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
【经济学故事】
亚当·斯密于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小城可可卡迪。亚当·斯密的父亲是一名律师，同时也是苏格兰的军法官和可可卡迪的海关监督。亚当·斯密出生的前几个月，父亲便去世了，亚当·斯密一生与母亲相依为命，终身未娶。
1768年，亚当·斯密受朋友之邀，着手写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1773年该书基本完成，亚当·斯密又花了三年时间修改。1776年此书正式出版，引起世人的广泛讨论，这就是著名的《国富论》。
1790年7月17日，亚当·斯密在爱丁堡与世长辞，享年67岁。去世前，他烧毁了自己的全部手稿，以免误导后人。他的墓志铭是：《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长眠于此。
亚当·斯密生前享有极大的荣誉。一次，英国首相皮特与几位重臣正在交谈，亚当·斯密被邀参加。亚当·斯密步入室内，每个人都站起来，他说：“诸位先生，请坐。”首相却说：“我们要等您先坐下来才就座，我们都是您的门徒啊。”
【经济学课堂】
亚当·斯密之后，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古典经济学。
所谓古典经济学，核心的一点是，强调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古典经济学的创立者是亚当·斯密。他分析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以及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分析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把它看做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经济活动。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则。他首次系统地论述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指出利润和地租都是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扣除。
亚当·斯密之后，1817年，英国人大卫·李嘉图（1772～1823）发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开创了经济学的演绎法，把经济学的分析引领入科学轨道。他强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认为全部价值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由此，他阐明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他还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比较优势原理。
值得一提的是，李嘉图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25岁时他就靠炒股赚了200万英镑。
第二阶段：新古典经济学。
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发生了一场革命，史称“边际革命”，微积分方法被引进经济学。边际革命论强调，决定商品价值的，不是客观的劳动，而是主观的边际效用。有关边际革命的代表作有《纯粹经济学要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国民经济学原理》。
价值到底是古典经济学所说的由劳动决定，还是边际革命者强调的由边际效用决定？经济学在此处产生了分歧。
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发表了《经济学原理》。他兼收并蓄，以折中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
在他看来，商品的价格（价值），既取决于劳动等客观因素，即供给，同时，也取决于效用等主观因素，即需求，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价格。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是现在大家知道的微观经济学。
第三阶段：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1936年，马歇尔的嫡传弟子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解释了资本主义世界1929～1939年大萧条的原因。此后，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从其产生到20世纪6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直是经济学的主流。
20世纪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出现“滞胀”，即通胀和经济停滞共存，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的破产。
第四阶段：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到目前。
这一阶段，经济学流派纷呈，百家争鸣，不过大体可以分为凯恩斯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
支持的流派主要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剑桥学派。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即新古典综合派。他们既认为市场是有效的，市场的作用是基本的，又承认市场有缺陷，政府的干预也是必要的。这一派代表人物很多，最杰出的是保罗·萨缪尔森，他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70年）的美国人，构建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他的《经济学》从1948年第一版到今天，一直是全球流行的教材。
新剑桥学派。其主要人物在剑桥大学，基本观点和新古典综合派大同小异，主要代表人物是琼·罗宾逊夫人，代表作是《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的反对派主要有货币主义和新奥地利学派。
货币主义。领袖是弗里德曼，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自由主义的大师，强烈反对国家干预。弗里德曼的名著包括《自由选择》、《资本主义与自由》等。
新奥地利学派。以哈耶克等为代表，反对国家干预，竭力鼓吹自由主义，崇拜市场自发势力，反对计划经济。哈耶克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的论战中输给凯恩斯。哈耶克是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除了经济学，他在法学和政治学领域也有突出成就。哈耶克的代表作有《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自由秩序原理》等。
【经济学茶座】
今天，各种经济学派林立，有人开玩笑说，10个经济学家，可能有11种意见，根本统一不起来。很多笑话嘲讽当今经济学派众多，经济学是不能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上层建筑。
问：要多少个经济学家才能把一个坏灯泡换掉？
答：八个。一个人负责把灯泡换上，剩下的七人负责保持其他条件不变。
问：要多少个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才能把一个坏灯泡换掉？
答：一个也不用。要是灯泡坏了，万能的自由市场机制自然会把它更换，如果市场没有更换，说明没有换灯泡的需求，就不必去更换。
问：要多少个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才能把一个坏灯泡换掉？
答：那就要看当时的工资水平和物价指数如何了。
问：要多少个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才能把一个坏灯泡换掉？
答：越多越好。因为这样可增加就业，刺激消费，经济就这样发展起来了。
问：如果我们派1000个经济学家去换灯泡，他们多久能换好？
答：永远也换不好。这1000个经济学家会先分成10个派别，每个派别会分别拥戴一个自己的精神领袖，然后众多派别开始口水大战，纷纷寻找对自己有利对他人不利的证据，然后报纸、杂志和电视台也陆续加入，最后还是没人去换灯泡。
各种不同的经济学派对于同一个经济问题，往往会给出不同的经济解答。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人指责说，危机是对自由市场过度迷信，缺少监管的结果，美国和中国、欧洲国家纷纷通过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刺激需求，以图摆脱危机的影响，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但是也有不少经济学家指出，危机并非市场之过，而是市场作用的方式，是正常的周期性调整，政府干预只会让衰退拖延。
我们都是“经济人”
【经济学故事】
清代小说《镜花缘》中有一个君子国，在这个国家，人人都大公无私，绝不存有半点私心。
君子国也有交易行为，但卖者少要钱，而买者要多给钱。以下是其中的一幕场景。
买东西的人说：“我向你买东西所付的钱已经很少了，你却说多，这是违心的说法。”
卖东西的人说：“我的货物既不新鲜，又很平常，不如别人家的好。我收你付价的一半，已经显得很过分，怎么可能收你的全价？”
买东西的人说：“我能识别好货物，这样好的货物只收半价，太有失公平了。”
卖东西的人又说：“如果你真想买，就照前价减半，这样最公平。如果你还说这价格太低了，那你到别的商家那儿去买，看还能不能买到比我儿这更贵的货物。”
他们一番争执不下，买东西的人给了全价，拿了一半的货物转身就走。卖东西的人坚决不他让走，路人驻足观看，都说买东西的人“欺人不公”。最后，买东西的人拗不过大家，只好拿了上等与下等货物各一半才能离开。
故事中的两位主人公与经济人相差甚远，他们的行为在现代人看来甚至觉得有些可笑。
【经济学课堂】
所谓“经济人”假设，就是假定人思考和行为都是目标理性的，唯一试图获得的经济好处就是资源既定时的利益最大化，对个人而言是收入和效用最大化，对企业而言是利润和企业资产价值最大化，对国家而言就是GDP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换句话说，经济学认为所有人都是理性经济人，一切行为的目标只为个人利益最大化。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段话对理性经济人有较为清晰的阐述：“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我们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好处。”亚当·斯密的这段论述向我们表明，人和人之间是一种交换关系，能获得食物和饮料，是因为每个人都要获得自己最大的利益。
在经济学世界里，人人都是理性经济人——不懈地追求自身最大限度满足的理性的人。它包含两层意思：人是自利的，同时人又是理性的。也就是说，每个人做事情都是为了有利于自己，并且每个人都知道做什么事情和怎样做事情才能有利于自己。
显然，经济人都是自利的，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追求。当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面临若干不同的选择机会时，他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经济利益的机会，即总是追求最大的利益。有一点需要指出，自利并不完全等于自私。
资源总是有限的，人类生存的本能决定了人必须是利己的。经济学正是研究资源稀缺条件下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也就是如何获取更多的利益。功利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边沁总结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类的天性。
如果人人都是理性经济人，都是理性且自利的，那么社会秩序不会变得混乱吗？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给出了回答：“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处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也就是说，人人都是理性经济人，更能在客观上维护社会的秩序。
【经济学茶座】
自古以来，人们关于人性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争论焦点是人性的根源和善恶。
先秦时期的韩非子认为，医生能够在病人的伤口上吮吸脓血，并不是与病人之间存在骨肉亲情，完全是因为他的利益在于病人的回报。木匠造棺材的本意不是憎恶别人，而是因为他的利益在别人的死亡上。由于利益的驱动，才使得人们心中的念头在道德层面发生了善恶的区分。
我国明代思想家李贽认为，世间所有人无不为私而忙碌着。“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后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为学者，私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也就是说，私和利是人们做一切事情的直接动因。君子国中的人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并不是要批判自利的人性，经济学承认人性利己的合理性，承认人利己的行为是正当的。经济人假设的正确性，并不是说它适用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的一切行为，而是指它适用于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
范美忠本来是四川省都江堰市的一名普通教师，但在2008年5·12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丢下了学生，第一个跑出了教室。
后来范美忠发表了《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一文，文中细致地描述了自己在地震时所做的一切以及过后的心路历程。范美忠在这篇文章中自述：“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这番言论引起了铺天盖地的批评与漫骂。
从道德层面来说，范美忠绝对应该受到非难和谴责，尤其是与谭千秋老师、周汝兰老师的高风亮节相比较时。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处处都提倡利己的行为，因为在趋利性之外，我们还受到良心、道德乃至法律方面的约束。
经济学认为所有人都是经济人，并不是赞扬利己性，只是承认它是无法更改的人性，承认经济人的存在只是对人类趋利本性的一个认识和引导。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我们不可能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就不择手段，我们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以及法律制度的约束，将人的利己心和利己行为变成增加社会财富、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
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的根基，没有经济人假设，就不能正确认识经济规律，也不可能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要看到经济人假设只是一种人性假设，在现实生活中，人不可能处处都以经济人的视角观察世界。如果把利己的观点运用到一切生活准则中，那么生活将不可避免地会变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