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名字，不仅是用来区别彼此的符号，而且还是中国文化的缩影。无论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名字，还是名号、小名、浑号、笔名、艺名等等，无不含有丰富的中国文化知识。要想取个好名字，了解和掌握这些知识是完全有必要的。
名字的意义
我们每个人都有姓名，而且无论是在社会交往中还是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都要使用自己的名字。如填履历表时，要首先写上自己的名字，在名片上要印上自己的名字，在与陌生人交往时要“自报家门”，在与朋友打电话时也要说出自己的名字。由此可见，名字对我们人类来说是多么重要。
名字除作为人际间彼此区别的标志外，还有丰富的内容和多种多样的功能。当父母为孩子取名字时，名字就已经开始被赋予了老一代对后辈的期望和无限亲情。现代年轻的父母喜欢为孩子取名“豆豆”、“咪咪”、“莎莎”、“妞妞”，其中就包含了许多对孩子的珍爱心态；过去的父母喜欢为孩子取名“石头”、“拴住”、“结实”、“狗剩”，同样表现了父母的一片爱心。
如果自己为自己取名、改名，那么所取的新名字也同样饱含丰富的文化内容，寄托自己的志向和对自己的勉励、鞭策。唐代女皇武则天曾给自己取名为“曌”（音zhào），意思是日月当空，普照大地；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原名李鸿基，在成为农民领袖前改名李自成，意思是大丈夫要自成自立、干出一番事业。同样，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原名洪仁坤，后来改名秀全，在名字中暗藏了“禾乃人王”四字，其中“禾”是“我”字的谐音和变体，“禾乃人王”亦即“我乃人王”，意思是“我要做天下百姓的领袖”。这一名字反映了他的追求和抱负，用意十分明显。
人的名字有时还有明显的时代性和纪念意义。如新中国建立以来，人们取名就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如1949年出生的人取名“建国”，大跃进年月的人取名“跃进”，60年代初期的人取名“反帝”、“反修”、“向东”，十一届亚运会期间出生的人取名“盼盼”（亚运会吉祥物大熊猫的名字）。上述这些，无不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我们中国人的名字有时还是家族或兄弟姐妹中排行的代表字。如人们熟知的《红楼梦》中贾宝玉一家，在宝玉一辈人中有贾珍、贾琏、贾环、贾珠等，他们不是同胞兄弟但属同一家族，因此名字中共用“王”旁，并以此作为他们排行的代表字。同样，贾宝玉父辈贾敬、贾政等共用“文”旁，子辈贾蔷、贾蓉等共用“草”头，这“文”、“草”也都是排行的标志。又如我国古代兄弟排行时，习惯用伯、仲、叔、季加以区别，意思与今天的数字一、二、三、四差不多。这些字用在人名中，成了人名的一部分，也就具有了名字的意义。
人与名字的关系除上述几点外，值得一提的还是民族心态的反映。如民间有重男轻女的习俗，这一习俗反映在名字上，是有些生了女儿的父母把儿子的希望寄托在下一胎上，并通过女儿的名字反映出来。关于这点，有人讲了一则笑话，大意是说，一对夫妻接连生了五个女儿，仍想生个儿子，于是便为女儿分别取名为招娣（弟）、引娣、盼娣、想娣、邀娣，等生了第六仍是个女儿，只好打消了再生孩子的念头，取名“绝招”。这则笑话讲的当然是多年以前的情况，但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名字所反映的民族心态是何等的清楚、直接！
总之，人名与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关系密切，人名字的作用广泛。弄清了人与名字的关系和意义，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自己的名字，并且为自己改名和为孩子取个好名字提供借鉴。
人名的基本属性
首先是人名的专指性。人名是人际间彼此区别的标志，一个名只能代表一个人。否则，人名就丧失了它的专指意义，其实际作用就要大为减弱。如提起“花木兰”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是指古代一位替父从军、为国杀敌的女英雄；提到“雷锋”，就会联想到他是助人为乐的好青年、大家学习的好榜样，而不会想到另外的人。这里的“花木兰”、“雷锋”都有明显的专指意义。一旦遇到与这种专指意义相悖的情况，则必须对有关人名加以调整，以适应这种人名属性。如在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审定期间，也曾发现有同姓名的情况，即浙江代表名单中有两位“张玉兰”，河南代表中有两位“赵福林”。这种姓名相同的情况是有悖于人名的专指性的，同时也不利于当事人之间的区分。因此，有关人员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误会，就在四位代表名前分别加上各自所在的地名，成为“湖州张玉兰”、“瑞安张玉兰”和“安阳赵福林”、“焦作赵福林”。这种做法的本身，实际上也是对这些有悖于人名专指性的名字所作的调整。当然，有些本是专指的名字会随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失去专指作用，但有时也会失去这种专指作用而转化为另一种专指。这类的例子也是非常多的。如明清时期，“梅香”这个名字原指某一大户人家的丫环，后来，因为把丫环叫做“梅香”的人特别多，于是“梅香”也就成了丫环的代名词。随着这种由一个“梅香”而向众多的丫环代名词的转换，“梅香”一名也就完成了由一种专指而向另一种专指的过渡，其转化前后的事仍没有离开人名的这一专指属性。
其次是人名的简便性。中国的人名，一个字，两个字，简简单单，既便于记忆，又便于传播，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罗列一大串的人名。我们知道，名字的制定和传播要以语言文字为媒体，中国人名字的媒体就是汉语和汉字。由于汉语和汉字有音节简单这一特点，就使中国人的名字也以单字名或双字名为主。这种人名用字极少、音节简单，十分有利于人名的记忆和传播。如果把一个两字的中国人名和一个10字的俄国人名放在一起，让你去辨认和记忆，那么，你便能首先记住和说出两个字中国人的名字。这种简单易记的中国人名字的优越性是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中国人名的属性除上述两点外，还有它的审美性、稳定性和地域性。其中，审美性是指人名对那些含有贬义、发音含混不清、容易引起误解的汉字的排斥，在所取名字的字义上要求庄重、典雅，在发音上要求响亮、动听，在字形上要求繁简适中、搭配得当；稳定性是指人名一旦成为某一个人的标志，将伴随他终身。因此，在取名时要有长远观点，不可草率从事。对一些时效性很强的名字，尽管一时可能被认为时髦，或者读来颇为亲切，但很难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时间一长，就会显得别扭了。试想，诸如小小、丹丹之类的名字放在孩子身上会让人有一种亲切感，但过了六七十年后，已经是老头、老太太的他们还叫这些名字，别人的感觉会是怎样？
中国人名的地域性是指由于我们的国土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人名往往带有不同地区的特色。如果带着明显地域色彩的人名离开了原来所在的地区，也可能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在广东、福建沿海，人们信奉妈祖，取名时往往带上妈字，以期得到妈祖保佑。但由于妈字是母亲的代称，在名字中带有妈字，在内地是要犯忌和遭人嘲笑的。有鉴于此，尽管人名的地域性是一种客观存在，在命名时，还是要尽量避免为好。
总而言之，人名是一个社会文化现象，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发生联系。因此，无论是在我们研究人名还是在为人取名时，都要把它与社会联系起来，充分考虑它的基本属性，从而使它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
古人的姓名字号
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大多只有一姓一名。但在古代，人们的姓名远没有这么简单。在通常的情况下，除了姓和名以外，还有字（表字）、号等。
我们今天常说的某某人叫什么名字，其“名字”一词，在古代包括“姓”“名”“字”三个部分，三者各有各的性能和作用，是三个各自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整体。
古人刚生下不久就有了名，长大以后要取字，两者相连，通称名字。关于二者的作用，清朝人王应奎曾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意思是说，名是用来区分彼此的，字则是表示德行的。二者性质不同，用途也不大一样。一般说来，古时候，名是阶段性的称呼，小时候称小名，大了叫大名。等有了字，名就成了应该避讳的东西，相称时也只能称字而不称名。
名与字在多数情况下共同构成一个人的代号，尽管用途不尽相同，二者之间还是有联系的。古人大多因名取字，名与字内容毫不相干的情况几乎见不到。如三国时的名将张飞，字翼德，在这一名字中，“飞”是名，“翼德”则是对“飞”的解释，因为“飞”就是翼之“德”（翅膀扇动而造就的功德）。又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名与字之间也有联系，即“居易”是因，“乐天”是果，只有居住安宁，才能知命而乐天。
古人的名有多种类型，字也有不同用途。古人取字非常简单，往往只取一字，与子伯仲甫等表示年龄阶段的字相连。如孔子弟子颜回字子渊，冉耕字伯牛，冉雍字仲弓就是他们的字。当然有些人取字时干脆只用一字，不加别的字词，如陈胜字涉，项羽字籍等即是如此。东汉以后，人名取字才越来越讲究，情况也越来越复杂。人们在有了名以后，往往把取字看得很重要。有些人在取字时注重效法古人，取字“士则”、“思贤”、“师亮”等等；有些人则寄托对当事人的厚望，取字“温叟”（长寿不夭）、“永全”（永远安全）等等。这些，无不含有深刻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