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周易》从一开始诞生的时候，其主要功能就是占卜。换句话说，也就是借助易之象与数的推算，占断人生之祸福吉凶。所以，我们可以说，《周易》从本质上而言，就是天生的象数派。而《周易》发展到汉代，“象数”便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卦爻象和卦爻数，而是指融合了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及天干、地支、五行在内的新的卦爻象数系统。
（1）占卜宗
占卜宗由来已久。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就学会借助龟甲，兽骨，用火烧烤之后，望其断裂之纹路，而判断吉凶。正如，孔颖达所说：“卜之用龟，灼以出兆，是龟以金木水火土之象而告人。”其实，这就是最早的占卜。
然而，由于选择龟甲十分费事，龟卜、非常繁琐。所以，这才导致发展到比较简易的筮占。筮，就是用竹签或著草占卦。正如《周礼·曲礼》所说；“龟为卜，策舟筮。”其中，策为推算用的蓍草的根数，并由此判断祸福。
（2）禨祥宗
禨祥宗是在原始占卜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正如《四库全书》记载：“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由此可见，禨祥宗是一种对占卜术的继承和创新。例如，禨祥宗的代表人物京房，就成功的把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纳甲等学说融进了《周易》占卜之中，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占卜的准确性和可信性。
京房（前77—前37年），西汉学者，本姓李，字君明，东郡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人。师从焦延寿，深得焦氏《易》学“真谛”。并把焦延寿以灾异讲《易》的做法推向极端，到处宣讲，以之干政，使《易》学此一流派在当时声名显赫，对后世影响极大，以致人们把这一流派称之为今文《易》学“京氏学”。
京氏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十六卦变”。简单的说就是：占者遇：变入本宫卦者，灾福应十分。外戒卦：吉凶从外来。内戒卦：祸福从内起。骸骨卦：生则赢瘦，死不葬埋。棺椁卦：病必死亡。血脉卦：主血疾漏下。绝命卦：事多反复，为人孤独，不谐于俗。游魂、肌肉卦：精神恍惚，如梦如痴。归魂、家墓卦：坟墓吉，而无事可成也。
除此外，京房易学还将阴阳二气收入纳甲体系，以及将十二支纳入八宫卦中，从而使得《周易》的占卜功能更加完善。因此，我们可以说，京房是《周易》象数派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3）造化派
杜甫有诗云：“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这里所说的“造化”，其实就是赞美大自然无穷变化的本领。因此，《周易》流派中的“造化派”，指的就是具有先知先觉，能力无穷的占卜流派。其代表人物有陈抟、邵康节。
邵康节，名雍，字尧夫。宋朝著名卜士。范阳人（今河北涿州大邵村）。幼年随父邵古迁衡漳（今河南林县康节村），又迁共城（今河南辉县），37岁时移居洛阳。是中国占卜界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梅花易数的创始人。著有《观物篇》、《先天图》、《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等作品。
《梅花易数》是一部以易学中的数学为基础，结合易学中的“象学”进行占卜的书，依先天八卦数理，即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随时随地皆可起卦，取卦方式多种多样。相传邵雍运用时每卦必中，屡试不爽。
据说，在辰年十二月十七时申的一天，邵康节先生偶然观梅花，见两只鸟雀争占一枝而双双坠地，很以为奇怪，因此占了一卦，辰年五数，十二月十二数，十七日十七数，共计三十四数，除八，得四余二，二数为兑，为上卦。三十四数加申时九数，计四十三数，除八，得五余三，三数为离，为下卦。上下卦总数四十三除六，得七余-，初爻动，得卦为泽火革，初九爻动，变艮，互卦见有乾巽二卦于是，邵康节先生断卦说：详查此卦，时天晚上，当有女子折此梅花，园丁不知原因，追逐女子，女子手足摔倒在地，伤了右边大腿。在泽火革卦中，上卦兑属金，为体卦，下卦离火为用卦，克制兑金。六二五爻至九三爻、互卦为巽为木，生离火。这样一来，克体兑金之卦气旺盛。兑为少女。所以知道少女被伤，而用互巽木又被体互乾金所克伤。巽为大腿，所以有伤大腿之应。所幸初九爻动后，变卦为艮，艮为土，土虽使兑金体卦得以生扶，但艮又为止，所以知道女子虽然受伤，但不至于有危险。
关于邵康节梅花易数的传奇故事还有很多，其中心思想，无怪乎就是称赞梅花易数的神奇，并使其披上神秘的外衣，这样就无愧于“造化”这一盛赞了。
5.《周易》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当我们运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审视《周易》独特的艺术文化的魅力时，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周易》不仅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更是中国一切艺术文化，乃是自然科学的源头。它以有容乃大的胸怀，包藏了艺术学、哲学、文学、建筑学、医学、数学，以及物理学等众多门类的科学知识。
《周易》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深刻的，深远的。如果让我们敞开胸怀畅谈《周易》的积极影响作用，恐怕就是说上三天三夜也是说不完道不尽的。因此，我们将有选择的介绍一下，《周易》在中国艺术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突出作用。
一、《周易》对哲学思想的影响
《周易》对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二是，阴阳和谐的思想。凡是读过《周易》的人，都会发现，《周易》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都在于表达天地自然之道，及该卦在自然之道中所处的时势，然后把这个道与时势，作为对人类社会的整体制约，从而决定人们应当怎样去行动。而这种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统一性，古人称之为“天人合一”。
而这种思想的建立基础，必须要充分肯定“人”的主体性。《周易》认为，人是认识的主体，而天是认识的客体；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是有意识的，而作为认识客体的天是无意识的。所以，《周易》的思想就是要建立起从“人”到“天”的沟通阶梯，借此来帮助主体去认识客体，也就是帮助人们去了解天地之道即自然规律，同时也了解和认识人类本身。说道这里，我们不妨插句话，早在远古洪荒时期，由于自然科学不发达，先民便对世间万物充满了崇敬，在这个时候，“人”无疑是最渺小的，而率先肯定了“人”的主体性价值，这无疑是一种伟大的进步。
在肯定了人的主体性之后，关键的问题，就是强调人与天得相辅相成作用。简单点说，就是当天道之中含有人道，人道之中也含有天道，唯有如此，方能天人合一。《系辞传上》说：“天地变化，圣人效之”意思就是说，天道与人道如同形影的关系，不可割裂。
此外，还有“天地交，泰。后（君）以财（同“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所以，人只有在自觉地遵循天道的基础上，深刻地认识它，并能动地协调于天道的相结合，这样就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了。正如，《乾卦》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阴阳乃是此消彼长的关系，阴阳二气之中，阳气是创生的、主导的，阴气则是顺动的，终成的。阳气是活性的，具有生命力；阴气则是收敛、闭藏的。两者虽是构成宇宙不可或缺的对等因素，但作用并不相同。因此常常褒阳而贬阴，重阳而轻阴。其实，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也是《周易》所批判的。因为，阴阳二气虽不是平行关系，但是，两者相互消磨，相互融合的过程，却正是力求平衡的过程。所以，《周易》认为，平衡与和谐乃是阴阳所追求的终极目标。而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关键的就在于“变”。
我们以损卦为例，六三爻；“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象辞说“一人行，三则疑也”。意思是一人行走会得到友人，三人同行会产生猜疑。《系辞·下》解释这一句说：“天地因蕴，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其含义是完全相同的。总之，阴阳都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并实现和谐统一的。
二、《周易》对文学的影响
《周易》文字优美，词简而意丰，其本身就是一部很美的文学艺术作品。其实，很多人阅读《周易》的初衷，并非奔着它的占卜作用而去的，反而是把它当成优秀的读本。例如：《孚卦》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我们不妨做这样的想象，眼前是一片浓荫，一只煽动着翅膀的白鹤，正在引吭高歌，仿佛是在抒发自己美好的心情，或是在呼朋引伴，而就在此时，距离不远处，一只小白鹤也随之高声鸣叫，悠长的鹤鸣，回荡在空谷之中，这是何等的惬意啊。然后，把盏临风，对酒当歌，这又是何等的逍遥自在。想到此处，难道我们还不为之动情吗？难道，这与苏子在前赤壁赋中所写：“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的境界不同吗？答案是，完全一致。所以，即便我们把《周易》称之为是一部优美的散文诗，那也是不为过的。
当然，《周易》的运笔行文，跌宕多变，时而是一首婉转流动的诗篇，时而是一则动人心魄的传奇故事，时而又似一名老者的谆谆教导，时而又恰似一名顽童的童话故事。总之，无论其如何变化，都无法抹杀它给读者带来的文学艺术享受。
其次，《周易》中所传达出来的很多文学思想，也深刻的影响和指导着后世的创作。例如：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及崇尚自然，强调真性灵的创作模式等。由于，篇幅的关系，不便赘述，但是，笔者相信，广大读者在用心阅读《周易》的时候，就一定会在潜移默化中，享受到《周易》所带给您的启发和帮助。
三、《周易》对艺术的影响
《周易》认为，天地万物之源，皆由阴阳二气所成。所以，“气”论说便成为中国传统绘画艺术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气表达一种空间的概念，如果没有气的充斥，空间就不复存在，天地就无从讲起，道法也自然成了一句空话，一切艺术作品也都成了一句空话。
南朝·齐画家谢赫在其所著的《古画品录》中，首先提出绘画“六法”，作为人物绘画创作和品评的准则。在《古画品录》中将“气韵生动”作为第一条款和最高标准，而“气韵”所表达的则是人物内在的生命和精神，物态的内涵和神韵。但是，这种“气韵”说，同样也是受到了《周易》的“气”论说的影响。
因为，气与心联系，把自我观照更多地放在精神实质之中，让一种生命的律动变成审美的标准，而这种标准是一种运动中的韵度，是一种境界。蔡邕《九势》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形势是阴阳的转化形式。“气”是天地之气，但化育为生命之气，应用到艺术创作，这之间的概念就有文化的指向，负载着许多文化学的涵义。
另外，《周易》的“阴阳平衡”原理，也对中国艺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绘画中的结构布局，墨色的浓淡变化，线条的粗细搭配等，无一不受到阴阳平衡学说的影响。清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称：“字画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意思是说，既要注意黑的部分——字形笔画的密（实）处，也要注意到字画间及行间之白的疏（虚）处。黑处要精心结撰，而白处——字里行间的布置也须措置得宜，使疏密有致，两者相映生辉。
四、《周易》对数学的影响
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意思是说，“我”（刘徽）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的。显然。在刘徽看来，《九章算术》与《周易》有着密切的关系。
接着，刘徽进一步认为，古代数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包牺氏画八卦。他在《九章算术注》的“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暨于黄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于是建历纪、协律吕，用稽道原，然后两仪四象精微之气可得而效焉。”刘徽认为，数学是包牺氏为了“合六爻之变”而发明的，后来经由黄帝的进一步发展，以发挥《周易》“两仪四象”的功效。
宋朝时期著名数学家秦九韶的数学著作《数书九章》系统地总结和发展了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和一次同余组解法，提出了相当完备的“正负开方术”和“大衍求一术”，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而他在论及数学的起源问题时，也明确表示说：“周教六艺，数实成之。学士大夫，所从来尚矣。……爰自河图、洛书闿发秘奥，八卦、九畴错综精微，极而至于大衍、皇极之用，而人事之变无不该，鬼神之情莫能隐矣。”可见，秦九韶也认为数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河图洛书”、“八卦九畴”，但是，其起源仍归于《周易》。
其实，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数学的起源和发展，几乎都受到了《周易》的影响。他们或采用《周易》的概念以表达数学问题，或是对《周易》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和引伸，从而对古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也证明了《周易》对于古代数学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
五、《周易》对医学的影响
《周易》对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所起到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整体论思想
《周易》的六十四卦就像一个大系统，每一卦又各由六爻组成，构成一个小系统；大系统与小系统之间，反映了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普遍性和系统性。而中医所倡导的也正是这一思想的深刻体现。例如：中医五行学说和脏象结合，构成五个子系统；而子系统之间也都存在着相生相克的联系。
记得民间流传这样一句话“头疼医脚”，乍看上去，仿佛是有点南辕北辙的意思，而且长久以来，都被作为贬义词使用，可谓是“千古奇冤”。因为人的身体好比是一个大的系统，而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都可能严重影响其他部位的正常功能。所有，只有立足于整体观的思想，才能从根本上治疗病患，否则即便止住了疼痛，那也是治标不治本的愚蠢方法。
（2）发展观
《周易》认为，任何事物都在运动、变化和发展中的。而运动、变化和发展是“吉”，而不运动、不变化、不发展则“凶”，而且，这种发展是由下往上的，有其规律，并提出了“物极必反”的观点。例如：《乾卦》首先就提出了“天行健”的理论，意思就是说，一切自然法则都是在不断变化，发展中的。接着九二中便说：“见龙在田”这表明，事物正在开始变化，然后，经过“飞龙在天”的发展之后，就达到了“亢龙有悔”的境界。而这个时候，如果停止了运动，那么就真的“有悔”了。其实，内在的含义是说，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后，紧接着的便是“低谷”，也就是开始转向了下一阶段的运动。
中医学就很好的继承了这一思想，他们在开展防病、治病的同时，强调运动、保健，并创造了诸如导引、按摩、针灸、体育锻炼等方法，就是强调运动。
除此外，《周易》的阴阳平衡法则，以及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则也都给中国古代医学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周易》是中华文化的根源，也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它不仅深刻的影响着古代的文学艺术以及哲学思维，同时还以其蓬勃的生命活力，为近现代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贡献着杰出的力量。据说，德国大数学家、微积分和数理逻辑的创始人莱布尼茨正在为创造一部乘法机而遇到困难，一筹莫展，正好他的朋友、到中国去传教的教士白晋从中国归来，带来了《周易》，当他看到《周易》中的“六十四卦次序图”和“八卦方位图”时，便顿时感到阴阳两个对立矛盾的面千变万化的奇妙，对易经和八卦以及它最初的发明者伏羲充满敬意，受到点拨和启发，产生了他对二进位制的最早灵感。由此，便真正了印证了那句“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