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邪恶小人的办法很多，迷惑陛下的视听，致使您天威震怒，处罚了贤臣，而这就已经过分了。还有，前山阳郡太守翟超、东海国宰相黄浮秉公执法，不屈服于权贵，痛恨邪恶，犹如仇敌。翟超没收侯览的财产，黄浮依法诛杀徐宣，都遭到坐罪惩处，不能蒙受赦免和宽恕。侯览恣肆横行，没收他的财产已是幸事。徐宣所犯的罪过，死有余辜。
现在时局如此，陛下左右一群宦官小臣，因为他们怨恨其党羽受到伤害，想方设法，妄加诬陷良臣。他们听到我的这些言辞，定会再向陛下哭泣申述。我盼望陛下应该切断和堵塞宦官参与朝政的源头，任用尚书台和朝廷大臣，精心挑选清廉高洁的人士，斥退和废黜奸佞小人。如能这样，则上天气和，地下融洽，吉利和祥瑞的征兆，难道还需很长时间才能出现吗？”
陈蕃的这番话，可以说是有感而发，据实论理，然而问题是他的语气有些过于严厉，犯了政治上的幼稚病。在上书中，除了对皇帝政策的指责外，甚至还把刘志以前是藩王的老底儿也晒了一遍，乍听上去，仿佛是在说刘志并非皇帝的正统。因此这番话虽然是有感而发，但实话太多，在皇帝看来就成了坏话。奏折一上，桓帝看完就扔到了一旁。
这件事发生之后，宦官们立刻找到了兴风作浪的借口，他们一面对皇帝哭诉，控告外廷官员对他们的种种“诬陷”和不公，一面刻意阻挡陈蕃等人的奏章。自此，凡是遇到陈蕃上呈有关选择举用贤能的奏章，宦官们都宣称是皇帝的指示，严加谴责，加以退回。
同样，这件事对于桓帝刘志来说，也是一次不小的震动，青少年时期他受尽了梁冀的气，因此对外廷官员的防范心理极重。陈蕃措辞严厉的上书似乎又让他嗅到了什么东西，他迅速解除了对宦官的戒备，开始放任宦官集团的专政擅权。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不久，在宦官集团的授意和指使下，其党羽展开了疯狂而猛烈的弹劾风暴，长史以下的官吏，很多都被判处罪刑。所幸陈蕃当时声名卓著，追随者众多，这才幸免于难。
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
历史就是这样不公平，所以才会有“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的说法。东汉晚期的政局几乎就是这句话最好的佐证。
一个浑球皇帝，一群无耻宦官，无数见风使舵的名士，几个铮铮铁骨的良臣，这就构成了桓帝治下、东汉帝国的全部。
而事实上，我们之所以说桓帝刘志是个浑球，不光是因为他对宦官的轻信，还因为他对世界混乱的认知。泡美女、看大仙，他几乎无所不好。在当时，有个河南人叫张成，这家伙以算卦为生，而且据史书记载，其手段还颇为了得，经常能蒙准一些事情，因此颇得宦官们的信任。
后来，这个人的传奇故事传到了刘志的耳朵里，于是刘志立刻把他招到身边问东问西。
延熹九年（166年），张大仙掐指一算，认为大汉帝国即将颁布大赦令。张成觉得既然自己算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那就应该利用好，于是对他儿子说：“儿子啊，过阵子朝廷颁布大赦令，你要是有什么仇人，或者看谁不顺眼的话，就把他宰了吧！”
张成的儿子听完他的话之后，二话不说，带刀出门，出门就杀人！
司隶校尉李膺知道这事后，立刻派人把张成的儿子抓了起来。堂前一问，张成的儿子不光不翻然悔悟，还振振有词地说：“我爹说了，过阵子大赦！你抓我也没用！”李膺一听心里更火，于是二话不说把张成也逮了起来。
然而没过多久，也不知道是宦官作祟，还是桓帝发神经，朝廷居然真的颁布了大赦令。李膺见此情形，心中更是憋闷，此时放了张成吧，对不起冤死的人，不放吧，朝廷又有了指示。考虑良久，最后李膺一咬牙，还是决定抗旨斩了这对浑球父子。
张成死后，管霸和苏康立刻率领群阉向皇帝控诉，接着又指使张成的徒弟牢修上书，控告李膺结党，在状书上他们写道：“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意思说李膺等人专门蓄养太学的游士，结交各郡派到京都洛阳求学的学生和门徒，互相标榜，结成朋党，诽谤朝廷，迷惑和扰乱风俗。
奏章呈上后，桓帝愤怒到了极点，在管霸等人的鼓动下，立刻下诏各郡、各封国，逮捕所谓的“党人”。并且布告天下，要求大家同仇敌忾。这封公文经过太尉、司徒、司空三府时，太尉陈蕃将诏书退回，说：“这次所搜捕的人都是海内享有盛名、忧心国事、忠于国家的大臣，即令他们犯了什么罪过，也应该宽恕十世。岂有罪名暖昧不明，而遭致逮捕拷打？”
陈蕃的坚决态度让桓帝更加下不来台，于是干脆越过太尉府，直接领导了这次追捕活动，将李膺等人，囚禁在黄门北寺监狱。
李膺等人下狱之后，有的人熬不过严刑拷打，便招出了很多曾经一起参加“清议”的朋友。其供词牵连涉及到的有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以及名满京都洛阳的太学生范滂等二百余人，新兴的士人阶层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由于李膺事件波澜甚大，因此很多和他交好的人都得到了消息，有的事先逃亡，有的遁入山林。对于这种情况，苏康、管霸指使党羽大肆追捕，一时之间，天下各地到处都是抓捕李膺同党的官差，全国上下人心惶惶。
在宦党集团的强力组织之下，越来越多的人被捕，御史中丞陈翔见此情景，心情沉痛地说：“我必须和大家在一起，我不到监狱，大家都没有依靠。”于是，他自己前往监狱请求囚禁。
由于因“党人”之狱而被牵连逮捕的人大都是天下知名的贤才，因此也激起了民间广泛的同情心。度辽将军皇甫规认为自己是西州的英雄豪杰，而这次竟没有被捕入狱，觉得耻辱，于是自己上书说：“我以前曾经推荐过前任大司农张奂，是依附党人。并且，我过去被判处送往左校营罚服苦役时，太学生张凤等曾经上书为我申辩，是为党人所依附，我应该坐罪。”宦官们知道皇甫规愚不可及的行为之后，竟当做笑话四处传播。而皇帝刘志也是不闻不问，竟任皇甫规入狱。
陈翔、皇甫规入狱之后没几天，太学生领袖范滂被捕，当官差把他送到监狱时，狱吏对他说：“凡是获罪入狱的人犯，都要祭拜皋陶（东夷少昊之后，生于前21世纪，古六安国始祖，相传为东夷族首领，偃姓。传说舜时被任为掌管刑法的官）。”范滂则义正词严地回答说：“皋陶，古之直臣，知滂无罪，将理之于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意思就是说：“皋陶是古代的正直大臣，如果他知道我范滂没有犯罪，他将会代我向天帝申诉，如果我犯了罪，祭祀他又有什么裨益？”
范滂的做法很快得到了入狱人员的响应，于是，其他因此案而下狱的囚犯也都不再祭祀。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太尉陈蕃痛心不已。在他看来，如果连李膺这样的贤良都成为宦官专权的牺牲品的话，那么整个东汉帝国都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出于这种正派知识分子天然具有的责任心，陈蕃再次上书，极力规劝桓帝。
然而，此时的局面已经到了不可扭转的境地，数百人下狱，诸多朝臣被抓，桓帝用自己的昏庸把自己逼到了绝境。此时即便是他意识到了错误，也断然不会更改旨意。加之陈蕃几次上书均言辞凌厉，这让桓帝忌惮不已，于是一道圣旨下来，假托陈蕃推荐征召的官员不称职，下诏免除陈蕃的官职。
如果说李膺的被捕使朝野之间失去了一个一呼百应的贤臣，那么陈蕃被免职则是让所有正派官员失去了风向标以及最后一道屏障。
陈蕃被免职以后，朝廷文武大臣大为震惊恐惧，再没有人敢轻易向皇帝替党人求情。
汉桓帝永康元年（167年），颍川名士贾彪，自告奋勇到洛阳替党人申冤。到了洛阳之后，贾彪先是说服了原本就与士人阶层过从甚密的窦皇后父亲、城门校尉窦武，接着又说服了尚书霍谞等人，使他们出面营救党人。
在窦武给皇帝的奏章中，他说道：“自陛下即位以来，我压根就没有听说施行过善政。常侍、黄门奸诈百出，竞相谋取封爵。回溯西京长安时代，阿谀奉承的官员掌握朝廷大权，最终失去天下。而今陛下不但不忧虑失败的往事，反而又走到使车辆翻覆的轨道上，我恐怕秦朝二世胡亥覆亡的灾难，一定会再度降临，赵高一类的变乱，也早晚都会发生。最近，因奸臣牢修捏造出朋党之议，就逮捕前司隶校尉李膺等入狱，进行拷问，牵连到数百人之多，经年囚禁，实在可恶之极。
“我认为李膺等人秉着忠心，坚持节操，志在筹划治理王室大事，他们都是陛下真正不可多得的贤臣。可如今却被加上虚构罪名，遭受奸臣贼子的冤枉陷害，以致天下寒心，海内失望。唯有请陛下留心澄清考察，立即赐予释放，以满足天地鬼神翘望的心愿。而今，尚书台的亲近大臣，如荀绲、魏郎、刘矩、尹勋等人，都是国家的忠贞之士，朝廷的贤良辅佐。尚书郎张陵、妫皓、苑康、杨乔、边韶、戴恢等人，举止文雅，明达国典，朝廷内外的文武官员，英才并列。
“然而，陛下却偏偏信任左右亲近，依靠奸佞邪恶，让他们在外主管州郡，在内作为心腹。应该把这批奸佞邪恶之徒陆续加以废黜，调查和审问他们的罪状，进行惩罚。信任忠良，分辨善恶和是非，使邪恶和正直、诽谤和荣誉各有所归。遵照上天的旨意，将官位授给善良的人。果真如此，天象灾异的征兆可以消除，上天的祥瑞指日可待。……”
事实上，抛开动机与目的，窦武的上书，可谓冒着极大的风险，稍有不慎便可能获罪，甚至连累自己的女儿窦皇后。因此奏章呈上后，窦武立即称病辞职，并缴还城门校尉、槐里侯的印信。
窦武上书之后不久，霍谞等人也相继上书营救党人。面对正直官员强大的上书攻势，桓帝的态度渐渐开始变化，从一开始的不听任何囚犯申辩，转变为指派位置中立的宦官、中常侍王甫前往监狱审问范滂等党人。
在审问的时候，王甫第一句话便问道：“你们互相推举保荐，唇齿相依般地结成一党，究竟有什么企图？”
范滂立刻回答说：“孔丘有言：‘看见善，立刻学习都来不及。看见恶，就好像把手插到滚水里，应该马上停止。’我希望奖励善良使大家同样清廉，嫉恨恶人使大家都明白其卑污所在。本以为朝廷会鼓励我们这么做，从没有想到这是结党。古代人修德积善，可以为自己谋取多福。而今修德积善，却身陷死罪。我死后，但愿将我的尸首埋葬在首阳山之侧，上不辜负皇天，下不愧对伯夷、叔齐。”
范滂慷慨激昂的陈词，深深地感动了王甫等人，看着这些囚犯颈戴大枷、腕戴铁铐、脚挂铁镣、布袋蒙头的悲惨模样，虽然身为宦官，王甫依然沉痛不已，立刻下令身边的官吏解除了众人的刑具。
紧接着，王甫立刻返回宫中，向桓帝如实转述了范滂所言，刘志听完之后，神情肃然、久久不语。
就在监外有识之士全力展开营救的同时，身陷狱中的李膺等人也在想办法拯救自己。这一次他们没有继续以往的迂腐，反而采用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在接受审讯的过程中，李膺等人故意将一些宦官的党羽、子弟说成是自己的同党。这种做法，让宦官们始料不及，犹如搬了石头，结果砸了自己的脚。
就这样，在众人的内外联合齐心协力之下，宦党集团终于顶不住这种强大的压力，同时也害怕事情过分扩大，把自己人抓进去，于是请求桓帝，希望以发生日食作为借口，将他们赦免。
永康元年（167年）六月初八，桓帝下诏，大赦天下。不过，赦免令虽然下了，但却并不意味着这些耿直派官员能够立刻东山再起。桓帝下令，将李膺等共二百余党人，全部遣送回各人的故乡，接着又将他们的姓名编写成册，分送太尉、司徒、司空三府，终生不许再出来做官。
至此，东汉历史上的第一次“党锢”以耿直派官员的落败而告结束！新兴的士人阶层为他们的青涩付出了代价，而与此同时，汉帝国也陷入了彻底的黑暗之中！
5.桓帝的最后一年
永康元年（167年），汉桓帝刘志人生的最后一个春秋！
过完这一年他就将成为一个昏庸的符号被永远地写在汉民族的历史上。
在他统治帝国的二十一年里，东汉日渐衰弱，官民矛盾日益激化。
刘志所宠信的人中，没有一个真正地忠于他，无论是开始时的梁冀，还是后来的众多宦官。这些人都是帝国名副其实的蛀虫，他们将一个原本强大的帝国蚕食成了一副羸弱的模样。
相信天象、命运的刘志最终没能把握好自己的人生，就像他所宠信的算命先生张成一样，算到了大赦，却没算到自己的死。
“无可奈何花落去”这句话是属于杨秉、陈蕃、李膺们的。这并不是褒奖，身为手握重权的帝国高官，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在践行自己的理想，是理所应当的牺牲与奉献。只是这牺牲的结果过于苦涩……
怨谁呢？
只是宦官？
或者只是桓帝？
或许可以更深刻一点，怨这专制专权……
没办法，这就是曾经缔造了无数辉煌的大汉帝国，作为这个民族的后代，我们除了接受，别无选择！
桓帝归天
党锢事件是东汉末年各阶层势力的一次大对决、“大阅兵”，同时也是一次大整合。外戚、宦官、新兴的士人阶层在这次斗争中显示了自己的实力。而与此同时，这次斗争本身也成为了三方势力日后殊死决战的预演。
在这次斗争中，宦官取得了胜利，但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弊端，他们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受到绝大部分官员、贵族的鄙视。在这些人眼里，宦官虽然势大，但其低人一等的下贱形象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变。他们的这种地位也决定了他们这个阶层只能充当帝国政治的破坏者，因为他们永远不能获得真正的尊重。
与宦官尴尬的胜利相比，由士人精英所组成的耿直派官员团体虽然惨败，但却受到了民间的广泛赞誉。郭泰自洛阳归太原时，“衣冠诸儒”到黄河岸送行，车数千辆。这里所谓“衣冠”是指各种身份的官僚，所谓“诸儒”是指太学生一类的士人。
范滂自狱中释放回汝南，路过南阳，南阳士大夫迎接他，车数千辆。洛阳、南阳是贵族、豪强、官僚的集中地，郭泰、范滂受到他们这样的尊崇，说明东汉末年，士族阶层已经是统治阶级的主要代表之一，他们形成了新的官僚集团，并且接纳和包容了失败的耿直派官员。虽然在未来，他们之间也许会爆发这样那样的冲突，但有一点必须承认，在此时的东汉帝国里，耿直的知识分子获得了地方实力派的最大尊重。
除了宦官和士人两个阶层之外，党锢事件中也时而显现着外戚的身影，比如窦皇后之父窦武。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自从梁冀失败以后，外戚势力在政治和社会影响上都大不如前，以至于他们中的很多人（诸如寇荣、窦武）都不得不开始考虑自己的立场。对于他们来讲，宦官是他们的天敌，是他们在宫中最顽固和恐怖的对手。在以前缺乏力量制衡的时候，他们必须与其保持着微妙的平衡（诸如梁商就与宦官关系稳定），但当这种局面因士人阶层的崛起而打破时，外戚就有了新的选择。
相比宦官之臭名昭著，囊括了耿直派官员的士人阶层显然是更好的选择，而这也正是党锢事件中，外戚窦武倒向士人阶层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