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蒙代尔著20世纪60年代初，围绕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之间最优汇率制度选择问题，学者们争论不休。蒙代尔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探讨了对经济区成员国而言，什么是其放弃主权国家货币、采用共同货币的最优区域问题。蒙代尔提出应以生产要素流动性为准则，以地理区域而不是国家为单位来确定最优货币区。他认为货币区就是要素自由流动、汇率固定的地理区域。当生产要素在每一区域内成员国之间能够完全流动，而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不流动时，要素自由流动的每个区域就可采用共同或单一货币，建立货币区，而货币区之间保持浮动汇率。在货币区内通过劳动力要素流动就能纠正由需求转移造成的外部失衡，进而实现各成员国充分就业或价格稳定；而货币区之间的外部平衡通过汇率浮动就可自动实现，从而达到经济稳定，无任何区域产生通胀或失业，即只有在基于地理区域的货币区之间通过汇率浮动实行稳定经济的政策才有效。在此基础上，蒙代尔进一步指出最优货币地理区域规模的选择需考虑以下两方面因素的平衡。一方面，货币区规模越小，区内要素流动性程度相对于区外越高，成员国就越易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以至于每个要素不流动的失业地区都应独立成区；另一方面，货币区规模越小，交易费用、投机冲击越大，货币幻觉假设越无效，以至于整个世界应采用单一货币，建立最大的货币区，最优货币区规模即是这两方面因素均衡。最后，他还分析了该理论在欧元启动30多年前欧洲国家的潜在应用。
《资本理论与投资行为》（1963）
戴尔·乔根森著乔根森克服以往投资理论研究“重宏轻微”的缺陷，以新古典资本积累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企业投资行为分析框架。他认为企业资本存量需求不同于资本投资需求，短期投资需求取决于滞后的资本存量需求的变化，资本存量需求决定于企业净值最大化，企业净值是净收益的现值。通过考察企业的行为，乔根森首先给出了净值、总收益、直接税方程，并考虑融资成本与税收制度而引入资本使用者成本概念。其次，利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结合资本使用者成本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得出了新古典投资理论的最优资本存量方程：
k=γpqc
期中，k、γ、p、q、c分别表示资本存量、资本产出弹性、产出价格、产量与资本使用者成本。该式说明了企业的最优资本存量k取决于当期的产量、产出价格以及资本使用者成本。利用资本存量函数进而可导出投资经济计量方程：
It=w（L）［Kt－Kt－1］
其中，I、w为实际投资与滞后函数。最后，乔根森还用1948~1960年美国制造业的季度数据对其投资行为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乔根森构建的企业投资分析框架被广泛应用于投资行为实证研究之中，资本使用者成本也成为选择性税则影响理论研究的关键概念。
《不确定性与医疗保健经济学》（1963）
肯尼斯·阿罗著本文用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和语言，建立了医疗保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被视为健康经济学的开山之作。阿罗认为医疗保健市场有显著的不确定性、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特征，由此产生了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委托—代理等问题。医疗保健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市场，存在市场失灵。他依据福利经济学第一与第二最优原理，分析了医疗市场失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风险承担的不可销售性与信息的无法完全市场化导致了医疗保健市场偏离完全竞争状态。在确定性条件下，偏离表现在产品的不可销售性、供给规模递增、市场进入受限与产品差别定价等四方面；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偏离表现在针对所有可能风险的保险市场的缺失与医疗效果的不确定性两方面。医疗保健市场失灵会产生低效率。对此，阿罗指出，医疗保健市场最优状态没有实现时，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会认识到其与最优状态之间的偏离，非市场补偿性制度就会出现，促进医疗市场向最优转化，旨在纠正由市场失灵产生的低效率。医疗保健市场不同于完全竞争市场的特殊结构特征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纠正其对完全竞争状态的偏离。如财政补贴、慈善行为等非竞争性行为就可用这种补偿性制度解释，医疗保障问题本质上就是这种适应性的表现。这些市场适应行为有时反而阻碍了竞争，无助于效率提高。阿罗在近半个世纪前关于不确定性与医疗保健福利经济学的开创性研究，对全球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所探讨的许多问题在今天仍然是健康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国家债务》（1965）
彼得·戴蒙德著本文在萨缪尔森代际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世代交叠模型（overlappinggenerations，OLG），考察了经济长期均衡特征与政府债务问题。虽然他是以劳动力市场领域的研究而被授予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使戴蒙德声名鹊起，奠定其在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问题研究中学术地位的却是世代交叠模型。该模型构建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建立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框架，是继拉姆塞—卡斯—库普曼模型之后，具有微观基础的第二个宏观经济学动态模型。两者的核心差异是前者存在人口的新老交替，不存在数量固定的永久生存家庭。模型沿袭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假定，认为生命分年青与老年两期。在第一期内，企业租用老年人拥有的资本、雇用年轻人的劳动作为生产要素生产产品。老人消费其储蓄与利息，然后退出模型；每个年轻人提供1单位劳动，收入在本期的消费与储蓄之间分配。储蓄则带入下一期成为第二期资本。通过向模型引入资本品，比较中央计划经济与竞争经济的长期均衡，发现即使不存在传统意义上市场失灵来源，在竞争经济中，世代交叠模型中均衡资本存量可能会大于黄金率水平的资本存量，即时均衡可能是帕累托无效的，即动态无效率。通过引入国家债务，分析内外债务对个体消费决策的影响，发现在没有外债，竞争均衡处于帕累托无效率时，国家债券发行会改善社会福利；但如果竞争均衡已处于帕累托最优时，债券发行会使利率上升，而降低福利。这作为结论解决了长期以来关于政府发行债券代际转移公共支出负担可行性的争论，导致李嘉图等价性失败，触发众多关于李嘉图等价性真实程度的探寻。
《货币政策的作用》（1968）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本文是弗里德曼在1967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的会长演说词，和费尔普斯（E·S·Phelps）的论文一起构成了“长期垂直菲利普曲线”的来源。弗里德曼认为战后财政政策的失败与低利率引发的灾难性通胀，是政府采取干预经济的错误政策的结果；强调大萧条是货币政策悲剧性证明，而不是凯恩斯等人认为的是货币政策无效的证据。在反对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的同时，他强调正确的货币政策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他首先简要分析了货币政策的两个局限性：一是盯住利率，他认为最好以货币量增长率而不能以利率作为“紧缩”或“宽松”的货币政策目标；二是把就业作为货币政策标准。他指出菲利普斯曲线存在忽视通胀预期影响的严重错误，并引入自然失业率与预期通货膨胀率概念，证明菲利普斯只是一个短期概念，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替代只存在来自没有预期到的通货膨胀的暂时性替代，在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通过扩张性政策增加就业的做法只会因增加货币供应量引起通胀。其次，他重点指出正确货币政策的三大作用。一是它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主要根源；二为经济提供稳定的环境；三有助于抵消经济中其他来源的干扰；最后，提出了“单一规划”的货币政策，即公开采取一种稳定货币政策，使货币供应量保持稳定增长率。
《移民、失业与发展：两部门分析》（1970）
J·R·哈里斯与M·P·托达罗著建立在充分就业均衡基础之上的传统理论，无法合理解释许多欠发达国家在农业边际生产率为正、城市失业率较高的情况下，但农村劳动力却持续甚至加速向城市转移的现象。哈里斯与托达罗认为城市最低工资限制了工资调节机制的发挥，造成工业部门期望工资大于农业部门工资，诱使劳动力持续单向流入城市，不能实现迁入城市的劳动力充分就业，以此为基础，他们建立存在失业的两部门模型规范分析阐释上述现象。模型中，经济被分为农业与工业两部门。假设农业不存在剩劳动力，以保证劳动生产率为正，制度决定城市最低工资，工业部门期望工资为城市最低工资与就业概率的乘积。假如开始时，较高的最低工资或是较高的就业概率，使工业期望工资大于农业，农业劳动力将向城市转移，会引起城市失业率将增加，就业概率下降，进而期望收入减少；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减少，引起农业产品价格上升，从而导致农业工资增长。均衡时，边际劳动力选择向城市转移与否无差异，城市期望工资等于农业部门边际产品价值，工农业期望收入差异消失。因此，哈里斯与托达罗指出，最低工资的存在，使均衡就业人数与产出均低于充分就业水平，城市存在失业，均衡处于非最优状态。政府通过工资补贴与限制劳动力转移均可改善社会福利，但单独任一种政策都不能使经济达到最优竞争均衡，而二者的结合才是最优政策，并建议欠发达国家应加快发展农业，发展城市工业只能使城市失业加剧。
《最优税制与公共产品》（1971）
P·A·戴蒙德与J·A·米尔利斯著本文分两部分“生产效率”与“税收规则”连载于《美国经济评论》61卷1、3期。文章通过建立数理经济模型，全面探讨了次优条件下的最优税收问题，奠定了最优税制的理论基础。研究结果主要包括给定最优税收条件下的生产效率存在性以及最优税收结构两方面内容。与帕累托最优状态和生产效率相一致的一般认识相左，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即使经济没有充分达到帕累托最优，生产效率也是最适宜的；在最优状态下，征收商品税使边际替代率与边际转换率不再相等，损失效率；总量税使收入再分配偏离最优状态，缺乏公平。政府通过设计最优税制，在增进公平与生产效率损失之间权衡，能实现社会最优收入再分配，增进社会福利。文章在第一部分，首先考虑一个消费者、两部门的交易经济，通过数理经济分析，证明最优生产效率点存在，且在生产可能性曲线边界上，并推导出最优税收结构的一阶条件。其次，将这种特殊分析拓展到更具一般意义上众多消费者的两部门经济，阐明并用一般均衡理论论证了最优生产的存在及其有效性。最后，文章将最优生产效率理论拓展至三部门经济，并简要论述了存在消费外部性、不完全竞争资本市场与外贸等情形下的应用。在第二部分，探讨了如何设计最优税制，利用税收工具实现分配公平与社会效率的均衡，增进社会福利。同时，戴蒙德与莫里斯扩展了拉姆塞、萨缪尔森关于单个消费者经济中的最优税收结构条件，指出如果不存在总量税，政府可以通过对不同商品征税或补贴，实现收入再分配。戴蒙德和莫里斯的这一开创性探讨具有重要意义，明晰了税制设计对增进社会福利的作用，从而引发了大量关于税制设计以及最小化税收负担的研究。
《生产、信息成本与经济组织》（1972）
A·A·阿尔钦与H·德姆塞茨著与科斯不同，阿尔钦与德姆塞茨根据偷懒投机行为，而不是交易成本，从企业管理激励角度提出了团队生产理论，解释了古典企业出现的原因及其内部组织问题。他们认为市场或企业都是促进专业化合作，提高生产率的组织经济。经济组织存在计量投入要素的生产率、计量产出与分配投资报酬两大问题。企业本质上是一种团队生产组织形式，这是企业区别于市场的主要特征。团队生产即指这样一种生产：若干投入资源的联合使用，其产出量大于投入资源单独使用产出的加总，团队中使用的资源并不属于同一所有者。团队生产中存在成员偷懒投机以及由此产生的投入要素的生产率与投资报酬计量困难。要客服计量困难问题，团队需指派专门监督者，赋予其完整的权利束，让其观测、监督团队成员的投入要素绩效，减少偷懒投机。而要克服监督者自身的偷懒投机，须赋予监督者剩余索取权，使其得到管理激励，减少投机。就这样，如果通过团队生产，扣除规范团队成员行为所增加的支出后，还能使生产率有较大提高，人们就会通过企业而不采取市场形式进行专业化合作。在此基础上，阿尔钦与德姆塞茨指出，团队生产能提高生产率，但要直接计量投入要素的边际产出，需付出很高成本；通过监督者观测或规范投入行为并计算边际生产率，比较经济。正是这两个条件的自发形成，导致“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的契约组织出现。
《代理经济理论：委托人问题》（19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