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奇书《列子》里边有一段著名的寓言：《两小儿辩日》，我们从小都读过的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
一儿日：“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
一儿日：“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
一儿日：“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
孔子不能决也。
两小儿笑日：“孰为汝多知乎！”
太阳就是太阳，探讨它的大小、远近，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在逻辑上，它就是一个假命题，也就是没有标准世俗答案的问题。但是太阳惟以其强大，所以在我们的头上，可以千形万状地变化不绝。日出给人希望，日暮给人感概；春日何其温煦，夏日又颇毒烈，其实总是一日，但忽视它的变化又是不可以的中国历代的皇权也是这样，它是不容质疑的，需要人们去服从、遵守、捍卫，这样皇权才能使环绕在它周边的人获益，达到统治国人、取利于国人的统治意图；但它又是千变万化的，需要有人去解释、辩护、阐述，这样皇权才有慑服国人的基础。
其实，中国的政治理论家们，千古争辩的就是像两小儿辩日的这个假命题而已，皇权的权威其实是一天也没有动摇过的，对于群臣、僚属、士兵、百姓、奴隶们来说，它就是他们的命运，就是天。
“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社稷为重，君为轻，”但社稷问题却又是百姓不能力任的，所以只好由寡人们领着一些臣下们“勉为其难”了。
洞悉了这个玄机，并坚定不移地认定它、执行它的人，才真正算是开窍，可以人局了，开始在这个名利生死游戏中成为参赛者。
如临深渊的权力个体
中国人办事讲求“名正言顺”，所以尧在茅茨的屋檐下坐上破龙椅时，便已经开始为皇权作羽化的处理。三皇五帝以后，各国军事力量增强，以部落或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军阀出现了，这个时候称为夏、商、周三代。三代的皇权本来很薄弱，各诸侯国只要每年给王室一笔赞助，就可以延续自己的营业执照。但到了东周时期，诸侯国越来越强，早已作为政治僵尸的周王室却仍苟延了五百多年，这实在要拜越来越严密、正统的皇权理论所赐因为害怕弑君恶名（一千多年后，仍有狂人苏轼写了《武王论》，菲薄周武王构陷、谋弑君父商纣王的暴行），周王室再衰，姜小白要作为齐桓公称霸，也要在周王室主持下有个“下拜登受”的繁缛仪式，才敢名正言顺地去“奉辞伐罪”。所以周王室固有“关郭”的护身符，即使再萎馁不举，各国仍然要敬而远之。
秦国灭亡以后，儒家复兴。著名的儒学大师叔孙通向高祖刘邦献上了一套宫廷的朝仪，终于令流氓出身的刘邦，在以前惯于使酒狂欢的臣子下属面前，第一次有了君临四海的天子威仪。这家伙得意忘形地说：“今日吾乃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任命叔孙通为文化部部长，赐金五百斤。
这一下非同小可。秦始皇的威仪气势，曾经在他统一天下后的巡幸中，为项羽和刘邦这样的野心家所艳羡。汉朝的威仪气势维持了四百多年，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可以没有皇帝，但不能没有皇帝的威仪；可以没有大一统，但不能没有各种各样的大小朝廷、文武百官、三宫六院。
同时，也正因为这东西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位上者的权欲和野心；能最大限度地慑服位下者的自尊和自信，这种空前绝后的权威效应，终于使得它诛灭异端和藐视自由的功能畸形地增长。到汉武帝时代，权威至上原则的杀伤效果已经由秦始皇式个人的暴虐，演变为维护整个体制的必然反应。
我们需要注意到，在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确立君主个人绝对权威前，君主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整个贵族集团的制约。在这种背景下，史官不仅享有较高的地位，而且有“秉笔直书”的义务和权力。当年晋国史官董狐，秉笔直书赵盾谋杀君主晋灵公，孔子甚至定性他为“古之良史”。司马迁也常常以董狐的事迹来激励自己，但他在《史记》里写了《项羽本纪》《陈涉世家》《李将军列传》这样的造反文章，又在《今上本纪》里不知记载了什么事实与权威抵触的内容，使得龙颜大怒，将《景帝本纪》和《今上本纪》删去，本来已经遭遇腐刑的司马迁也不知所终。不仅司马迁自己当时身名俱废，而且在给他盖棺论定的《汉书》里，班固批评他：“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也就是说，班固认为司马迁根本没有掌握权威至上的规则，所以在编纂《史记》时失去了分寸。但班固本人也曾因竟敢“私撰国史”而身陷囹圄，后来他的著作侥幸被明白皇帝看见，这才宽赦了他，并给他编纂《汉书》的“特权”。
《史记》虽然是私撰史，但仍被列为中国第一部“正史”。自此以后，历代“正史”的修撰从未断绝，堪称世界史学史上的奇迹。但是，《史记》的情况同后代正史又有很大不同。《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先要经过“进呈御览”的过程。所以后来的史官，从陈寿开始，在他们的进呈“疏奏”里，“臣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就成了固定用语了。
陈寿的原话是：
“伏惟陛下迈踪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成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谨录写上诣著作。臣寿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阳侯相臣陈寿上。”
也就是说，陛下是无限圣明的，而且虚怀若谷，所以能给我辈编纂历史、通悉皇上及列位大人家底老底的特权，所以我编的史书，遵守原则，非礼不言，经过多方考据，秉笔谨书，请皇上圣裁。其实，在权威至上原则通行的时代，它的中心就是一个黑洞，任何靠近它的人很少有不被吞噬的。所以，史官们的脑袋都是挂在裤带上的，他们战战兢兢地走过权势中心，甚至能闻见龙椅下飘出的血腥味。
更有甚者，汉安帝时，许慎著完《说文解字》，竟然踌躇多年，也未敢“进呈御览”。他的儿子许冲在建光元年（121）给皇上进了一道表，即《上<说文解字>表》，许冲在表中表达完献书的意思后，末尾写道：“臣冲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稽首再拜，以闻皇帝陛下。”所幸皇恩浩荡，终于批准这本字典流传后世，而且还赐给老许家四十匹布，以表彰他们对权威至上原则的奉若神明。
献书一部，且其立意与内容，亦可谓顺风承旨，何来许多惶恐、顿首、死罪、再拜？想来无非是恐怕以献书此等小事干犯天听，扰乱圣躬，故必先请罪，以免遭不测。皇帝需要奴才，培养奴性，而一个人如果被强迫做奴才久了，那奴性便渐渐侵蚀了个性，或者说是取代了个性，他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现实的一切本当如此，并不再追问为何如此。且自己也不把自己再当做人，只发乎内心地感到草民与天子的天壤之别，于是便万岁呀圣明呀叩头呀请罪呀地闹腾开来，直到皇上自己都烦了。而君主的贤与不贤，暴虐与非暴虐，完全成了个人的自主行为。因为自己是龙，他人是虫，虫岂可与龙议论天下、共享江山！
史官终于跌落到了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的地位。史官失去了尊严和权威，他们的史书也就失去了尊严和权威。读这样的史书和儒家经典长大的士子、官员们，自然也就明白该如何摆正自己的心态，进而利用这个原则为皇上全淫威，替自己求名利。
对原则的遵守和运用
权威至上并非就是彻头彻尾的皇权至上，其中还包含有大臣、官吏行使权力的“狐假虎威”这一层其实老百姓对皇上威仪的认识，是从最低级官吏的或冷漠或傲慢或狰狞的脸谱上感性地总结出来的。而这些官吏的认识，又是从他们上级的脸谱那里总结出来的，就这样一层一层地朝上感受那么坐在权威金字塔顶尖上的皇帝本人，又是如何理解并掌握这一原则的呢？
是从他身边的大臣，也就是太师太傅侍讲陪读，也就是从“陪太子读书”的人那里学习到的。经典的模式是：老皇上驾崩，正值壮年的太子继位，而此前他已经在皇权思想家、儒家学派的业儒的熏陶下，系统地掌握了行使皇权的知识和附加技能即使是以“夺谪”或“篡位”的形式上台的，他们在自己的府邸中，也暗地里早就接受过这样的培训。而像朱元璋这样的平民皇帝，则是成人举事之后，才向李善长、刘基这些人学习为君之道的。当然，那时“帝王学”这类的书籍虽然不像现在这样俯拾皆是，他在年轻的时候也多少听闻一些经史，见识过一些排场的。
那么这些“为帝王师”、“为帝王鉴”的人物，又是如何掌握并利用这权威至上原则影响时政、实现自我价值的呢？孔子曾经在各国游历、讲学时劝说各国君主归顺周王室，或者施行仁政他们将自己权威至上理论的支点定位在周王室身上。但周王室那时已经十分衰败，在奉行“拳头主义”的时代，让那些野心勃勃的诸侯去受制于人、休养生息，无异是与虎谋皮。所以，这也是那时儒家不得志的深层次因素。
到了秦朝，儒生代表团来向秦始皇游说自己的理论，结果被后者活埋了四百六十个自称“理论家”的人。两者理论上分歧的原因，还是秦始皇笃信法家理论，认为彻底的暴力统治是维系皇权的惟一方式。谁当了皇帝，别人就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他，否则就要掉脑袋然而，在本来就不是坚定地信仰神明的中国老百姓中间，从来不缺乏野心家，如果不编造一些神乎其神的神裔理论来包装自己，苍生们就很难服从你这个“法律规定”的皇帝中国历代的皇室，其祖先都很可疑地出自黄帝的血脉，或者有与神仙“偷情”的细节，即使最无能的宋徽宗，在天上也有一个“赤脚大仙”的真身。而赢政自己，则只有一个他是吕不韦和赵太后的“私生子”的传说。
但刘邦就成了刘媪和一条龙野合的后代了（这可是《史记》上写明了的），作为“龙种”，刘氏皇族代表天统治中国的老百姓，老百姓对天的恐惧和敬畏，自然也就落到刘姓天子、皇室成员的身上。这时汉儒出来了，以董仲舒为首的汉儒指出：既然皇上代表的是天，那么就应该有好的、符合“天意”的表现，否则“天”就将发怒，罪及天下百姓（当然不能降及皇上的龙体），所以什么洪水瘟疫、怪胎日食就出来了。当然，巴掌抡在百姓身上，却是疼在皇上心里（理想的状态下），于是皇上下“罪己诏”，戒荤戒色，反思自己该如何做一个好皇上……因而有“民贵君轻”说；有“暴君放伐”论；有“君有过，三谏而不从，则易位”的主张；有“失人心者失天下”的警告；更有着汤武“革命”、陈胜造反的事实，迫使皇上不管心里如何想，表面上也得打着爱民如子的旗子，作出整日忧念苍生、“哀民生之多艰”的姿态。
而这一切的解释权，是当仁不让地落在儒家理论家的肩膀上，落在出身儒家宰辅们的肩上这就是汉儒们苦心积虑营造出来的参政理论。他们的理想，就是用“天意”来限制一下皇帝的权力，取得分权的效果，奠定自己“为帝王师”的合法地位。在被权力黑洞吸食之后，他们会在黑暗中突然发现豁然开朗，于是就进入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桃源。董仲舒“天人合一”理论的精妙之处就在这里。
汉朝皇帝中，汉武帝是第一个坚决贯彻这个理论并在自己身上有限实践的皇帝。当时，有一个直臣叫汲黯，这位大人虽然信仰的是黄老的“无为”理论，但汉武帝却以待遇儒臣的形式礼遇汲大人。对待外戚出身的大将军卫青，皇上则非常随意，甚至可以在洗手间里和他扯淡；但在汲黯面前，则是必须仪容严整，一本正经，“不冠不见”，甚至有一次他没有穿正式的“皇帝制服”，汲黯就来觐见，皇上只好躲在一堆帷幕后边和他议事中国封建史上的皇帝与臣民，一直是猫和鼠的关系，像武帝这样带头遵守“天威”的并不多见，看来刘家的皇帝比较善于作秀（包括后来的刘备）。后来，这位严正的汲黯大人，到底也没有被真正重用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