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类是言行刚劲、疾恶如仇的名士。他们以儒家学说为自己的道德标准，实行了孔子“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的格言，认为善的人，互相推荐标榜，自然结合成一类，认为恶的人，不分轻重，一概深恶痛绝，只想逐杀他们。总的来说，这种人在官场中起到了一定的纠正风气的作用，但他们过分理想主义化的作风，也使之斗争能力低下，虽然喊声震耳欲聋，却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这些人从来都是政治斗争的炮灰，是被宦官肆意打击的对象。这些人数量不多不少，以汝南征羌（今河南郾城东南）人范滂为代表。
第三类是迎合风气的名士，也就是墙头草。这一类人居多，在第二类名士得势时，他们是正义言辞的附和者，有时甚至愿意充当马前卒的角色。以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市西南）人张俭为例，侯览去世之后，他跟随正派大臣的脚步，慷慨激昂地痛打落水狗，甚至把侯览祖坟都给刨了一个底儿掉。然而，没过几年，汉灵帝即位，党锢事件发生，张俭慌忙逃难，同时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他让成千的人破家灭族来替死。党锢解除后，张俭回家过着富裕的生活，活到八十四岁，再也不敢说一句反对宦官的话。
除了张俭之外，这类伪君子的代表人物还有黄允。这家伙年轻的时候，一副第一类名士的派头，不就官府征召，大官们想见他，他自称养病，不见宾客，大官们派遣亲信早晚到门上问候病情，他也一样拒之门外。然而黄允表面功夫做得虽然很足，但私下里却和一个浑球差不了太多。当时司徒袁隗是一个典型的大官僚，慕黄允大名，要把侄女嫁给他。黄允听说之后心里很高兴，托故逐走了发妻夏侯氏。夏侯氏被逐之后，痛心不已，大会亲族，当众宣布黄允恶事十五条，不过十天，黄允逃出洛阳，从此不再是名士了。
第四类是当了大官之后，仍保持名士身份。如大忠臣李膺做了河南尹，依旧与名士郭泰等人结交，被士人推为名士的首领。
由于所谓“名士”的知识分子阶层良莠不齐，东汉末年的官场因而也乱七八糟，虽然总有力挽狂澜者，但奈何狂澜太猛，总是功亏一篑。特别是面对宦官集团的重新崛起，这种状况更使帝国风雨飘摇了。
“五侯”和侯览去世后，宦官集团也经历了一段极为短暂的混乱时期。然而很快，曾在五侯专政时期崭露头角的苏康、管霸力挫群阉，成为了新的首领，继续着宦官集团炙手可热的可笑局面。
和之前的侯览等人不大相同，苏康和管霸并非从一开始就以擅权为自己的斗争目标，特别是管霸，在当年桓帝治罪李云时，他所起到的作用可以说是正面的。然而时过境迁，作为一个缺乏文化知识，内心之中没有理想的宦官来讲，管霸逐渐走上了侯览等前辈的道路。在这些人垮台之后，他和苏康很快就平定了宦官集团的内部斗争，迅速成为了新的首领。他们与五侯一样把持朝政、盘剥百姓、任人唯亲。宦官们的亲属及其党羽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职，而大多数太学生及地方儒生的仕进之路由此被堵塞，朝政日趋黑暗，时人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面对宦官集团去而复返的尴尬局面，以正直官员李膺、陈蕃为首，他们身体力行，与宦官集团展开了殊死斗争。
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出身于东汉时的官僚地主家庭。他个性孤傲，颇为洁身自好，不爱随意与人交往，唯独与同郡人荀淑、陈定为师友。
由于李膺学问高，为人正直，在社会上的名气很大，一般人都以能与他交往为荣，把攀登李膺的家门，比喻为“登龙门”，一般士人一旦为李膺所接待，就牛气透顶，身价十倍。
然而李膺虽然名声在外，但斗争起来有时还不是宦官的对手。当时宛陵县的大族羊元群是宦官集团的地方代言人，在北海郡太守任上时贪赃枉法，声名狼藉，就连郡府厕所里装备的精巧用具，都被他载运回家。时任河南尹的李膺向朝廷上表，请求审查和验问羊元群的罪行。羊元群知道后立刻向宦官们行贿，结果李膺竟被宦官们指控为诬告，遭受“反坐”之罪。
与此同时，已故“五侯”之一单超的弟弟单迁担任山阳郡太守，因为犯法被囚禁在监狱，廷尉冯绲将他拷打致死。于是宦官们串通一气，共同起草匿名信，诬告冯绲有罪。
中常侍苏康、管霸用贱价强买天下良田美业，州郡官府不敢责问，大司农刘佑向当地发送公文，依照法令，予以没收。
面对宦官们哭哭啼啼的德行，桓帝心中大为不忍，一怒之下把刘佑和李膺、冯绲，一道送往左校营，罚服苦役。
与宦官们决战朝野
延熹八年（165年）七月，汉桓帝擢升太中大夫陈蕃为太尉。
和李膺一样，陈蕃也属于第四类名士的杰出代表。他字仲举，是汝南郡平舆人。其祖父曾任河东太守。不过到了陈蕃一辈，家道中落，不再威显乡里。陈蕃十五岁时，曾经独处一个庭院习读诗书。一天，其父的一位老朋友薛勤来看他，看到院里杂草丛生、秽物满地，就对陈蕃说：“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陈蕃当即回答：“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这一回答让薛勤暗自吃惊，知道此人虽年少却胸怀大志，感慨之余，劝道：“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以激励他从小事、从身边事做起。
陈蕃长大之后，才华横溢、疾恶如仇，外戚梁冀专权时，他曾将其信使用皮鞭子活活抽死。因此，从用人角度来讲，桓帝这次升陈蕃的官，可谓非常恰当。
陈蕃升任太尉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三番五次向桓帝陈诉李膺、冯绲、刘佑所遭受的冤枉，请求加以原谅，恢复官职。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虽然陈蕃再三请求，言辞恳切，甚至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陈诉，但桓帝就是死活不肯接受。
面对这种情况，陈蕃并没有气馁，反而继续四处奔走，为李膺等人打通关节，后又言辞恳切地上书皇帝说：“忠臣良将，是国家的心腹和脊梁。我认为左校营弛刑徒冯绲、刘佑、李膺等人诛杀和弹劾奸臣，完全符合国家法令。陛下不听取他们的陈述，调查了解事情的真相，却轻信别人的诬告，结果使忠臣良将跟大奸大恶同罪，自春季到冬季，仍然不能蒙受宽恕。远近的人们看到和听到后，无不为之叹息。
我觉得处理政事的关键在于要记住臣下的功劳，忘掉他们的小过失。所以，汉武帝从囚徒中选拔韩安国，宣帝从逃亡犯中征召张敞。
冯绲从前讨伐荆州的叛蛮，曾有和吉甫同等的功劳。刘佑曾多次主持司法，有不畏惧强暴和不欺侮柔弱的气节。李膺的声威震动幽州、并州，在北疆留下了仁爱之名。而今，三面的边陲都有战事，朝廷的军队又都没有班师回京，请求陛下宽赦李膺等人，以免发生意料不到的变化。”
陈蕃的种种努力最终没有白费，就在这次奏章呈上后不久，桓帝权衡再三，终于决定下令免除三人全部的刑罚。
李膺被免罪之后过了不久，在陈蕃等人再三保举之下，桓帝将其任命为司隶校尉，他再一次走上了斗争的最前沿。
在汉帝国的官僚系统中，司隶校尉是一个颇有权势的职位，率领着由一千二百名中都官徒隶所组成的武装队伍。当年汉武帝刘彻为了加强京城的治安而置司隶校尉，监察京师百官和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及弘农七郡的官员。当初安置这个官职时，能持节以表示受君令之托，有权劾奏公卿贵戚。东汉初年，汉光武帝刘秀省去丞相之职，使司隶校尉获得更大的权势，朝会时和尚书令、御史中丞一起都有专席，当时有“三独坐”之称，为百僚所畏惮。由于司隶校尉官职重要，因此历来受到各势力集团的格外重视，在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中，一方常借助司隶校尉的力量挫败对方，如宦官单超等谋诛梁冀，汉桓帝派司隶校尉张彪率兵围困梁冀住宅，将他杀死。
李膺官居司隶校尉后，苏康和管霸的宦官集团已经颇具规模，因此两者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在当时，宦官小黄门张让的弟弟张朔贪残无道，以杀孕妇取乐。李膺当上司隶校尉之后，张朔因为畏惧李膺的严厉，逃回京都洛阳，躲在他哥哥张让家的合柱中。李膺得知这个情况以后，率领吏卒破开合柱，将张朔逮捕，交付洛阳监狱，听完供词，立即处决。
张朔被杀之后，张让向桓帝诉冤，桓帝召见李膺，责问他为什么不先请求批准就加以诛杀。李膺回答说：“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以稽留为，不意获速疾之罪。诚自知衅责，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克殄元恶，退就鼎镬，始生之愿也。”意思就是说：“从前孔子担任鲁国的大司寇，七天便把少正卯处决，而今我到职已经十天，害怕因拖延时间而获罪，想不到竟会因行动太快而获罪。我深知自己罪责深重，死在眼前，特地向陛下请求，让我再在职位上停留五天，一定拿获元凶归案，然后再受烹刑，这才是我的愿望。”
李膺的据理力争让桓帝也无话可说，只好转过头对张让说：“这都是你弟弟的罪，司隶校尉有什么过失？”于是，命李膺退出。
杀掉张朔，在当时虽然不是一件太大的事情，但对朝野之间正直官员起到了鼓舞作用，对宦党集团起到了震慑作用。从此，所有的黄门、中常侍，都谨慎恭敬，不敢大声呼吸，甚至连休假日也不敢出宫。桓帝觉得很奇怪，问他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大家一齐叩头哭泣说：“我们害怕司隶校尉李膺。”
然而心狠手辣的宦官们虽然表面装出一副弱者的模样，但心里却牢牢地记住了这段仇恨。李膺和陈蕃已经成了他们不可不除的斗争对象！
最后的一抹夕阳
陈蕃和李膺的出现给东汉末年的官场带来了仅有的一丝希望，也给很多有着家国理想的年轻人指明了方向。这些人在一起形成了一股讨论时政、品评人物的“清议”潮流。
在当时，京都洛阳的太学生共有三万余人，太原介休人郭泰和颍川郡人贾彪是他们的领袖。他俩和李膺、陈蕃互相褒扬标榜。学生中间流行这样一句赞美他们的话：“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意思是说：“天下楷模是李膺，不怕强梁横暴的是陈蕃。”
青年学生们的澎湃热情给朝廷内外的官员们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和压力。自三公九卿以下的朝廷大臣们，无不害怕受到这种舆论的谴责和非议，于是都争先恐后地登门和这些新锐知识分子结交。这种局面加快了陈旧官僚集团的成分更新。代表着大地主、大贵族阶层的地方实力派逐渐地接受和融合了这些年轻而有理想的知识分子，进而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士人阶层”。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参与“清议”的人数虽然众多，但由于其空谈者多，身体力行者少，因而也只能形成舆论优势，并不能在实际问题上给予宦官集团致命的打击。同时，在宦官们的阻隔下，作为皇帝的刘志也不是很容易就能听到这些来自青年知识分子的呼声。宦官当权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
延熹九年（166年），宦官集团和以陈蕃等人为首的“耿直派”良臣展开了一轮对决。这次对决的原因是翻旧账，而且一翻就是三件：
事起于延熹七年前后，宛县有一位富商名叫张泛，他和皇宫的某一位妃子沾点亲戚，而又善于雕刻供人赏玩嗜好的物品，因此经常不断地送给宦官做礼物。
宦官们接受了张泛的礼物之后，自然对他投桃报李，这样一来二去，这个张泛也摇身一变，成了地方名人，开始仗恃权势横行霸道。出于安定地方局势的需要，太守成瑨将张泛等人逮捕。不久朝廷颁布大赦令，然而成瑨依旧将张泛诛杀，并搜捕他的宗族和宾客共二百余人，全部处死，事后方才奏报朝廷。
就在成瑨杀贼的同时，在山西还发生过一件令宦官痛彻心扉的事情，时任小黄门的晋阳县人赵津，贪污残暴、骄纵恣肆，成了全县的大祸害。太原郡太守刘瓆，派遣郡吏王允将赵津逮捕，同样也是在朝廷颁布赦令之后，将赵津诛杀。
延熹八年（165年），侯览下台之前，山阳郡太守翟超任命该郡人张俭担任东部督邮。当时中常侍侯览老家就在防东县，其亲戚残害百姓、为祸乡里。侯览母亲病故时，他回到家乡兴建高大的坟墓。张俭向朝廷上书，弹劾侯览的罪行，然而侯览伺机拦截张俭的奏章，使奏章无法呈送到皇帝面前。于是张俭一怒之下便刨了侯览的祖坟，没收了他老家所有的家资和财产。
这三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正值朝野混乱之际，侯览尚有三分元气。因此在他的指使下，先是张泛的妻子，向朝廷上书替张泛鸣冤。接着宦官集团又趁着这个机会，诬陷成瑨和刘瓆。桓帝大怒，将成瑨、刘瓆二人征召回京都洛阳，囚禁监狱。紧接着，侯览本人又亲自出马，向桓帝控诉自己祖坟被刨的“悲惨经历”，桓帝照样勃然大怒，于是翟超被坐罪，判处髡刑，并送往左校营罚服苦役。
延熹九年（166年）年中，由于青年学生的鼓动，朝野之间的舆论已经开始偏向耿直派官员。因此太尉陈蕃和司空刘茂希望能抓住这个机会，解救成瑨、刘瓆、翟超三人。
在经过仔细地商议之后，陈蕃和刘茂联名上书劝说桓帝，请求赦免成瑨、刘瓆、翟超等人的罪，然而由于此三案已过一年有余，因此桓帝觉得陈蕃、刘茂是在翻自己的旧账，揭自己疮疤，因此对二人的上书并未理睬！
陈蕃、刘茂上书之后，以苏康、管霸为首的宦官集团也立刻指使外廷同党对陈蕃和刘茂进行弹劾。和陈蕃不一样，刘茂属于典型的第三类“名士”，一吓唬就没了本事，自此之后再也不说上书之事，并把矛盾的焦点都推到了陈蕃身上。
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不利局面，太尉陈蕃并没有选择逃避，反而再次上书，言辞恳切地说：“现在，外面的盗贼，只不过是人体四肢的毛病；而内政不能治理，才是心腹的祸患。我寝不能安，食不能饱，真正忧虑的是陛下的左右亲近越发受到宠信，忠言却越发稀少，内患一天比一天严重，外忧一天比一天加深。
陛下从普通的侯爵超登，继承帝位。即令是小民之家，好容易积蓄到百万钱的家产，做子孙的尚且深以败坏祖先的产业为羞耻，更何况陛下祖先的产业乃是整个天下。难道说您承受先帝的重托，现在却打算松懈怠惰，自己把江山社稷忽视吗？即令陛下真的不爱惜自己，我想也应该顾念先帝创业的辛勤劳苦！
从前，梁姓家族的五位侯爵，毒害全国，上天启发陛下作出决断，将他们搜捕杀戮。这是一件好事，自此之后，天下人民都希望能过上一段太平日子。陛下啊，往事鉴戒不远，覆车如在昨天，现在您左右亲信，重新互相勾结，这可让百姓如何是好？
小黄门赵津、大奸商张泛等人放肆贪污暴虐，谄媚陛下左右重臣，因此分别被前太原郡太守刘瓆、南阳郡太守成瑨检举杀戮。虽然说赦令颁布后不应该诛杀，但应当原谅他俩的本意，旨在除去奸恶；对于陛下来说，怎么会对此产生愤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