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听他的习作课。胡山源老师的特点是面批，黎锦明老师是眉批，俞元桂老师则是讲评。这是极费工夫的，先得把卷子仔细批阅、分析，然后归纳、总结，常要操劳到深夜，辛苦非常，一般教师是不愿意这么干的。课堂上生动极了，他总是面带笑意，从容不迫地分析主题好坏，评述技巧得失，分解文字优劣。此中有批评，有表扬，有建议，有推荐，把学生的情绪高度调动起来，有问有答，有说有笑，十分活跃。记得有一次讲评诗歌习作，有一个同学写了一首短诗：“一个小姑娘站在平衡木上/张开柔软的双臂/慢慢地蹲下身去/瞧，她要飞起来了。”俞先生诵毕，立即详细地分析它的特点，指出这首诗富有五四小诗的韵味。接着为我们介绍了泰戈尔的《飞鸟集》、日本俳句的艺术特色，以及五四小诗创作的情况，然后又回到这首习作，使大家受到很大启发。这种从具体入手逐渐扩大知识范围的教学方法，既充实又活泼，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受益无穷。
俞元桂老师为我们开的第二门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当时没有教材，他编了一本厚厚的讲义，将历次文学思想论争及作家创作情况，剖析得清清楚楚，透彻详明。一个好的教师，不单给学生以丰富的知识，更重要的还在于能诱发起学生对专业的兴趣，导引他们走上生活道路。俞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良师。上起课来他总是全身心投入，以自己对艺术的领悟来感染学生，点燃他们的智光。他犀利地解剖每一个作家的艺术灵魂，使学生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为了增强学生的感悟力，他十分重视诵读教学，一次开讲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在详细评述长诗的主旨和艺术特色后，他以信天游声调进行朗诵，使我们领略到陕北民歌的韵味。
马里头挑马不一样高，
人里头挑人就数哥哥好。
吟毕莞尔一笑，真是动人极了。我和一些同学，就是在他的诱导下喜爱上现代文学的。一个教师能得到学生爱戴，这对他们来说自是莫大的安慰；而一个学生能得到自己所钦佩的老师的教育，该是何等的幸运啊！
光阴荏苒，当我也成为老师时，每踏上讲台，就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听课的情景，发誓要努力争取做个像俞先生那样为学生所爱戴的老师。
唉，倘若时光能够倒流，旧梦允许重温，我真愿意再当一回学生，再聆听一次元桂师亲切的声音。
（陈孝全文学院1950级校友，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我国著名藻类学家周贞英教授二三事
◎陈灼华
周贞英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藻类学家，1899年1月6日出生在平潭岛一个普通的渔民家庭。1921年进入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学习，1925年获理学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分别在平潭、福清毓贤女子中学任教，兼教务长、校长等职务。1929年夏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学习，1930年获硕士学位，1931年回到母校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任教。1939年再度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学习，1944年获理学博士学位。在校期间，与曾呈奎（后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和饶钦止（后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师从国际知名藻类学家W.H.Taylor教授，他们同学情深，都称周贞英教授为周大姐，对她十分尊重。在以后长达数十年的日子里，他们为我国乃至世界的藻类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彼此间保持深厚的友谊。周贞英教授每次参加国内或国际藻类学术会议时，曾呈奎教授都在第一时间前来探望她，有时还亲自到码头或车站送别，足见师姐弟之情。
周贞英教授毕业后曾在美国华盛顿国府施密斯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周贞英教授放弃在美国的工作机会与优厚生活条件，乘船途经巴拿马运河，历经艰难险阻于1946年回到母校工作。周贞英教授信奉基督教，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校训“受当施”是她的座右铭。她终身未嫁，从事教育工作数十年，桃李满天下。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工作组要周贞英教授写思想检查，当时她写中文不流利，思想包袱很重，工作组就指派我（当时我是学生）帮助她写好检讨，放下思想包袱，顺利通过了政治运动，周贞英教授和我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同年生物系植物教研组接受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任务，开展为期3个月的武夷山植物资源调查。在周贞英教授的带领下，课题组一行6人前往武夷山的三港、挂墩、桐木关等多处地点采集植物标本。当时交通闭塞，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每到一处周贞英教授不顾疲劳，放下教授架子，积极参与制作植物腊叶标本。采集线路到达终点站邵武后，搭乘满载植物标本的船只途经富屯溪险滩，船体在溪中央触礁进水，大家都十分紧张，不知所措。周贞英教授镇定自如，马上把剩余的压制标本的草纸全部往漏水船体处堵塞，船体慢慢靠岸，保护了标本和大家的安全。
1972年，福建师范大学复办，百废待兴，周贞英教授时任生物系植物教研室主任，除要求教师搞好教学外，还十分重视科研工作，带领大家开展藻类研究。教研组老师常倾巢出动，上山下海采集淡水藻和海藻标本，为生物系积累了丰富的藻类标本资料，也为参与中国藻类志的编写提供了宝贵的科研资料。周贞英教授在79岁高龄的时候还与教师一起前往漳浦县的古雷半岛及东山岛等地沿海采集标本。在古雷半岛雇船渡海采集海藻，时值中秋节，周贞英教授提醒教师在回来的路上顺便捡些螺。当晚，煮一大盆螺，大家坐在半岛的岩石上，边赏月边吃螺，度过了难忘的中秋节。周贞英教授80高龄时，还与教研组老师一起赴武夷山进行科学考察。她这种顽强意志和热爱科学的敬业精神是后人学习的榜样。通过调查，首次为武夷山淡水藻类提供了宝贵的科学资料，填补了武夷山藻类植物研究的空白。
1983年，在青岛召开第十一届国际海藻学术讨论会。为了让教研组教师有机会出席盛大的国际学术会议，周贞英教授向主办方的曾呈奎院士争取会议名额，使得我们教研组教师有机会了解国内外海藻研究动态，开阔了眼界。
为了培养藻类学研究人才，1982年，周贞英教授开始招收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她亲自为研究生讲课。当时国内藻类学中文参考书十分缺乏，她到处联系，多方收集英文版的藻类学专著和文献。她要求研究生认真阅读，提高藻类学专业知识。当时我院的植物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尚未得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复。为此，周贞英教授向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申请由他们为研究生授学位，很快得到了时任所长的曾呈奎院士的支持，使研究生顺利地获得了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授予的硕士学位。之后，周贞英教授所申报的福建师范大学植物学硕士点，很快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复，并成为我校当时仅有的6个硕士点之一。
周贞英教授长期从事藻类学研究，发表论文数十篇。1964年参与福建省“紫菜养殖歼灭战”小组，为福建省紫菜人工养殖事业做出贡献。周贞英教授把毕生精力献给我国教育和科学事业，1978年被评为福建省教育战线先进教育工作者，1979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82年获福建省三八红旗手称号，1991年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中国孢子植物志》、《台湾海峡》、《武夷科学》编委，中国植物学会、中国海洋与湖泊学会和中国藻类学会的理事，福建省植物学会理事长，福建省海洋学会、福建省海洋与湖泊理事等职，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福建省委委员，第三届福建省人大代表，第四、五届福建省政协委员，福建省科协委员，福建省妇协委员。
（陈灼华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一个早期中国留学生的坎坷道路
◎林玉玑口述张景榴整理
整理者按：林玉玑是我校物理系老教授，活到103岁。他的留学自述，可以说是早期中国留学生的缩影，特予以整理，以飨读者。
我是1921年3月和另外3位同学、同事一起在教会的帮助下，从上海黄浦江乘美国某公司的轮船去美国留学的。为了省钱，我们都坐统舱。
这艘轮船吨位很小，不敢横渡太平洋，只能沿着海岸线走，足足航行4个星期，才到达旧金山（大船航程只需12天）。船快到旧金山时，我们这些坐统舱的乘客都被赶下船，关在离旧金山还有20多海里的天使岛上，理由是检查身体，重点是检查沙眼。教会的人到旧金山接我们一行4人，落了空。一问，才知道我们被关在天使岛。经过交涉，我们在天使岛滞留了两夜，才抵达旧金山。
在旧金山休息两天，乘汽车游览城市。那时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感到新鲜，连抽水马桶也感到新奇。两天后，我和一位姓郑的同学一同到美国北部一个叫南德库他州的卫理大学就读。那地方天气很冷，冬天气温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每年11月开始下雪，积雪达1米许。至来年6月，积雪才融化完。
进该校时，有言在先，是勤工俭学的，学校安排我和郑同学帮助食堂剥马铃薯皮，以换取三餐伙食费。即使这样，我这时带来的300美金也快要花完了。怎么办？只好利用暑假去打工。
学校所在地是个小地方，没有什么大工厂。而且，在雇主看来，我的个子矮小，身体又瘦弱，更不愿意雇用。我只好到农村去找活干。
那是个加拿大农民的个体农庄，占地1平方英里。主人一家三口：夫妇俩和一个儿子，另外雇了一名长工。农庄主要出产马、牛和猪。我干的活是替马匹套马鞍、锄草、割草和挤牛奶。本来每月工资35元，主人见我个子小，只给我25元。
农庄共有8匹马，主人要我分管4匹，每天清早把马鞍套上。这些马又高又大，马背几乎与我头顶一样高，我害怕被马蹄踢伤，不敢接受这种活。主人的儿子看出我的心事，对我说，每匹马都有自己的名字，你只要呼叫它的名字，就很驯服，不会有危险的。试之，果然灵验，这才接受下来。
吃过早饭，就下到地里锄草。这种活我在国内曾经干过，没有难住我。但是驭马割草的活就不适应了。那是坐在割草机上，马拖着割草机把饲料草割下，准备给牛马过冬吃的。主人的儿子告诫我说，马匹有时会被绳子绊住而狂奔起来，这时要紧紧拽住马缰，要是制止不住，新式割草机从机器上摔下来，那是不堪设想的！你试两天吧。果然，有一次，马被地里的一根绳子绊住，立即疯狂奔跑，我拉不住马缰，急中生智，立刻从割草机上跳下来，才免遭一场横祸。这件事，今天回忆起来，仍旧心有余悸。
前面讲过，我留学的地方是个小城市，不易找到工作，何况雇主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瞧不起我这个“个子小、体力弱”的中国留学生。有位朋友告诉我，要打工必须离开这里。我把这句话记在心上。终于，我有机会到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工作，我已记不起是如何去的。那是个汽车城，有名的福特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都在那里。只记得一个美籍华人到车站接我，他带我到卫理公会去做礼拜，并介绍给其他中国人。但在工厂找来找去找不到工作，直至第三天，有一个招工人员对我感兴趣，答应每天4块美金，次日到做车身的车间上班。我做了5个月又失业了。原来，工厂有货就招募临时工，订货做完就辞退工人。
我想去福特公司做工，苦无门路，后来找到卫理公会一位会友，他指点说，最好有人替你介绍，先打个电话，否则很难收你。我采纳了他的意见，一星期后果然如愿以偿，报酬是每天6块美金。记得那是流水线上的一个活，活虽不重，动作可得敏捷，做完一天下班，觉得非常辛苦。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才渐渐习惯下来。
我干了不到一年，福特公司大为出名，原因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和福特公司订了合同，大意是公司为中国筑公路，中国则买福特公司的汽车。福特公司为此招收200名中国学生在工厂学习，以便将来派往中国推销福特汽车。但是报名条件有限制，例如，只招收美籍华人，必须是大学生，等等。我第一条就不够格。又过了一年多，大概由于条件过苛，生源不足，经人撮合，我终于从临时工转为学生。那时该厂每天生产700辆汽车的引擎，原先我当工人是三班倒，要轮流做夜班，自从改为“学生”后，虽然工资仍是6美元一天，工作却轻松得多，更重要的是不必做夜班，从此，我才有机会上夜大学。我在该城干了3年（1923~1926），其中以“学生”身份工作近两年，毕业后不知何故并未派我去中国。
初到美国时，第一学年算是大学新生。在南德库他州卫理大学，一年级新生要戴绿帽，“绿”表示“新”的意思，但是，戴绿帽的学生走路要规规矩矩，不得男女并排走，犯了校规处分也特别重。我和郑同学认为这是带有歧视性的规定，特别不符合中国的习俗，乃予以抵制，坚决不戴。后来学生自治会派人来做动员说服工作，我们以中国的风俗为由，据理力争，他们也说了许多“道理”，最后来个折中，让我们戴一个星期做个样子。我从卫理大学转到福特商业学校，最后进密歇根大学。在第一次转学时，由于汇款接济不上，历尽艰辛，挨饿受冻，有时一天只吃一餐，晚上则在火车候车室或公园过夜。在福特商业学校毕业后得不到分配，又继续当工人，约两个月后才进密歇根大学，那是1926年9月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