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宝笙天性乐观，有胆有识。在老华南的学生中一直流传着关于她的两件趣事轶闻：
一是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华南42届校友杨丽华跟着进入中国（她在美国开办养老院时认识尼克松的岳母），来到福州。她要求会见余宝笙老师。余老走出“牛棚”，精心打扮，抹粉画眉，风采依旧。杨丽华上前第一句话便是：“老师，听说你在扫厕所。”余老笑吟吟地双手拍着漂亮的衣服，嘴里急急忙忙说：“没有哦，没有哦……你看，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她还前后转着，让客人看个清楚。
二是1981年她从美国回来，踌躇满志地要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在《福建日报》纪念建党60周年的专栏中，她豪情满怀地发表了《祖国，母亲！》一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数日播放她的这篇为广大知识分子代言的传世名作。散居祖国各地的老华南校友聆听她的心声，莫不热泪盈眶，唏嘘不已。饱经磨难的老师竟有如此的家国情怀，我们晚辈学子有什么理由不扬鞭奋蹄，为国效力呢？
如今这5位可敬可爱的老师都已经辞世远行了。她们是当年高校顶尖的管理者群体，功业闪亮。我想，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她们一定还会相聚在一起，坚守自己的人生坐标。
每当想起她们时，我不禁会有种种念头：如果人们能够对所谓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多加理解，能够欣赏他们因历经困苦和民族危亡的考验而产生出的那种精神和气节，如果人们能够及早地，而不是等到20世纪80年代初那场“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争论后，才逐渐明白长期存在并被认为是绝对真理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左”倾空想共产主义的严重危害性，就不至于那样对待知识分子了，那该多好啊！如果是这样，余宝笙老师当年也不必在自己的学生杨丽华面前，明明心中苦涩，却要装出满脸笑容的样子，那该多好啊！
（陈钟英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46级，曾任福建
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华南女子职业学院院长）怀念胡山源、黎锦明、
黄寿祺、俞元桂四先生◎陈孝全
怀胡山源先生
我阔别福州将近40个春秋了。
福州雅号榕城，三面依山，中流一水，风景绝佳。然而多年来萦绕魂梦之间的却不是那闻名遐迩的鼓山，也不是富有仙迹的于山，而是乌石山。乌石山古称闽山，岩石灵秀，古人曾云此山登览之胜，堪与蓬莱匹敌，可是常年牵惹着我心灵的却不是灵霄台遗址，也不是奇岩千丈的香炉峰，而是那一缕带有几分甜蜜几分惆怅的人情。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乌石山南麓有一所师范学院，当时我是这里中文系新生。校舍虽然简陋，师资力量却颇雄厚。院长是历史学家胡允恭，他千方百计罗致人才。开学那天，中文系新来一位系主任，约莫40来岁，穿一身簇新的中山装，胖胖的脸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笑眯眯的，十分和蔼。他就是五四时期“弥洒社”的创始人胡山源先生。此外，还有黎锦明、黄寿祺、关德栋、许文雨、廖元善诸先生，均是国内知名的学者、专家。
山源先生教我们写作，深受同学欢迎。他批改作业尤其认真，采用的办法是面批，他以为只有如此对学生才有帮助。一次，我交给他一篇所谓“小说”，他把我叫到房间去，拿出稿子，上面已密密麻麻改了好多。他拿着笔指点着，说：“两人对话，没第三者在场，就不要写‘你说’、‘我说’了。”又指着上面写的“夏天时”，说：“‘夏天就是时，这个‘时’字应删去。”还谆谆告诫道：“句子要尽量写短，写完要读几遍，凡感到拗口的都要把它删掉。”一篇不到3000字的习作，他足足讲批了一个多小时，使我茅塞顿开，受益无穷。
山源先生是国内著名的老作家，鲁迅曾誉他的短篇小说《睡》系“笼罩全群的佳作”。以这样资深的作家教一年级写作，自是游刃有余了，然而山源先生却半点不肯马虎。后来，他将讲课内容，以师生课间对话形式，写了一本《小说创作讲话》。他告诉我：“书中一个叫蒋生泉的小伙子就是你。”胡允恭院长十分器重山源先生，特地在自己寓所里匀一间房给他住，系里师生对他也很尊重。但好景不长，不久，思想改造运动的斗争风雨铺天盖地袭来，胡允恭院长首当其冲，中文系的斗争对象自然是山源先生了。像样的“罪名”似乎没有，只记得说他在抗战时期为激励民族气节而写的《扬州义民别传》等缺乏阶级观点，说他思念远在家乡的老母，封建观念严重。好笑的是对山源先生严肃的批判，竟在一场哄笑声中不了了之。事情原委是这样的：山源先生有一个姓陶的助教，年纪30挂零，个头不高，长相颇怪，说话怪声怪调，而且支吾不清。正当人们发言时，他突然站起来，情绪十分激动，跺着脚，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吃吃地说：“我请求政府枪毙我！”与会者全都愕然，以为他要坦白什么滔天大罪，谁知他两眼发直，满头大汗，声音颤抖，说来说去就那么一句话：“要枪毙我！”那样子实在滑稽，大家不禁笑得前俯后仰，批判会开不下去了，只好散了。
这次斗争运动着实使山源先生感到伤心，但他对青年学生毫不记恨，见面仍是问这问那，关心他们学业的成长。乌山待不下去了，院系调整时他便到上海师院去了。1954年，我到华东师范大学读研究生，特地和两位同学去探望他。山源先生见到我们十分高兴。在上海，他似乎也不顺心，不久便在刊物上看到批判他的文章，把《小说创作讲话》说得一无是处；接着他又不幸“落网”成了“右派”，1964年便退休回故乡江阴，从此杳无音信。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才陆续听到关于他的消息，知道他已恢复名誉重返文坛，虽年已古稀还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知道他还是那么洒脱豁达，虽受尽折磨仍表示“过去的事过去了，一切向前看”，知道他还是那么热爱生活，热情欢呼“耄耋逢盛世，飞觥应无数”；知道他还怀念着乌山的生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弥洒社”资料》，派人去江阴拜访他，想不到他还记着我这个乌石山时期的学生，谈了许多往事，带来殷切的问候。这一切都使我激动不已。
往事如烟，旧情似海。当年我也曾与三五好友攀上乌石山顶，寻觅高僧名儒的题迹，眺望西门外的平野与水势，领略那从远方吹来的温暖海风……时光如流水般过去了，乌山，你也变样了吧！往年那些事，那份情，将永远萦回于我的心灵之中，是那样地难以忘却。
忆黎锦明先生
在乌石山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读过书的人，都不会忘记黎锦明先生。记得有一年开学典礼上，系主任胡山源先生首先介绍他，说这是鲁迅先生提到的“湘中作家”。会后，大家都去翻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果然，文章对黎锦明先生的创作评说甚多，说他的作品“很少乡土气息，但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说他有些作品“有声有色，总能使读者欣然终卷”。又去图书馆找他的《烈火》、《破垒集》等短篇小说来看，还知道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北京大学当过讲师，在河北大学做过教授，大家私下很庆幸有他这样一位老师。
锦明先生教我们“文选与习作”，他十分严肃，少有笑脸，从不讲废话，一站到讲台上，便操着一口难懂的湖南腔普通话，滔滔不绝地讲开去，板书很多，且夹杂有不少英文。他讲的多是自己的见解，不喜人云亦云，听了极有启发。他改作业的方法和山源先生不一样，从不面批，但看得认真，改得详细，不但有眉批、夹批，且有总批。有一次，他出了一个《回乡》的题目，要大家当场交卷。班上有很多外地人，他们有回乡经验，自然有感可发，写来得心应手，但苦了我们这些福州本地人，只好凭主观想象，进行虚构了。卷子发还时，我的作文后面写有龙飞凤舞的一行批语：“你可以创作，可惜没有生活。”前半句是鼓励，后半句则道出习作的实情，即说它纯属胡诌。这是锦明先生的幽默。
锦明先生给人的印象有点古怪，他个子瘦长，剃着光头，窄小的脸庞上挂着一副没有框架的老式眼镜，鼻子高而尖，眼睛小而锐，留有胡子，但不是一撮胡，也不是八字须，而是在嘴角两边留着一个小圆点，剪得短短的，下巴刮得精光，因此左右两个黑点特别显眼，有些异样。穿着也怪，上身是一件质地很差的西服，下身却穿着一条汉裤，大裤头对折着，系一根绸带，脚下蹬的是一双小圆口的布鞋。西装口袋里别着的不是钢笔，而是插着一支截短了的毛笔。上课时，他从口袋里抽出笔来，拔去铜套，将笔头放在嘴里舔了舔，从容不迫地开始点名，随点随舔，点完名他老先生往往也成了“乌嘴鸡”了。
锦明先生性格内向，似乎有点落落寡合，不大和人交往，也不太和学生交谈，平时话不多，但语气有点幽默，甚至让人觉得怪异。记得有一次，一位老教师申请晋升教授，系行政开会讨论，这位老师资历很深，可学术成果不多，只有几份油印的讲义，与会者大都表示赞同，就锦明先生一语不发。系主任山源先生征求他的意见，他冷冷地说了一句：“如果领导不同意，把我的教授头衔给他！”
不知什么缘故，先生在乌山没待多久就走了，听说回湘中去了，从此再也没听到他的消息。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往事逐渐淡忘了，但锦明先生那古怪而又淳朴的影像，始终在我记忆屏幕上鲜明地晃动着。
易学专家黄寿祺
胡山源先生离开乌山后，主持中文系工作的是黄寿祺老师。黄老是个作风正派、勤奋质朴的学者，对事对人都真诚以待，从不弄虚作假。有个关于他的“笑话”，说是党组织曾派人做他的思想工作，有意培养他参加组织。黄老不是没有这个要求，但他却严肃地表示，老母在堂，暂时不能考虑这个问题。听了这个传说，不少人感到好笑，都说他迂。说实在，这“迂”正显出黄老的诚实。
寿祺老师教我们中国古典文学，他备课极其认真，上课时两手按在讲台上，身体向前微倾，嗓音尖而亮，由于卖力，在冬天里鼻头也会沁出汗来。诗词歌赋他都熟记心中，高兴起来就微闭眼睛，晃着头，背诵起来。眼镜落了挂在鼻头上，诵毕眼睛从眼镜上方望着大家，微微地笑着。那样子实在天真可爱。他对学生极为严格，甚至有点刻板，作业要按时交，课堂上不准交头接耳。那时社会上风行所谓“解放字”，黄老对此深恶痛绝，考试时规定凡出现一个“解放字”扣两分，我的考分始终只有70来分，主要是被扣得太多了。
1985年6月间，他往北京讲学回榕时，特地在上海停留前来看望我。我开了一瓶四川大曲招待他，黄老端起酒盅抿了一口，连呼好酒，喜滋滋地喝了两小杯。这晚天气极好，我陪黄老漫步于校园的河边，河水和月色糅合一起，银光粼粼，在晚风轻轻吹拂下软软地波动着。黄老倚着桥栏，眺望良久，似有触动。回榕后没几天，寄来一信内附一张条幅，上题一诗曰：
小全吾好友，家傍丽娃桥。
风景殊明媚，园林远俗嚣。
水清容可鉴，树密暑能消。
杯酒倾衷愫，三年两见招。
写实也是抒情，寄寓在字里行间的是黄老对后辈的深情与厚谊。
寿祺老师是易经研究专家，功底很深，以往没有机会得以施展，在思想改造运动时，还因此招来一些大字报，说他常搞“天灵灵，地灵灵，文王卦子灵”，遇事都要卜上一卦，封建迷信思想严重，弄得他哭笑不得。
“十年动乱”之后，黄老青春焕发，干劲十足，不但到处讲学，写了大部头易经研究专著，编了两大厚册研究专集，还赴美讲学过。
1990年6月初，我应邀回榕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一下火车便听说黄老早已回国，现病重在省立医院治疗。我惊愕良久，前往医院探望。他精神尚好，握住我的手谈了很久，说待康复后还要到上海看我。唉，谁知这竟是我见黄老的最后一面，回沪不久，他即谢世了。
寿祺老师治学态度严谨，著作得到学术界的好评，在他去世前不久，上海《文汇读书周报》特为他发了专访，黄老回答了许多关于易经研究的问题，并谈了自己的著述计划。这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后文字。黄老去世了，可是他永远存活在人们心中，存活在受过他教诲的乌石山时期的学生心中。
难以忘怀的声音
20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福建师范学院和福州大学合并，仍称福建师范学院。由是，我由乌山来到仓山，胡山源、黎锦明老师离开了师院。正当我为学习而感到困惑的时刻，遇上了俞元桂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