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买的两块手表都是瑞士表，声音很好听，纯粹，干净，圆润，像古筝一样。有些手表的声音就不是这样，听起来让人觉得那就是一块干燥的薄铁皮。
那天晚上我妈要生我弟弟了，她一只手捂着大肚子，一只手撑着后腰，用力皱着眉，嘴里发出咝咝声。我爸正在洗脸，问她是不是发动了，她点点头，我爸便扔下毛巾，搀着她去了医院。我姐姐也去了，虽然我爸妈戴高帽子使她觉得很丢人，有段时间都不理他们，但在这件事情上她没有袖手旁观，而是帮着我爸，搀着我妈的另一条胳膊。他们晚上去医院有点危险，那时候街上已经有人在用钢管铁棍打来打去了，有时候还用枪。枪声不是很脆，噗啾噗啾的，偶尔有几颗流弹掉到人家房顶上，将瓦片打得吭啷吭啷直响。不过那天晚上我没听到枪声，我听到了手表的声音。我爸把他的手表忘了，它正躺在桌子上嘀嘀嗒嗒地响着，那么清脆，我听着听着就有点呆了。
我撑着凳子挪过去，先看了它一阵子，才犹豫着把它拿起来。它冰凉，圆润，沉甸甸的。它的年龄似乎比我稍大一些，天天都在我爸的手腕上，好像是他的手腕的一部分。我把它捏在手心里，又把手压在耳朵上，然后一点一点地把指头松开，听着听着就觉得有一股清清亮亮的水在柔柔地响亮地漫过了我的耳郭，然后我就忘了自己在哪儿了。我以为自己正很健康地在大街上走着，在河风吹拂着的东河大桥上走着，一直走过了河对岸那些稀疏的树木和房屋密集的村庄。田野无边无际。所有遥远的、隐约而模糊的景致，就像万花筒一样从我眼前掠过。我比风都轻，我御风而行。我在飞。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睡着的。大概是凌晨，我姐姐回家后，把我推醒的。她说你怎么趴在凳子上睡觉呢？她又说你看没看见爸的手表啊？我摇摇头。我枕在耳朵边的手悄悄地动了动，把表握在手心里，然后又把手藏进衣兜。她四下里看着，又跑到我爸妈房里去找了一遍，说：“奇怪，家里没他的表，叫我找什么表？”
她把我抱到我的竹床上，帮我脱掉套在脚上的鞋，打来一盆水，给我洗脸洗脚。她给我搓腿时老捏我的腿骨，似乎怀疑我腿上根本没长骨头。我的腿细瘦灰白，跟蛇一样又凉又软，而她的手茁壮红润。她一边用脚布给我擦脚，一边问我：“你猜妈生了个什么？”我摇摇头。我的心思在我的手心里，瑞士手表就在那儿响着，可她一点也没听见，她说：“一个弟弟。”
她去倒水时我把手表塞到了我的枕头下。我睡的这张竹床缺了一条腿，那条腿是用几块砖代替的。天气似乎是初夏，竹床上铺了张草席，我躺在草席上一动不动。瑞士手表隔着芦花枕头在我耳边响着，声音很小但很清晰，可我没有再梦见自己奔跑。早晨醒来后我怔怔地坐着，又把表捏在手心里。手心里的汗把表都浸湿了。
我姐姐已经煮好了水泡饭，给我盛了一碗，她自己吃完了，又去厨房里给我妈煮面条。她很会做家务。她对做家务有一种热情。除了做家务，她还对毛主席像章充满了热情。她有十几个毛主席像章，大小都有，有一个比酒杯口还大，我们都叫它“红太阳放光芒”。那时候老鼠街一带的小青皮们最喜欢抢像章，还专抢女孩子的，他们一箭双雕，把像章和胸脯都按住，意味十足地抓一把。我姐姐也被人家这么抓过几次，衣服都被扯破了，但她不怕，她把破洞补好，再将“红太阳放光芒”扣在补丁上。那天她胸前戴的就是“红太阳放光芒”。她用毛巾包一只装满面条的搪瓷把缸时，忽然看见了桌子上那块汗腻腻的手表，她眉一跳，转脸看着我：
“李文兵，怎么回事？”
我不看她，我趴在凳子上，仰脸看着西北角上的那根烟囱和它喷出的烟。烟囱是发电厂的，很高，喷出的烟像乌云一样。
她出门时狠狠地按一下我的头。
她提着一把缸面条，兜里揣着我爸的瑞士手表，从老鼠街到红旗路五金交电门市部门口，在那里挤二路公共汽车。下车以后，在去妇幼保健院的路上，她碰到了她的同学魏红。魏红是个很热情的人，那时候在“丛中笑”战斗兵团当宣传部长。魏红吃惊地说：“李玖妍，你怎么还在给你妈送面条呢？你要做逍遥派吗？”李玖妍说怎么了？魏红说：“你不知道斗争多激烈？人家要抢我们的阵地呀！”李玖妍一听，叫魏红等等她，然后风一般跑进医院，把面条和手表往我妈的床头柜上一放，转身就往外跑。
三天后我看见了我弟弟，我妈抱着他从医院里回来了。
我和李玖妍都不喜欢李文革，特别是我，简直有点嫌恶他。他皱头皱脑，身子红红的，像一只小老鼠一样蜷缩在我妈怀里，两条红腿不停地蹬着。他特别会哭，声音又大，纯粹是个哭鬼转世。我爸跟我妈讨论，这孩子为什么这样哭呢？得出的结论是我妈的奶水太稀了。我妈握着一只胀鼓鼓的乳房，把奶水挤到我爸手心里。她挤出来的奶水很急，像小孩玩的竹筒水枪，嗞嗞地响。我爸伸出舌尖在手心里舔了舔，说：“好像连奶腥味都没有，怕是稀了。”他又眨巴着眼睛，吧唧吧唧地咂几下舌头，肯定地说：“稀了，的确是稀了。”然后他们又商量，是给我妈补奶呢，还是直接给我弟弟喂奶糕子？因为刚生了个儿子，又这样商量来商量去，他们的关系得到了一点改善，我爸趁机把衣服掀起来，把背转给我妈，我妈便给他多抓了几下。我爸难得这么舒服一次，他龇着牙，把方案拿出来了。他说：“还是两个都补吧，要是你的奶好了，就用不着再花钱了。”
我爸本想叫李玖妍去买猪蹄髈，可李玖妍说我哪有时间？他只好自己的事情自己干。连着三天，他一次比一次起得早，却每次都是空手而回。他便到百货大楼去买回来一只粉绿色的圆形小闹钟，凌晨两点半，闹铃一响，他就爬起来骑着自行车往副食品公司跑，一边跑一边打呵欠，可结果还是落在人家后面。他恨得咬牙切齿，把闹钟调到凌晨一点，终于排到了第三名，把两只猪蹄髈买回了家。
为了买猪蹄髈，他熬得眼圈发黑，眼珠子上兜着血丝，呵欠打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后来通过别人介绍，他认识了在东门副食品公司开票的周师傅，和周师傅做了朋友，情况才有所好转。他不用起那么早了，只要头天跟周师傅打个招呼，第二天早上去拿就是了。为了报答周师傅，他利用业余时间给周师傅打了一套捷克式家具。
那阵子李玖妍确实没有时间，她戴着那枚“红太阳放光芒”，跟着魏红他们起早贪黑。有一天回来了，腰上竟别着一把驳壳枪。我想摸一下枪，她打掉我的手说，别乱摸！我妈像怕冷似的抖一下，说，你怎么有枪？我爸也抖一下，说，你也上过阵？你开过枪？她翻翻眼睛说，这有什么？
那把枪后来不见了，说是交上去了。没过几天，她又和别人一道扒火车去了北京，一伙人像搞地下工作一样，半夜里集中，大约是魏红，用指节敲我们家的门，笃笃笃，笃笃笃，前三下后三下，我爸迷迷糊糊地说谁呀？等他磨磨蹭蹭爬起来，李玖妍早走了。
她回家时我们都吓了一跳。她的头发乱糟糟的，脸上结着垢疤，身上脏得像巷口上东风理发店里的刮刀布。我们以为那是个叫花子，看了半天才知道是李玖妍。两个月不见，她长了许多见识，她问我们知不知道哈尔滨有多冷？见我们一脸茫然，她便炫耀地说：“一溜清鼻涕淌下来，眨眼就变成了冰！”
她说狗不理的包子真鲜，全聚德的烤鸭肥而不腻，又香又脆。这事后来我也听人说过，人家说的是排队领馒头，跟抢一样，所以烤鸭估计是她吹的。她还给我们吹什刹海，说什刹海的冰真厚，她走在冰上一点动静都没有，就像走在大马路上。她还去过天坛，去过颐和园，还和魏红把《毛主席语录》按在胸口上，站在天安门广场照了一张相。她们挺胸昂首，神情庄严而肃穆。她们的手上都长了黑色的冻疮，手背肿得高高的，像个包子。她老抓手背，说痒。她又脱掉鞋子和袜子，一股臭脚味顿时弥漫开来，把我们熏得喘不过气来，她却一点都不觉得不好意思，很骄傲地叫我们看她的脚。我们看见她的脚后跟裂着很深的口子，里面的肉都冻黑了。
在如何消灭藏在她头发里的大虱婆这件事情上，我妈费尽了心机。起初她想用开水烫死它们，可是李玖妍的脑袋怎么办呢？那还不烫熟了？为了不殃及李玖妍的脑袋，她不知从哪儿弄到了一瓶酒精，用酒精给李玖妍洗头。酒精差一点把她们都熏醉了，她们的脸都是红彤彤的。大虱婆的尸体灰黑油亮，虱仔则像白芝麻，黑白相间，在脸盆里浮了一层。我妈吸一口凉气，声音发颤，说：“真亏你受得了！”我妈因为用力给她抓头，奶水都溢出来了，白花花的。
我妈的奶水不少，就是稀，那时候她胸脯上老巴着一些稀淡的奶花子。
为了使我妈的奶水浓稠起来，我们家的肉票差不多都拿去买了猪蹄髈，结果把我妈吃得连说话喘气都冒出一股猪毛味，可奶水却还是稀稀的。两个月以后，我妈吊着眉对我爸说：“不吃了，再说也老了，吃了也是白吃的。”幸亏我妈吃腻了，我们才又尝到了一点肉味。以前我们只能吃猪头肉，我爸的刀功好，把猪头肉切得很薄，薄得透明，然后又给我们定标准，一餐三片。每片都薄得像糯米纸，进口就化掉了。现在好了，我妈不吃蹄髈汤了，我们终于可以吃肉了。说是油豆泡烧肉，闻起来也是那个味道，可还没翻几下，嘴里还没什么感觉，就找不到肉了，碗里全是油豆泡。
说起来还是要怪李文革，因为他要吃奶糕子。那阵子我黄皮寡瘦满脸菜色，而李文革则像个小地主，手臂和腿都跟藕泡一样。他都胖成这样，我爸还口口声声说他可怜：“这孩子可怜，全靠奶糕子喂大的，别看他胖，他这是虚胖。”
我真想对我爸说，你让我也虚胖虚胖吧。
我爸打家具是从我手上的那只凳子开始的，看我天天在地上爬，他就给我打了这只凳子。自从被人用枪押回老家去掏墙肚子，他就像一棵断了根的草一样蔫掉了。虽然没人当面叫他贪污分子，但从经理到一个称盐的售货员，等于从楼梯上摔下来，那么大的响动，摔得那么惨，谁不知道呢？好在他就是这么摔摔打打过来的，会自己给自己治伤。他治伤的办法就是学做手工活，最初是他们南杂店换柜台玻璃，他自告奋勇给玻璃师傅打下手，结果就学会了划玻璃。然后他又学着做镜子，找一小块平板玻璃，用细砂石和涂有红铁粉的油毡稍稍打磨一下，往上面浇一层水银，再涂一遍清漆。他学会了做镜子之后，我们家里便到处都能看到镜子了。不是那种大镜子，他弄不到那么大的玻璃，他弄得到的都是些不成材料的小玻璃。比如家里窗户破了，他便拿几块小玻璃做成镜子拼上去。我数过我们家里的镜子，一共九块，最大的是厨房窗户上的一块，大约有半个平方尺。
他给我打的这只凳子虽然粗笨，但非常结实，凡是接榫的地方都拴了横楔，无论怎么摔打都纹丝不动。他大约天生就是个当木匠的好材料，那些刨凿钻锯拿起来就会用，什么东西只要看几眼就差不多了。给我打了凳子之后，又给家里打了一张饭桌，给我姐姐打了一张五斗书桌，一张捷克式单人床，都打得相当精致相当有水平。他的木工工具越来越齐全，名声也越传越开，左邻右舍和南杂店的同事都会请他帮忙打点东西。他身体单薄，气力不足，又是下班后去帮人家干活，所以出活特别慢。但既然东西打得好，又不要花工钱，人家当然乐意。人家也不好意思让他白干，会请他吃饭喝酒，有时候还会送几包烟给他抽抽。吃了别人的就省了家里的，虽然省不了多少，但居家过日子，省一个是一个。
因为常给人家打家具，灰呀汗呀，还有木屑子，所以他老是痒，却不肯洗澡，非要我妈催命似的催，才一脸烦躁地把大木盆提到房间里，把椅子凳子之类的东西移开，在桌子和床之间放下大木盆，再从厨房里把烧好的水提过来，关上房门，像个女人似的坐在盆里洗，一边洗还一边抱怨：“麻烦，洗一个澡真麻烦！”
李文革学会走路不久，李玖妍便下乡插队去了，她说这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那几天我爸一下班就闷着头锯板子刨板子，要给李玖妍打一只箱子。除了上箱锁和装提手，这只箱子没用一颗钉子，全是榫头咬榫头，咬得严丝合缝。他还给这只箱子漆了生漆，颜色是当时最时兴的猪肝色。这是他最近学会的手艺。要把东西漆成猪肝色，一般要用猪血调灰，因为有副食品公司的周师傅，所以我爸要搞点猪血还是比较容易的。只是生漆这种东西容易让人过敏，我爸漆了这只箱子之后，连脑门都肿起来了。
我姐姐提着这只箱子出门时，我妈叫她等一下，一边说一边摘自己手腕上的瑞士手表。我爸见我妈摘手表，似乎想拦住她。他说：“哎哎，哎。”但我妈没理他。我妈说：“以后我再买一块吧，现在我戴不戴表都无所谓，她出门在外，有一块表方便些。” 我妈说的没错，工人文化宫的图书室里已经没有几本图书了，图书都被人抄走了，连书架子都被人推倒在地，她被下放在电影院，拿一把用高粱秆扎的笤帚，天天灰雾腾腾地扫地。一个扫地女工，灰又那么大，表都看不清，戴表干什么。
我很羡慕地看着李玖妍戴上了我妈的瑞士手表。我想手表这种东西真是奇怪，怎么她一戴了手表就立即显得成熟起来，完全像个大人了呢？
李玖妍用戴着手表的手提箱子，箱子似乎把她的手臂拉长了，她的手臂比衣袖长了一截，手腕和表都露在外面。她背上背着被子和席子，一只手提着网兜，另一只手提着箱子，像一只骆驼那样走着。酱色塑料凉鞋的底很硬，在麻石上发出咯咯的声音。我爸忽然追了上去，我妈也追了上去。李玖妍再三说过不要他们送的，可他们还是追上去了。他们一前一后地跑着，李文革跌跌撞撞地跟着我妈跑，没跑几步就栽倒了，趴在地上哇啊哇啊地哭。我妈回头叫我：“兵子你带着弟弟呀！”他们在巷口上追上了李玖妍，我妈先给她卸下了背上的被子和席子，又接过那只箱子，都交给我爸，自己提着那只网兜。李玖妍没有跟他们争夺，他们接过去了她就让他们接过去了。她到底还是让他们送了。
我拄着凳子挪过去，骂一声哭鬼，把李文革拉起来。李文革还在哭，但他的哭声被锣鼓声和鞭炮声盖住了。这些声音离老鼠街很近，就在巷子外面的什么地方，顶多就是隔了一条街，或者就在红旗路或胜利路，反正不会太远，否则不能这么响，像一群强盗一样冲进了老鼠街。老鼠街是一条又老又窄的深巷子，哪怕只是一只趿板子走过，巷墙都会发出咣咣的回声。所以那天巷子里一直在咣嗡咣嗡地响着。
后来我妈的手腕上一直空空荡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