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要有一颗虔诚的心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论语·八佾》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论语·学而》
清明节时，各路人马纷纷奔赴各大墓地，祭祀祖先。从古到今，人们这种慎终思远的传统并未改变，但那颗祭祀的心却有些变味了。那么应该怎么祭祀呢？孔子认为“祭祀贵在虔诚”，心诚则灵。
祭祀祖先要像在祖先面前一样恭敬，求神要像在神面前一样虔诚，这就是所谓“如在”的心。
既然如此，当然不能请他人代劳。所以孔子说，如果自己不亲自参加，那就等于没有参加。别人替自己烧香求福是没有用的。
祭祀如此，做人的道理又何尝不是如此。
一个人立身处世，成家立业，都应该有这种“如在”的心，做到表里如一。否则，表面一套，内心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鬼鬼祟祟，躲躲闪闪，活在世上又有什么意义呢？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如在”的心也就是《大学》所说的“慎独”的心，“诚其意”的心。通俗地说，就是要求我们要有一颗虔诚的心。
慎独，是儒家最重要的修身方法。在古代，“慎独”是流行的内圣修身方法。《礼记·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郑玄注：“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无人独处的时候，对自己的行为也要加以检束，不可放纵。
曾国藩在他的《金陵节署中日记》里说：
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民主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不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意思是说，内圣的道德原则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的，要时刻检点自己的行动，警惕是否有什么不妥的言行而自己没有看到，别人对自己有什么意见而自己没有听到。因此，一个有道德的人在独处一地、无人监督时，总是小心谨慎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坚持慎独，在“隐”和“圣”上下功夫，即有人在场和无人在场都是一个样，不允许有任何邪恶性的念头萌发，才能防微杜渐，使自己的道德品质高尚。慎独修身的方法，实质就是提倡高度的自觉性，自己监督自己。
慎独就是真诚，真诚就是快乐。难怪孟子说，反问自己是真诚的，就是最大的快乐；难怪荀子说，没有比真诚更好的养心方法了。
曾子是孔子的学生，他对“慎独”有其独到的体会。曾子说：“我每天多次自我反省：替别人谋划是否忠心？与朋友交往是否守信？学业是否时常温习？”（《论语·学而》）
自我每天反省就是“独”。“独”这个东西，是君子与小人共同所有的。当小人在单独一人之时往往会产生一个狂妄的念头，狂妄之念积聚多了就会产生纵肆，而欺负别人的坏事就办成了。君子在他单独一人之时产生的念头由其禀性决定往往是真诚的。诚实积聚多了就会谨慎，而自己唯恐有错的功夫就下得多了。
那些小人们，却不能有实实在在的见识，而去实行他所知道的应做的事。对于办一件好事，唯恐别人不能觉察到，自己白干，因而去办时迟疑不决；对于办一件不好的事情，侥幸别人不一定窥视到，因而改正得很不痛快彻底。背地里独处之时，弄虚作假的情弊就产生了，这就是欺骗。而君子，唯恐去办一件事办得不力，在晦暗中有堕落的行为；一个坏毛病改正不了，就会像涓涓细流长年不断地犯错。暗室之中懔然不动仿佛在白天一般，主心骨坚如金石，单独行事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要谨慎而又谨慎，这就是圣人经典的要领，是后世贤人所切实研究的问题呀！
《法华经》说：“人若知自爱，则应慎护自己。有心者应于三时之一，严以自我反省。”
儒者的自我反省当然到不了佛教忏悔或基督教日课的程度，也没有佛或主的神秘色彩。它既不是为死后进天堂，也不是为赎人类与生俱来的原罪而反省，而是为现世的自我完善而进行人格解剖，因此，是一种现实的自我认识，具有鲜明的理性批判精神。
外在的规范，只限于一个人和他人相处时才发生作用；如果一人独处时，人们便看不到、听不到。这样，外在的规范就没有作用了。这时，就要看一个人自身内在的品质如何，看他是否能约束自己，做到内外如一、诚实可靠，这就是一个人的慎独功夫了。
儒家倡导“敬”、“诚”。“敬”就是要遵守天道、良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不可有违天理。“举头三尺有神明”，天理昭彰，欺人容易欺己难。“诚”则是指要内外如一，不存欺骗之心，待人诚实，待己真诚。这些都是教导人们不管在群居时，还是独处时，都要怀着敬畏、诚实的心态去真实地面对一切。
俗话说：“隔墙有耳，窗外岂无人？”如果不能真正地以内在约束修炼自己，那在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把戏，终归会为人识破，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只有不欺己，才能不欺人。为了自己的修养，请从慎独做起！
5.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论语·八佾》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论语·里仁》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
——《论语·季氏》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一篇《关睢》，它用平凡的笔调道出了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都能体会到的人生经历和道理。孔子对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
孔子对《关睢》的评价，实质上表达的是他对情感控制的看法，也就是凡事讲求适度的“中和之美”，再进一步深究，就是《中庸》里面所说的：“中庸其至矣乎！”孔子对中庸之道持高扬和捍卫态度。事实上，一般人对中庸的理解往往过于肤浅，看得比较片面。
孔子的学生子贡曾经问孔子：“子张和子夏哪一个贤一些？”孔子回答说：“子张过分；子夏不够。”子贡问：“那么是子张贤一些吗？”孔子说：“过分与不够是一样的。”（《论语·先进》）
这一段话是对“君子而时中”的生动说明。也就是说，过分与不够貌似不同，其实质却是一样的，都不符合中庸的要求。中庸的要求是恰到好处，如宋玉笔下的大美人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登徒子好色赋》）所议，中庸就是恰到好处，就是无过无及，就是“东家之子”！
以中庸之道来评价美与艺术，处理情感与理性的关系，无疑是再恰当不过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评价和处理不同于后世的“道学先生”一味否定情感，而是肯定了“乐”与“哀”的合法地位，只不过要求“乐”与“哀”都不过分，都有所节制罢了。
这当然是一种古典的审美观，也是具有古典情趣和修养的人才能做到的。对现代人来说，崇尚歇斯底里的先锋艺术，寻找强烈刺激，追求“过把瘾就死”的生活，哪里还有什么“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涵养呢？
快乐过了度就是地地道道地享乐了。
因此孔子又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孔子说：“有益的快乐有三种，有害的快乐也有三种。以得到礼节的调节为快乐，以赞美别人的优点为快乐，以交了不少有益的好朋友为快乐，是有益的。以骄纵作乐为快乐，以游荡忘返为快乐，以大吃大喝为快乐，是有害的。”概括起来说，精神的心灵的快乐是有益的，物质的感官的享乐是有害的。
那么是不是圣人就推崇禁欲呢？
当然不是。否则又哪来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呢？（《乡党》）
只不过，第一，不能一味追求感官享乐，不能过分；第二，二者不能得兼时，以心灵的精神的快乐为追求，而舍弃物质的感官的享乐。所以才有“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的情况。
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有谁能够听巴赫、贝多芬的古典音乐而三个月不知回锅肉是什么味道呢？
事实上，我们今天的不少人正是以游山玩水、大吃大喝、纵情于声色为快乐的啊。圣人说这些都是有害的，又有多少人听得进去呢？
近来，有人主张“重新定义享乐”，“给享乐松绑”；声称要“摈弃那些虚伪的文明，进入一个自由的精神空间与生存状态”；说什么“社会进化的历史，就是享乐的发展史”，“享乐主义是进取精神的亲儿”，“享乐的人不迷茫，不懂享乐的人才迷茫”，等等。这种论调是极其错误的，也是极其有害的。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人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味追求感官享受，绝不会造就健康的人生。贪图享乐竟能使人焕发出“进取精神”，纵情声色还会使人“不迷茫”，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近些年，少数党员干部腐败堕落，大都是从奢靡腐化、自我放纵开始的。生活上的腐化导致政治上的退化，贪图享乐成了他们灵魂扭曲、思想裂变的“催化剂”。
孔子说：“读书人立志追求真理，却以穿得不好吃得不好为耻辱，那就不值得和他谈论什么了。”（《论语·里仁》）按照孔子的观点，一个人既已立志献身精神方面的事业，就不应该以吃穿等物质方面的生活为追求，因为他的心思不能被物质方面的欲望所分占。
这种观点在过去的时代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但自从进入商品经济的时代，物质文明的诱惑日益渗透精神的领域后，这种观点遭到空前严重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一代读书人已不可能完全清楚地分开精神追求与物质追求的界线。进高档酒楼，穿名牌服装已绝不仅仅是一个物质享受的问题，而转化为一种精神方面的标记和象征。所以，范文澜式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也好，陈景润式的追求“哥德巴赫猜想”的精神也好，似乎都已被所谓“雅皮士”的追求所取代了。
这当然是孔子所不能同意的。
古今中外，靠贪图享乐、奢侈腐化而成就大业者闻所未闻。相反，历史上因骄而奢、由奢而亡的例子，却数不胜数。那种以为通过助长享乐，就能刺激消费、搞活市场、拉动经济发展的想法是十分荒谬的，其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社会的发展进步是靠艰苦奋斗创造的。享乐主义滋长和蔓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只能滋生虚假繁荣的毒瘤，助长玩物丧志的风气，最终葬送已有的文明成果。社会进步的历史，绝不是“享乐的发展史”。
当然，我们从来不主张过清教徒、苦行僧式的生活，也不否定合理的物质利益和正当的生活享受。
而享乐主义与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是“共生”的，一旦“给享乐松绑”，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其结果必然使整个社会陷于信仰坍塌、物欲横流的所谓“自由的精神空间与生存状态”之中。
享乐主义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极大的腐蚀作用。我们要实现人生价值，必须走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误区。
6.人生的里程和滋味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论语·为政》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论语·公冶长》
在孔子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士中，他最喜欢的是颜回。甚至在子贡面前说：“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论语·公治长》）就是说，不仅是你子贡不如他，就是我也和你一样不如他啊！照这样推知，恐怕孔子不喜欢的学生非宰予莫属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学生宰予不过就大白天睡了个觉，孔子除了斥责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之外，还发出了关于认识一个人的感慨。读遍《论语》，这大概是温文尔雅的孔圣人最动肝火的一次震怒了吧？那语气有点类似今天的老子骂儿子：“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老子不说也罢！”
推想起来，宰予这块“朽木”恐怕不光是大白天睡觉，比如说睡个午觉的问题，很有可能还是在老师的课堂上打瞌睡。不然的话，以我们今天的生活习惯来看，睡个午觉算什么罪过呢？犯得着孔老先生这么大动肝火吗？
问题在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因此，孔老先生是万万不会苟同我们关于午睡的观点的。
如此说来，他的震怒也就不难理解了。
既然孔子对宰予的行为不苟同，那么他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孔子说：“我15岁立志学习；30岁学成自立；但很多事情是至40岁时才明白；50岁时，我知道万事都有天命；60岁时，什么话都能够听得进去；到了70岁，就是随心所欲也不会超越法度和规矩了。”
孔子用简单的几句话勾勒了自己的一生。从中也大体显示了一个成功的人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所要达到的目标：少年时代发愤学习；30岁左右成家立业；40岁前后应该有坚定的信念；50岁上下就要明白世上的当然之故和必然趋势；60岁时要达到声人心通的境地，对各种意见都能正确地理解和对待；70岁时对社会的法则运用自如，精神进入自由王国。
儒家把实践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念视为顺“天命”，即看成自己必须承担而绝不能推卸的做人的责任。能知天命，就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就不会产生失落感、忧愁感，不会因为一时一事的得失成败而烦恼，不会因为社会的动乱、生活的甘苦、个人的荣辱、生命的安危而扰乱自己的人生追求，孔子的一生都在向这个目标奋斗。
在《列子·仲尼篇》中的开头，有一则近于寓言式的故事，内容是孔子和弟子颜回关于“乐天知命故无忧”还是“乐天知命有忧甚大”的对话：
孔子闲居，子贡进去侍候，见老师面露忧愁。子贡不敢问，出来告诉了颜回。颜回却取琴而弹，唱起歌来。孔子听见了，把颜回叫进来，问：“你为什么独自快乐？”颜回说：“你为什么独自忧愁？”孔子说：“先说说你的意思。”颜回答道，“我过去听老师说，‘乐天知命故不忧’。这就是我快乐的原因。”
孔子愀然动容了一会，说：“这不过是我从前的言论罢了，现在我对你说实话罢。你只知道乐天知命无忧，还不知道乐天知命有很大的忧虑呢。……从前，我修订《诗》、《书》，删正礼乐，准备用它来治理天下，遗留后世，并不仅仅为了个人的修身，治理鲁国而已。
但鲁国的君臣一天比一天丧失等级秩序，仁义越来越衰落，人情越来越淡薄。我的道在我活着的时候都无法在一个国家推行，更何况施于天下后世呢？于是，我才明白《诗》、《书》、礼乐无救于治乱，但又不知道改革它的方法。这就是乐天知命有很大忧虑的原因啊。”
《列子·仲尼篇》中的这则故事，被用来论证道家的“无知无为，方能无所不知，无所不为”的主张，但从另一角度看，何尝不是孔子悲天悯人伟大情怀的生动写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