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战事影响，元代海外贸易主要集中在海运方面，“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界，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元朝的“互市”承续了南宋旧法，更在泉州、广州、庆元、上海、杭州、温州、澉浦七处设置了市舶司，管理舶货、抽分、起运等事，形成了许多著名的国际通商口岸。泉州即是元代对外贸易的重要商港之一，“山海环抱，地广物饶”的先天优势吸引了多国富商，“番货、远物、珍宝、奇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泉州早在秦汉时期已开始通商，经隋唐五代至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泉州市舶已经“物货浩瀚”，成为一个“番商杂处”的繁荣港口。入元以后，蒙元政府更加有意识地扶植泉州市舶，对从泉州进口的海外贸易给予很多优惠，“商贾市舶物货已经泉州抽分者，诸处贸易，止令输税”，从国外进口的胡椒、姜桂、豆蔻、珍珠、钻石与等待出口的丝绸、绫锦、陶瓷、铜铁、金银、茶酒、黄连、樟脑、荔枝等等货物汇聚于此，形成了泉州“百货积山”的商业盛况。摩洛哥旅行家伊宾拔都他曾对泉州港的繁华予以盛赞，“剌桐港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由余观之，即谓为世界上最大之港，亦不虚也”。
可以看出，元代虽为马上民族所统治，却是一个城市商业非常发达的朝代。元代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大小商业城市的繁荣，城市商业的繁华则使庞大而复杂的以商业为生计的城市民众空前壮大，平民阶层对文化的需要也随着产生，从而造就了有元一代纷繁多样的平民文化。正如乔吉《扬州梦》所描述得那样，元代的城市生活“喜教坊，善清歌，妙舞俳优”，“理繁弦，吹急管，闹吵吵的无昏昼”。
（二）平民文化的繁荣
元代平民文化大多承袭南宋而来，杂剧、百戏、说书、杂伎、武术等娱乐性、商业性表演在节庆日子会聚街市。因为蒙古统治者来源于相对落后的草原游牧民族，本身并没有与前朝汉族统治者相当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品位，他们更加喜好娱乐宴饮，所以，民间技艺在元代经常被搬进宫廷为统治阶级表演，正所谓“先皇最爱芳卿唱，五凤楼前乐太平”。叶子奇《草木子》记载：“自世祖以来，凡遇天寿圣节，天下郡县立山棚，百戏迎引，大开宴贺”，其中包括“杂剧、飞竿、走索、踢弄等伎。”《析津志辑佚·岁纪》也有记载：“（二月）八日……南北二城，行院、社直、杂戏毕集。恭迎帝坐金牌与寺之大佛由于城外，极其华丽。……教坊诸等乐人、社直、鼓板、大乐、北乐、清乐……互相夸耀，于以见京师极天下之丽，于以见圣上兆开太平与民同乐之意。”“（五月）十五日……凡社直一应行院，无不各呈戏剧，赏赐等差。……仪凤教坊诸乐工戏伎，竭其巧艺呈现，奉悦天颜。次第而举，队子唱拜，不一而足。”宫廷演出的繁盛无疑使民间伎乐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杂剧戏班也会在节日里为城市平民作商业演出，《王矮虎打闹东平府》杂剧为期……争以酒肴香纸聊答神惠。而两渠资助乐艺，牲币献礼，相与娱乐数日，极其厌饫，而后顾瞻恋恋，犹忘归也。”《牛王庙元峕碑记》记载：“至于清和诞辰，敬诚设供演习，车马骈集，香篆霭其氤氲，杯盘竞其交错，途歌里咏，佝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至日致祭于此也。”
城市平民作为一个固定的社会阶层，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品位、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具体说来，城市平民的世俗观念主要表现为对人的个体价值的重视，更强调平常人的个性发展，敢于承认人的感性欲望的合理性，而反对封建礼教对人欲的压抑。城市平民的世俗观念渗透在元代都市的平民文化之中，表现出融商业性与消费性、劝惩性与功利性、谐趣性与娱乐性为一体的世俗色彩。
随着元代社会上下阶层的相互流通，城市平民的审美趣味也扩散到了文士阶层的艺术生活中。诚如陆建华所言：“商业、外贸和海运给沿海城市带来巨量财富，造成了新的富豪阶层的崛起。……富豪们在积聚财富的同时，其生活观念与方式、文化需求与审美情趣也有了新的变化。这个富户群体的出现，无疑对社会文化生活起着潜在的影响。”元代商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冲击着“君子言义不言利”（《论语·子罕》）的儒家观念，在客观上促进了元代的思想解放，元代文人的特殊境遇也使得他们普遍参与到城市生活之中，而与富商大贾发生了密切的关系。随着儒商关系的变化，文人对经商的看法不但有所改变，有的文人甚至还选择了弃官经商，姚仲实即是一例。程钜夫为其作传记时写他“弃官而返，以为京师天下之都会也……舟车所通，货宝毕来，可废居以为富，行之十年，累资巨万”。
隐藏在人们思想深处的与商业性、世俗性相关的诸多观念在元代社会得到放纵，不仅市民社会的通俗文艺获得了蓬勃发展的历史契机，元代文人也在时代风尚的促动下参与到通俗艺术的活动之中。既扩展了元代文人文化的审美领域，丰富了文人艺术的审美趣味，也提高了世俗文艺的艺术水平与审美趣味，更将文人阶层的艺术精神带到了民间艺术之中，极大地促进了元代雅俗艺术的相互交流，形成了元代艺术的综合性特征，也促成了元代艺术观念的开放性质。
元代文化转型
法国艺术史家丹纳认为：“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的原因。”对于元代的社会变迁与风俗习尚的变化上文已经作了讨论，本节则主要从时代精神的层面探讨元代的文化转型对于元代艺术观念与艺术活动的影响。具体说来，元代的文化转型主要表现为三教合一的宗教倾向与人学思想的近世转向两个方面，它们共同影响着元代艺术活动的展开与艺术观念的形成。
一、三教合一的宗教倾向
宗教思想是与一个时代的艺术活动紧密相关的文化背景之一。葛兆光曾论及中国宗教与古典文学的关系：“如果说儒家学说主要使中国古典文学强调社会功能而充满了理性的色彩，佛教主要使中国古典文学具有缜密的肌理与空灵的气象的话，那么道教则主要是使中国古典文学保存了丰富的想象力和神奇瑰丽的内容。”其实，宗教思想对于中国古代艺术也有着相同的影响，徐复观先生就曾从儒学、庄学、玄学、释学入手，探索中国艺术精神的独特之处，他在《中国艺术精神·前言》中指出，“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由孔子和庄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由孔子所显出的仁与音乐合一的典型，这是道德与艺术在穷极之地的统一，可以作万古的标程；但在实现中，乃旷千载而一遇。而在文学方面，则常是儒道两家，尔后又加入了佛教，三者相融相即的共同活动之场。”在徐先生看来：“庄子之所谓道，落实于人生之上，乃是崇高的艺术精神；而他由心斋的功夫所把握到的心，实际乃是艺术精神的主体。由老学、庄学所演变出来的魏晋玄学，它的真实内容与结果，乃是艺术性的生活和艺术上的成就。宋以后所谓禅对画的影响，如实地说，乃是庄学、玄学的影响。”可以看出，中国艺术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与宗教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元代又是中国古代宗教发展极具特色的时期，“在中国文化史上元代宗教是颇有特色的，其最大特色便是多元性和开放性，这与蒙古统治的辽阔版图及其迫切需要的文明滋养是分不开的……在其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下，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这种多元与开放有时令人想到唐代，但与唐代不同的是其铁骑与商业的色彩更浓。这是由很大的历史跨越造成的，当蒙古由蒙昧的部落逐渐形成强大的帝国时，其原始的血性与发达的文化结合势必构成一道奇观，而宗教便在其中成为一个独具魅力的角色”。三教合一的宗教倾向正是元代文化转型的一个显著特征。
儒、道、佛三教思想的分合贯穿着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历史，影响并决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主调。儒、道、佛三教的“儒教”并非纯粹宗教意义的称谓，而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中以孔孟思想为代表儒家思想流派，儒家学派提倡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以人伦五常为根基，宣扬人生实践的修齐治平之道；道教产生于东汉末年，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宣扬的是长生不死的成仙之道，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哲学是其思想的理论基础，殷周时期尊天祭祖的宗教思想与战国时期的神仙巫术思想是道教思想的历史渊源；佛教创立于古代印度，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佛教思想认为社会人生一切皆苦，痛苦的根源在于愚昧无知和执著贪欲，因而主张看破红尘、出家修行、超脱尘世，宣扬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的涅槃之道。儒道佛三教的宇宙观与人生观有着很大的不同，它们的精神指向与修养方式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中，儒道佛三教既相互排斥、相互斗争，又相互吸收，日趋融合，在斗争、协调与融合的过程中，推动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发展变迁。
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是统治阶级维持封建秩序的思想武器。道家思想虽与儒家思想相互矛盾，但毕竟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从其产生之日起即融入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因而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不十分激烈，而佛教则是外来的宗教，因此，三教之间的对立与斗争多表现为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以及道教思想与佛教思想之间的矛盾冲突。
儒家经常从夷夏之妨与维护人伦纲纪与封建统治的角度对佛教进行抵制，强调华人“禀气清和，合仁抱义，故周孔明性习之教；外域之徒，禀性刚强，贪欲忿戾，故释氏严五戒之科”（《弘明集》卷八），指责佛教的出世苦行“脱略父母，遗蔑帝王，捐六亲，舍礼义”（《广弘明集》卷七），不仅有违伦理纲常，更对王道政治造成危害，“三皇无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广弘明集》卷十五）。道教与佛教之间的斗争大多围绕教义本身而展开。在教义思想上，佛教与道教的许多观点都是直接对立的，例如佛教讲求“无生”、“无我”，道教则以“吾我为真实”（谢镇之：《与顾道士书》）；佛教强调“因缘而生”，道教则主张“自然化之”；佛教追求“苦行”以获得“涅槃”之境，道教则追求“虚静修行”以“羽化成仙”。
对于儒道的指斥，佛教多回以自卫性的辩驳：针对华夷之辨，佛家指明“四海之内，方三千里，中夏所据，亦已不旷。伊洛不夏，而掬为戎墟，吴楚本夷，而翻成华邑。造又运流而地无恒化”（《弘明集后序》），华夏与蛮夷并非一成不变的，佛教亦无所谓戎夷与否；针对违背人伦的指责，佛教则强调其慈悲思想与儒家的宗亲孝道性质本同，“孔以至孝为首，则仁被四海，释以大慈为务则化周五道”（《广弘明集》卷十八）；针对有害政道的指责，佛教指明出家修道亦能有所成就，“到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民生”（《弘明集》卷五）。同时，佛教对道教的“诳于仙术，极于饵药”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指斥其“伤政萌乱”的巨大危害（《弘明集》卷八）。
儒道佛三教之间的相互斗争在客观上促进了三教之间的融合，儒士与道士为了能够有效地抵制、排斥佛教，必然会研读佛经，学习佛法，而佛教弟子为了能够回复儒道的攻击，维护自身的地位，也会研读儒家典籍和道教经书。在对立斗争中，三教也会自觉地吸收对方教义中有益自身发展的部分，在完善自身宗教理念的过程中，促进了三教之间的融合。因此，“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就表现为三大思想潮流之间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收，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并且由总体上的互相排斥、斗争，逐渐走向三教合一的局面”。三教合一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的必然趋势。
三教合一的发展趋势在汉末魏晋时期已经初露端倪。成书于汉末的《理惑论》是论证儒、道、佛三教一致的最早著述。文章采用问答的形式，通过对社会上存在着的对外来佛教的怀疑和反对，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引证孔子、老子等人的话作了回答，在为佛教辩护的同时，论证了佛教与传统儒道思想的一致性。此后，宗教人士多从社会功用的角度论证三教的一致：晋宋之际的宗炳指出“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宗炳《明佛论》）；北周道安认为“三教虽殊，劝善义一，涂迹诚异，理会则同”（道安《二教论》）；南朝刘宋时期的惠琳强调“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惠琳《白黑论》）。儒道佛三教之争虽然并未间断，但三教一致的论断却逐渐占据主流。
隋唐统一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历史，为了加强思想文化的统治，在确立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同时，对道教与佛教采取了利用的态度，将其作为统治思想的补充，推行三教并用的宗教政策。宗教人士为了迎合大一统的需要，虽然各自的出发点不同，却都能以包容的态度提倡三教归一、三教并重。在迎合封建统治的过程中，儒道佛三教都能够在立足本教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怀吸收其他两教的思想精华，大大推进了三教合一的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