事件的结局。总之，这个奇特的体系内部潜藏了某种魔力，世界不得不按照语言提供的秩序编织在人们的意识之中。
对于一个文本说来，国家、民族、阶级、性别等政治学或者社会学的分析范畴并未覆盖文学形式的分析空间。相反，文学形式提供了各种主题的表演舞台。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开始，许多人充分感受到文学形式的独特存在。从古老的史诗到时髦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文学形式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人们可以考察每一种文学形式的诞生之日，但是无法预测它们的衰亡。冗长的电视肥皂剧淹没了每一个夜晚，世界的某一个角落仍然有人浅吟低唱《蝶恋花》或者《沁园春》；昆曲于元末明初问世，迄今依然是许多剧院德高望重的上宾。文学形式的持续积累逐渐划出了一个特殊的话语领域。人们无形地觉得，如同语言组织，文学形式的庞大体系来自一个严密的结构。每一种文学形式分门别类，各司其职——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之后，结构主义学派的雄心即是完整地描述文学形式的王国。站在这个王国的结构中心，人们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文学形式多大程度地左右了世界的表述？如果所谓的社会历史无法撼动语言内部的神秘秩序，那么，文学形式拥有充当理论终点的资格。
语言与世界相持不下，文学形式与社会历史各执一词，争论的僵局为时已久。然而，现今某些新的知识场域提供了转机。例如，围绕意义生产，主体、语言、世界之间的交织正在深刻地改变传统观念。
二
人们不仅生活在物理空间，更重要的是生活在意义空间。物理空间是坚硬的物质，是体积、重量、力学规律和化学元素；意义空间意味了多向的文化再扩展：青鸟从飞禽扩展为幸福的使者，梅花从植物扩展为高洁的品格，一轮明月是相思，滔滔江河是流不尽的英雄泪……显然，意义空间是主体、语言、世界三者的共同杰作。如同物质生产的劳动者、工具以及对象，主体、语言、世界对于持续的意义生产缺一不可。
主体、语言、世界分别拥有漫长的理论谱系。三者之间的争霸曾经是哲学思辨衷心喜爱的题目，何者充任认识的“本原”被视为生死攸关的首先要问题。然而，意义生产的考察力图描述的是问题内部的复杂构造：三者在意义的建构之中形成了何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中国古代思想家考虑“言”、“象”、“意”三者关系的时候曾经认为：“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然而，20世纪“语言转向”以来的诸多论述无不倾向于颠覆这种“表现论”的语言观念：语言不仅是人们表述自我的称心工具；同时，语言体系的结构决定了人们的思想可以走多远。人们每时每刻遨游于语言之中，因为熟视无睹而意识不到语言的巨大辖区：语言不仅包含了各种话语形式，而且包含诸如音乐、绘画、雕塑、建筑等各种表意符号系统。尽管这一切无不来自人类的智慧，但是，对于个别社会成员说来，这是一个先在的、高悬于上的符号秩序。文化、传统、社会记忆或者意识形态无不贮存于各种话语形式和表意符号系统，个人几乎不可能抛弃或者篡改如此强大的符号秩序。符号秩序不仅拯救了转瞬即逝的感官经验，保证了不在场的世界依然存在；另一方面，符号秩序同时显示了语言对于主体的严格限制。意识到符号秩序的坚固结构，意识到这种结构在社会历史之中充当的角色，主体神话不可避免地陨落了。主体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意义来源；主体的训练和各种表演均在符号秩序内部完成。由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拥有强大的主宰和控制能力，既存的符号秩序贮存了种种压迫、歧视或者意识形态欺诈的表意方式。作为一种反抗，粉碎符号秩序、掀翻符号秩序或者逃离符号秩序的巨大冲动始终存在。从武则天的“无字碑”、杜尚的小便器和加了两撇胡子的“蒙娜丽莎”到沃卓斯基的《黑客帝国》，各种骚扰符号秩序的古怪手段层出不穷。然而，正如现代主义文学的戏剧性遭遇一样，反抗的成功标志即是——重新纳入符号秩序。符号秩序永存——因此，不存在没有主体的符号，也不存在没有符号的主体。主体的特征必然是：只能使用各种话语表述意识到的世界；同时，只能解读各种话语表述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