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早年留学美国，又游学德国、法国、意大利。年轻的他身材魁梧，西装革履，气度不凡，极具绅士风度。他是我国现代逻辑学与哲学开山祖师式的人物，先后执教于清华与北大，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最好朋友。他始终恋着林徽因，终生未娶。他“逐林而居”，梁家迁到哪里，他也住到哪里，且只有一墙之隔或一门之隔。在学术研究上，三人如一人。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文章，都是互相切磋修改的，最后再请金岳霖从逻辑与哲学角度斟酌纠正才定稿，所以清华园里流传着“林徽因修饰梁思成，梁思成修饰林徽因，金岳霖润色”的美谈。我们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金岳霖。此前，梁思成已于1962年再婚，金岳霖依然独身，他就跟林徽因儿子梁从诫一起住，以延续自己的精神寄托。金岳霖已到了风烛残年，一头白发，斜躺卧榻，起身要保姆左右搀扶。当他见到那本厚厚的书稿，惊讶地叫起来：“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啊！”他居然还背出了林徽因的两句诗。也是独身的陈钟英，面对这位钟情于一、终生不渝的老者，敬佩至极，感慨万千，就俯身凑近金岳霖的耳边大声说，林徽因的文集即将出版，能不能请他口授或写些感言附于书中。我想，能在文集中一发沉积心田的话语，是个多么难得的机遇呀。我赶紧打开录音机，但他久久不开口，脸上涌动着半个世纪的情感风云。终于，他以沙哑低沉的喉音，一字一顿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他停了一下，显得庄严而神圣，“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说罢，他闭上眼，垂下头。对于林徽因，他心中该有千言万语，为何有话不能说？又说不愿意说，甚至还不愿意有这种话。这话使人觉得矛盾费解，蹊跷隐晦，好像话背后还藏着什么话，难以揣度。他谢绝了最后一次表达心声的机会。这段录音披露报刊后，引发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和困惑。10个月后，金岳霖去世，终年90岁。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会对林徽因说些什么？又怎么说呢？他给世人留下了一道新版的“哥德巴赫猜想”。
1985年，林徽因诗集在北京出版；1990年，林徽因文集在香港出版，继而在北京出版。作家作品是解读其思想与演绎其人生故事的基石。1993年，北京一位资深记者写出了第一部《林徽因传》。此后，从不同视角演绎她故事的传记出了十几种。我们收集的原始资料，有的已经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
中国有个林徽因，师大有个陈钟英。陈钟英使得作为诗人与作家的林徽因，至少提前10年“出土面世”，此或可谓善莫大焉。
因我跟陈钟英老师接触时间较长，曾有人向我打听她的个性，我答：特胖呀！跟她一起上图书馆查阅资料，最好找一张长条板凳请她坐，以免左右“犯界”。要是坐有扶手围腰的椅子，起身时，要么起不来，要么连座椅子都带起来。她还会抽烟、喝酒，且专找白酒，我看了有点发憷——醉了咋扶啊？
陈钟英晋升教授后不久，就被任命为师大副校长，退休后，任福建省华南女子职业学院院长。熟人们称呼她，都省了后缀的头衔，直呼其为“钟老”。
（陈宇文学院副教授）李明德教授奠定了
我的心理学之哲学基础◎程利国
1978年金秋时节，我有幸成为福建师大教育系“十年动乱”后的第一届学生，此时，该系的招生工作已经中断了18年。当年的学习风气非常浓厚，大家都铆足劲，誓把被“四人帮”耽误的青春岁月抢回来。
现在想起来我是非常幸运的。进入大学的第一学期，教育系就安排了一门“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的课程，由李明德教授主讲，这影响了我一生的学术生涯。
在“十年动乱”初期，停课“闹革命”，我在家闲着，翻阅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但往往是浅尝辄止。像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感到其中奥妙无穷，却又艰涩难懂，后来“上山下乡”，又进了工厂，越发感到这种学问与自己“不搭界”。于是这本《自然辩证法》看了12年还没看完。通过李明德教授的讲学，我的兴趣又被重新激发，从此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这对我的世界观的重塑和学术思想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李明德教授的教学水平堪称一流，在我们的系友中至今还是赞不绝口。他能够把深奥的哲理，讲得非常通俗易懂，如春风化雨般地浸润我们莘莘学子干渴的心田。
李明德教授身材不高，但很匀称，非常儒雅，很有学者风范。他上课时总是面带微笑，眼神活泼，很有睿智之光。他是一个很有包容心和亲和力的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很有“气场”。
李明德教授上课时音量不是很大很洪亮，声音还略带沙哑，但却显得很有“磁性”。他的面部表情和手势不是很夸张，但是很吸引学生们的眼球。他的语音语调中蕴藏着轻微的抑扬顿挫，且总能与授课的内容契合得天衣无缝。李明德教授的授课几乎没有一句废话，我们总能把他的话原原本本记下来，而且还能一边记，一边思考，他对教学节奏的把握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李明德教授上课时绝无煽情式的语言和夸张的姿态，那他靠什么来打动学生呢？他靠的是理性的力量。他上课条理清晰，由浅入深，又深入浅出；思想深邃，又通俗浅显。尤其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源流把握得相当清楚，会把学生的思维毫不费力地导入他的授课大纲，然后使学生沉浸在他的演讲中。我想，这无疑达到了教学的审美境界，学生在这不知不觉中被“洗脑”了。
现在回想起来，对我的哲学思想影响最深的一句话，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这句话出自被恩格斯称之为天才的世界观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李明德教授把这句话同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作了比较，同时还阐述了它在教育理论中的指导意义，使我们坚信一个真理：我们人在改变环境的同时，也在改变我们自己；而这种主客体互动的基础，就是我们的生活实践。
在世界心理学发展的历史上，前苏联的维列鲁学派和瑞士的皮亚杰学派，都自觉地把“人的活动”作为他们心理学理论的哲学基础，但许多学者对此都发生了严重的曲解，甚至据此把皮亚杰归入唯心主义阵营。记得在21世纪之初，当我把专著《皮亚杰心理学思想方法论研究——关于实践唯物主义心理学的活动理论》送给文学院泰斗式的著名学者孙绍振教授时，他说：“哦，写皮亚杰，许多人说皮亚杰是唯心主义，我怎么看都不像，应该是唯物主义；而且在心理学方面超越了弗洛伊德。”我当时就告诉孙教授，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事后，孙教授非常欣赏我的这本专著，而且还向他的同事表达了他的看法，这使我非常开心。
实际上我在大学二年级就开始钻研皮亚杰学说，在1989年《心理学报》上发表了《皮亚杰应是三项图试论者》的理论文章，而且成了《心理学报》的审稿人，这在地方级的高校中是非常不容易的，并也从此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皮亚杰学术思想的深度研究者。饮水思源，当年若是没有李明德教授的授课，我要想研究皮亚杰，门都没有。
李明德教授是我的思想导师。我留校以后，在青年教师的座谈会上，他多次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令人难以忘怀。如今，李明德教授将近90岁高龄，仍然身姿矫健，思维敏捷，言语流畅，看不出他的内心有什么纠结，他总是那么的从容与淡定。他经常偕夫人在长安山漫步，成为我们长安山下的一幅美丽的夕阳红画面。我衷心地祝愿李明德教授伉俪健康长寿。
（程利国教育学院1978级，教授）饱经风霜依旧劲挺——访李述华教授◎朱瑞荣郑炜刘玉滨
初冬的午后，光照正恰到好处，恹恹的，懒懒的，洋洋洒洒都落在人的身上，天又是一例湛蓝湛蓝的，幽邃而高远……就在这样一个温暖的午后，我们走进了李述华老教授的家。
本约定于午后3时采访教授，或许是我们按捺不住的激动的心情，2时40分便来到了李老师的住宿小区——阳光新村内。为了不过早打扰老先生，我们便在小区内的古榕下等候。这是一株行年已过古稀的老榕，它伸展出如盖的浓阴，可遮风挡雨蔽日，到如今所荫庇的尘世之人，该是数也数不清的。我们的李老先生又何尝不是呢？
老先生亲自出来接待我们，古道热肠、热情好客得让人受宠若惊！一见我们，便笑声健朗，好如一棵苍劲的老松！
老先生在同我们搭话时总是笑呵呵，足见其乐天派的一面。因只见李教授一人在家，便冒昧打听了其老伴的情况。老先生黯黯然回答说老师母现今病入医院，已6个月有余了，他每天都会去照顾老妻，听罢，我们对老师母致以慰问，也对李老师致以敬意！先生马上岔开了话题，同我们聊起50多年前的那些陈年旧事。我们默默听着先生给我们讲授迟来的一课，仿佛翻开了一张张陈旧的灰色相片：
1952年，福建师院并入由协和大学、华南女子学院等合并成立的福州大学，当时的物理系一共才4名教师，11名学生，其中又细分为师范科和普通科两部分，师范科5人来自乌山师院理化系物理科，当时风华正茂的李述华便是其中一员。
回忆起自己当年一起拼搏学习的师友，老先生便滔滔不绝。如陈懿锦、莫文泉，吴芝南等恩师辈，李教授给了很高评价。同学辈的另4位，老先生介绍说，除一人到中学教书，一人以副教授职称退休，其余都先后晋升为教授，在华东师大、福建师大工作，并在量子力学、统计力学及电工学等方面有较深的造诣。这便是乌石山师院送出的许多优秀人才群的一个缩影。
老先生一直坚信好的学风、好的教风可以弥补条件的简陋和艰苦。他说起求学那段教育资源不足、教学条件欠缺的经历时却充满乐观开朗的神情。先生说他一年级的一次普物考试，至今难忘。试卷上有道题，“论开普勒天体运动三定律”，他特别强调了“论”字而非“描述”，这是一种引导思维开阔的题型。当时先生思考了片刻，便在卷面上“沙沙”地答起。而此时先生的老师刚好站在其边上，见着他如涌泉般流淌出来的见解，老师频频点头！当先生自豪地回忆自己拿了99的高分时，我们问说：“为何不是满分？”先生半开玩笑地回答：“我本来也以为能拿满分，我想是恩师要让我们知道学无止境的意味。”这连珠妙语，不仅体现老先生的自信，更体现了其求学的谦虚。
老先生继续讲述他们二年级那段，苦心的老师们便为他们选择了英文教材进行学习。刚开始虽然艰苦，然而对他们实在影响深远。老先生说，当时他们早已不满足于课堂，每次下课都会到图书馆查阅书籍，思考老师所讲的内容，有思考才有延伸，他们所学所知都已超越了老师课堂上所教授的内容。老先生还附带了一句，比起如今烦躁的科研态度，当时的学术学问多纯粹。
后先生留母校任教，并当上了物理系主任。1981年，老先生不幸右眼视网膜脱落，由于治疗不及时，最终导致右眼失明。本该保守工作，保护剩下的左眼，但时值学院飞速发展，先生为努力赢取理论物理学硕士点而到处奔走不息。1985年，先生左眼视网膜也脱落，还好治疗及时，才保住了。作为学科带头人和系主任，先生深刻地意识到，做现代研究，光靠传统资源是不够的，必须引进人才。他先后从兰州大学、北京大学引进了杨亚天教授和林肈华副教授，还选派杨亚天、林仁明和曾民勇赴美国学术访问，从而促进了物理学系理论物理学科的整体学术水平大大提高，终于在1990年获得理论物理硕士点。
先生自身也开始从教学研究转向科学研究。他结合自身的经历，提到教学思维和科研思维的差别。他认为，教学思维是一种继承和阐述，是让人明白原来这个知识是这样，那个知识是那样，但科研思维，重要的是创新理念、发现问题的能力培养；做科研不该服从课本，应该勇于突破，对知识抱有怀疑态度。“书上的内容并非不可逾越”，先生认为只有敢想敢做才能有所成。
老先生已入耄耋之年，在采访末了，他对我们年青一代寄予深厚期望。他说基础知识很重要，希望我们“学好、学宽”。他说学科是相互交叉渗透的，要有远见，不要局域于自己现在所研究的狭窄方向。老先生对师大105周年也献上了祝词，他对学校、学院充满希望，真心希望师大越办越好，在新世纪有跨越式发展。
走出李教授的屋子，太阳已经打斜了，日落确实很美，色彩绚丽，变化多端，感受流霞照彻在我们全身，我们仿佛经历了一次心灵的洗礼！
（朱瑞荣物理与能源学院1985级，
光电与信息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我关注的一项工作
◎郑锹
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事渐渐遗忘，只有那印象很深刻的事，还尚在记忆中。
我到教务处工作后，校领导就明确指出，师资队伍建设至关重要，关系到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由于当时师资科设在教务处，就此我比较关注，也可以说负有直接的责任。不久，校领导决定，由我带一个小组，人事科配合，开展师资队伍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