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哲学
先秦哲学的产生
人们一般把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哲学称为先秦哲学。先秦哲学产生于中国奴隶社会以及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哲学思维从商周时期的天命神权论和早期阴阳、五行观念，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之学，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形成了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各种对立的哲学体系和哲学派别。它们之间互相辩难，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第一个辉煌的时代。
先秦哲学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哲学的萌芽、诸子前哲学和诸子哲学三个阶段。
先秦哲学的萌芽是同原始宗教相联系的，主要表现为相信灵魂不死和崇拜自然物的自发观念。殷商奴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上帝神权观念，周灭殷后发展为天命主宰一切的观念，周公提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这一时期出现了以《易经》和《洪范》为代表的早期阴阳、五行观念。伯阳父、史伯、管仲、医和、子产、晏婴、史墨等人，可以称为先秦诸子前哲学思想的主要代表。
春秋末年，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中国哲学开始进入诸子百家时代。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中，先后出现儒、墨、道、法、名、阴阳等重要学派，围绕着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以及名实、礼法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哲学论辩。各个学派之间既互相斗争又互相影响，每个学派内部也不断分化和发展，使这个时期的思想斗争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从而促进了哲学的繁荣。
先秦哲学的主要派别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除上述派别外，先秦诸子百家之学还有兵家、农家、纵横家、杂家等学派。
先秦哲学是中国哲学的渊源，已经包含着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各种哲学观点的胚胎和萌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阴阳
在中国哲学概念里，阴阳指世界一切事物中都具有的两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联系的力量。阴本意是背日，指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阳本意是向日，是阳光照到的地方。阴阳学说将宇宙世间万物分为阴与阳两大类，认为一切事物的形成发展与变化，全在于阴阳两气的运动与转换。阴和阳，既可以表示相互对立的事物，又可以用来分析一个事物内部所存在着的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一般来说，凡是剧烈运动着的、外向的、上升的、温热的、明亮的，都属于阳；相对静止着的、内敛的、下降的、寒冷的、晦暗的，都属于阴。以天地而言，天气轻清为阳，地气重浊为阴；以水火而言，水性寒而润下属阴，火性热而炎上属阳。
阴阳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阴中包含着阳的成分，条件成熟可转化为阳；阳中同样包含着阴的成分，一定条件下又可转化成阴。物极必反的现象就是阴阳转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阴阳又可分为阳中之阳、阴中之阴、阴中之阳、阳中之阴等四种，由此不断分化并转变而生成世界万物。
阴阳学说产生于夏朝，是我国古代哲学的源流和基础，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应用。
五行
五行学说是古人用日常生活中最熟悉的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功能属性为代表，归类事物或现象的属性，并以五者之间相互滋生、相互制约的关系论述和推演事物之间或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复杂的运动变化规律。
五行是以天人相应为指导思想，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根据其特征进行归纳：“木曰曲直”，凡具有生发、柔和特性者统属于木；“火曰炎上”，具有阳热、上炎特性者统属于火；“土爰稼墙”，具有长养、发育特性者统属于土；“金曰从革”，具有清静、肃杀特性者统属于金；“水曰润下”，具有寒冷、滋润、就下、闭藏特性者统属于水。古人基于这种认识，把宇宙间各种事物分别归属于五行，因此在概念上，已经不是木、火、土、金、水本身，而是对万事万物五种不同属性的抽象概括。
五行在不同的事物上有不同的表现。比如五色：青、赤、黄、白、黑；五声：角、徵、宫、商、羽；五味：酸、苦、甘、辛、咸；五脏：肝、心、脾、肺、肾；五情：喜、怒、思、悲、恐；五常：仁、礼、信、义、智，等等，每种事情的五项内容都分别显示出木、火、土、金、水的五行顺序。
五行之间存在着生、克、乘、侮的关系。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可以解释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五行的相乘相侮则可以用来表示事物之间平衡被打破后的相互影响。
相生即相互滋生和相互助长。五行相生的次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生关系又可称为母子关系，如木生火，也就是木为火之母，火则为木之子。
相克即相互克制和相互约束。五行的相克次序为：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五行的生克是相对的，没有生，就无所谓克；没有克，也就无所谓生。有生无克，事物就会无休止地发展而走向极端，造成物极必反，由好变坏；有克无生，事物就会因被压制过分而丧失元气走向衰败。只有保持相生相克的动态平衡，才能使事物正常地发生与发展。为了维护相对平衡，生与克要相互牵制。当不能相互牵制时，平衡被打破，这时事物就会出现了新的变化，也就是相乘或相侮的情况。相乘，即五行中的某一行对被克的一行克制太过。比如，木过于亢盛，而金又不能正常地克制木时，木就会过度地克土，使土更虚，这就是木乘土。相侮，即五行中的某一行本身太过，使克它的一行无法制约它，反而被它所克制，所以又被称为反克或反侮。比如，在正常情况下水克火，但当水太少或火过盛时，水不但不能克火，反而会被火烧干，即火反克或反侮水。
太极
太极一般是指宇宙最原始的状态，即阴阳未分的混沌时期，是形成万物（宇宙）的本源。太极一词最早见于《易传·系辞上》，后来影响了儒学、道教等中华文化流派。
所谓太极即是阐明宇宙从无极而太极，以至于万物化生的过程。《易传·系辞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意思说“混沌初开，是有太极，太极生两仪……”其中的太极即为天地未开、混沌未分阴阳之前的状态。两仪即为太极的阴、阳二仪。《系辞上》又说：“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意指浩瀚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包含着阴和阳，以及表与里的两面。它们之间既互相对立斗争又相互滋生依存，这既是物质世界的一般规律，是众多事物的纲领和由来，也是事物产生与毁灭的根由所在。
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天地、日月、雷电、风雨、四时，以及雄雌、刚柔、动静、显敛，万事万物，莫不分阴阳。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长养百骸。经络、骨肉、腹背、五脏、六腑，乃至七损八益，一身之内，莫不合阴阳之理。“太”有至的意思；“极”有极限之义，就是至于极限，无有相匹之意。太极既包括了至极之理，也包括了至大至小的时空极限，放之则弥六合，卷之退藏于心，可以大于任意量而不能超越圆周和空间，也可以小于任意量而不等于零或无。这就是太极的真正内涵。
八卦
八卦亦称“经卦”，起源于原始宗教的占卜。《周易》中的八种基本图形，用“——”和“--”符号，每卦由三爻组成；以“——”为阳，以“--”为阴，形成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易经》六十四卦皆由八卦两两相重组成。
八卦的基本单位是爻，多是记述日影变化的专门符号。爻有阴阳两类，阳爻表示阳光，阴爻表示月光。每卦又有三爻，代表天地人三才。三才的天部，包括整个天体运行和气象变化，这些星象之学，古称天文；地部指通过观测日影计算一年周期的方法，用地之理了解生长化收藏的全过程；人部指把天文、地理和人事结合，以便按照这些规律进行生产和生活。每卦的次序是自下而上的，最下一横叫初爻，中一横叫二爻，上一横叫三爻。
八卦代表八种基本物象：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艮为山，兑为泽，坎为水，离为火，总称为经卦，由八个经卦中的两个为一组的排列组合，则构成六十四卦。其中“乾”、“坤”两卦在“八卦”中占特别重要的地位，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最初根源。
关于八卦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是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所谓“无极生有极，有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即阴阳），两仪生四象（即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四象演八卦，八八六十四卦”，此为伏羲八卦，也叫先天八卦；还有一种是周文王的乾坤学说，他认为先有天地，天地相交而生成万物，天即乾，地即坤，八卦其余六卦皆为其子女：震为长男，坎为中男，艮为少男；巽为长女，离为中女，兑为少女，是为文王八卦，又称后天八卦。
八卦乃由三爻演变而成。中国宋朝朱熹所作的《八卦取象歌》可以很容易记住八卦符号：
乾三连，坤六断；
震仰盂，艮覆碗；
离中虚，坎中满；
兑上缺，巽下断。
八卦代表了早期中国朴素的哲学思想，对中国的文化和人文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还涉及中医、武术等方面。但到汉唐以后八卦被修道者和炼金术士使用，逐渐向风水等预测未来的方向发展，开始走上另一条发展道路。
有无
有和无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有，指事物有形有名的一种存在；无，指无形无象的虚无。最早提出有与无范畴的是老子，他提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认为无比有更根本。老子的“无”指的是什么，学术界有不同认识。庄子把“无”解释为虚无，提出“万物出于无有”，以无为万物的本原。魏晋时期有与无的关系问题成为哲学争论的热点，出现了王弼的贵无论和裴的崇有论，以及郭象的独化论。王弼提出“以无为本”，主张“崇本息末”；裴认为“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反对贵无论；郭象的独化论既反对“无中生有”，又反对有产生有，认为有皆自生。东晋时僧肇提出非有非无说，强调有与无的统一，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自宋代以来，张载、王夫之等人从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出发，以气的聚散、显隐说明万物的生灭，反对老庄的“有生于无”之说。
名实
名实的概念最早产生于先秦，是古代关于名称与现实或概念与实在关系的根本观点。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旧有之名已不能容纳新的现实，于是产生了名实之辩。孔子主张“正名”，强调以礼为原则做到名实相符，言行一致。墨子主张“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着眼于对事物本身的把握，强调不是名决定实，而是实决定名。墨子的继承者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名是事物的概念，名的作用在于指谓、描绘内容；名实的关系是“以名举实”，并对名实关系作了深入探讨，极大地促进了名实论和形式逻辑理论的发展。后来荀子也提出“制名以指实”（《荀子·正名》），认为名是用来指谓实的、约定俗成的概念，它决定于实，一旦形成就不能轻易改变。老子提出名的相对性问题，指出：“道常无名”。庄子进而主张“大道不称”，但又认为“名者，实之宾也”，肯定实对名的决定。名家从合同异与离坚白两个方面论证概念同具体事物的关系，分析了事物及其概念的异同关系。
动静
动和静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重要的范畴。《易传·系辞上》指出：“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它认为，静与动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和绝对性，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象征天的乾本来是动的，而且它的动是直遂不挠，能生出刚大的气魄来，但天也有宁静的时候，而且它的宁静达到了一种高度专一的程度。因此，代表动的乾有静和动两方面的属性，并不是仅仅能动而已。而象征地的坤本来属静为阴，它的宁静与乾的静不同，具有闭藏微伏、非常宽柔的性质和特点。不过坤并非只静不动，它也具有动的属性，而且动起来是开阔宽广，具有宽柔的性质。由于乾坤被《易传》当做是万物化育的父母，因此由乾坤阴阳交合而形成的万物也就都具有了动静两方面的属性。
《易传》认为事物不仅有动静的属性，而且事物的动静还是可以相互变化的，而正是这种变化，使事物在相互矛盾的过程中得以发展。它指出：“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可见，它认为事物是永远发展变化的，绝对的静止是不存在的。由此，许多哲学家认为《易传》是贵动的，因为易就是变易，变易就是变化，变化即动，认为这是易的主旨。但是，一般认为《易传》既重视动，认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彖》）；但它也是主张静的，认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形而上和形而下
中国古代哲学术语。《易传·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认为法则是无形的，称为形而上；器用之物是有形的，称为形而下。清代学者戴震说，“形谓已成形质，形而上犹曰形以前，形而下犹曰形以后”（《孟子字义疏证·天道》），以未成形为形而上，已成形为形而下。《易传》提出这一对概念后，在中国哲学史上逐渐被哲学家引申为表述抽象和具体、本质和现象、本原和派生物的范畴。
关于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汉唐以来的哲学家展开了长期的争论。王弼派玄学家和宋明时期的理学家都认为形而上的东西先于并决定形而下的东西。朱熹说：“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朱子语类》卷一）相反，唯物主义者认为，形而上的东西不能脱离形而下的东西存在。王夫之认为，“有形而后有形而上”，反对玄学和理学对“形而上”、“形而下”的唯心主义解释。
诸子百家
诸子百家是后世对先秦学术思想人物和派别的总称。诸子指孔子、老子、庄子、墨子、孟子、荀子等人物；百家指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等学术流派。春秋战国时代，王权衰落，诸侯争霸，社会发生剧变。这一时期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代表人物，在如何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等方面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各种学说、思想纷纷出现。各学派的人物针对一些社会问题四处游说，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著书立说，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春秋后期已出现颇有社会影响的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等不同学派，到了战国中期，学派纷呈，学说丰富多彩，习惯上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或者“百家争鸣”时期。
传统上关于百家的划分，最早源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后来，刘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纵横、杂、农、小说”等为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承袭刘歆的说法，并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去“小说家”，将剩下的九家称为“九流”。
自此，中国古代学术界都依从班固，百家就成了“九流”。今人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再增“兵、医”，认为：“故论先秦学术，实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兵、医十二家也。”诸子百家之中最为流传的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
汉代以后，墨家和名家成为绝学，农家独立成一门技艺性学科，阴阳家则演变为神秘的方术。对后来大一统王朝政治产生影响的只有儒、道、法三家，尤其是儒家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对后世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