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袁世凯是个值得重用的人物。1882年吴长庆受命去朝鲜，把他编进随员之中。后来，袁在朝鲜待烦了，又跑回国，到老家去一面享清福。一面注视着官场的一举一动。
“火速到天津。”想来想去，最后李鸿章决定用简短的电文，这样会更为有效。
李鸿章估计袁世凯正在等待着决定性电报。
袁世凯在河南的农村东游西逛，无所事事，但他对时局的动向从未冷漠过，尤其是朝鲜的形势。在北京的叔父袁保龄经常写信给他通告情况。
“世凯的东山再起仍然在朝鲜问题上。”袁保龄总是这么想。
“旅顺来的信真多啊！”袁世凯的妻子说道。
“在旅顺我的知己多，当然信就多。”袁世凯从妻子手里接过来信。
根据《天津条约》，中、日两国都从朝鲜撤退了军队。从汉城撤回的清军，移防旅顺。在朝鲜苦乐与共的战友们现在都在旅顺，难怪他知己要多了。不过，从那里来的信之所以非常多，主要是袁世凯一个劲儿给他们写信的缘故。
袁世凯对别的事情并不挂心，只有朝鲜问题，他不愿败给任何人，一提起朝鲜，就好像听到自己的名字一样。
清廷正式决定释放大院君，是甲申的第二年（1885）旧历九月二十日。朝鲜“陈奏使”一拖再拖，终于抵达北京。
“派你押送大院君。”李鸿章见到袁世凯，立刻宣布任务。
“让丁提督去不行吗？”袁世凯反问道。
他从朋友的信中得知，这一任务很多人推举丁汝昌去完成，但李鸿章反对，选中了袁世凯。
“若派丁汝昌去，怕被认为是清军重返朝鲜，就是说，丁这个人太显眼……所以，我想换个小人物。”李鸿章答道。
的确，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的军人色彩未免太浓厚。刚刚按《天津条约》从朝鲜撤兵，如果丁汝昌有所行动，恐怕被误解成清政府违反协定。
“是……小人物？”袁世凯似乎很不服气。
“当然，是小人物。只把首脑换一换，其他人员照旧。”
“随行人员都有谁？”
“王永胜、黄金志、张绍华、黄建完……”李鸿章屈指念道。
“全是总兵级的。”袁世凯同意了。
倘若提督丁汝昌带上数名总兵，是很平常的，但是，就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阵容似乎过于堂皇了。
“这是中堂的有意安排。”袁世凯立刻领会了用意。
选派押送大院君归国的负责人时，丁汝昌的名字被提出来，李鸿章没有立刻反对。他一开始就决定起用袁世凯，只是不急于说出。委派丁汝昌的呼声很高，紧接着便讨论了随员的人选。会议快结束时，李鸿章才不慌不忙地说道：
“刚刚同日本缔结了协定，派出以军人为首席的使节值得考虑。随员是军人还可以，只是首席，在目前，我认为不派军人为好。”
这的确是正确意见，谁也不能反对。那么，用谁做首席？不消说，这个人必须熟知朝鲜情况。只是押送，抽调勤务在身的忙人也不妥当。……啊，有了，袁世凯正在家乡，听说他母亲病况好转，用他最合适。
于是决定只掉换首席，随员照旧。
率领一批总兵出使朝鲜，朝鲜人对袁世凯的评价肯定会更高。他们会认为袁世凯很有权势，这就是李鸿章的用心所在。他巧妙地在人事会议上做了些手脚。
一周之后，以袁世凯为首的使节团在天津上船。大院君及其长子李载冕等20余人，在大沽口改乘军舰镇海号，开赴朝鲜。
镇海号驶达仁川是旧历八月二十五日，阳历10月3日。听到大院君归国的消息，汉城沸腾了。由李鸿章派到朝鲜但转而亲俄的朝鲜税务司穆麟德（德国人）对闵妃一派要人说：“现在正是同俄国定约的时候。”他想最后说服他们。
“大清驻朝商务公署的那个陈树棠又不是吃干饭的，一不留神，与俄国合作的事就会露出马脚！”
闵派要人是慎重的。穆麟德掩饰不住他的嘲笑，说道：
“大院君一回国，以清廷势力为后盾，会把你们闵氏全杀光的，如今还怕什么？”
“听说大院君发誓归国后不再参与政治。”
“那不过是嘴上说说罢了。为什么清政府偏偏在这个时候释放大院君？明摆着是为了牵制闵氏家族！”
“我们对清廷是顺从的，大院君也不能把我们怎样。”
“这种想法太天真了！……在海参崴的谈判不是让清廷知道了吗？清廷不会认为你们是顺从的。你们拼命乞求别释放大院君，结果又怎样？……依我之见，不如同清廷所惧怕的俄国打交道。”
“跟俄国人不熟悉……弄不好，会被他们勒索的。”
19世纪末，美丽富饶的亚洲诸国对帝国主义列强开始以怀疑的眼光观察了。朝鲜接近俄国，也是胆战心惊。清廷是200余年的宗主国，它的一些做法，大体上已经掌握。而俄国也不无侵略野心，现在接近它，它会怎样控制朝鲜，却无从知道，所以，不熟悉的俄国更为可怕。
“老实说，俄国正寻求不冻港；当然，这会引起英国和日本的不满，美国也一样。……只不过是使用不冻港这么点儿事情嘛。从清廷手里夺回整个朝鲜，然后借出港口的一部分，难道不合算吗？”
“不过，现在……”
也许大院君明天就踏上朝鲜国土，闵妃一党已经顾不上长期对策，得赶快想办法应付眼前。
闵妃找来兄弟们，共同商议。
凭大院君一个人，是无法肃清闵氏一族的。而且，这次清廷使节没带来军队，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对于这种意见，闵妃和穆麟德一样，认为他们是太天真了。
“固然，大院君只有两只手，”闵妃说道，“可是，只要有人愿意为他当走卒，他就可能做出大事来。”
闵妃的紧急对策就是立刻处死大院君的残党，斩断大院君的手脚。而且，要尽量戏剧性处刑，使那些与大院君一同归来的人们心惊肉跳，不敢参与同闵派的斗争。闵妃决心要实行恐怖政策。
“3年前煽动壬午军变的叛逆者现已查明。”以此为借口，闵妃逮捕了她认为是大院君派的金春永、李永植等人。大院君一行到达仁川之日的早晨，这些人被“凌迟处斩”。
凌迟是一刀一刀地割杀的酷刑，在死刑中，比绞刑和斩刑更重。
“什么！没人来迎接？一个人也没来？”
登上仁川，袁世凯听说没人迎接，顿时气得脸色苍白。
其实，朝鲜政府派了“迎接使”李寅应去仁川迎接，但是，他得知那天早晨的处刑那么凄惨，吓得躲了起来。大院君到达之日搞处刑，这无疑是闵妃一党对大院君派的宣战。
虽然上司有令，但如果真的去迎接，说不定就会给加上什么罪名，丢了脑袋，想来想去，李寅应到了仁川，但没敢在大院君面前露面。
他之所以到仁川，是不违背上司命令的意思，他之所以没露面，是不欢迎闵派的敌人大院君的意思，这真是无可奈何的处世法。
袁世凯的脸苍白了一阵之后，泛起红潮。他压住愤怒，劝慰自己：今天来的幸亏不是丁汝昌，而是我袁世凯。这种时候，比起他来，我想出的办法要高明得多。
国王的生父归国竟没有一个人前来迎接，这是出人意料的。对于这种事态，预先毫无准备，必须临机应变。袁世凯在思考对策之前，就自信他想出的办法一定要比武夫丁汝昌高明。
“该怎么办呢？”
袁世凯把眼睛瞪圆，张望了一阵，又眨了几眨。
大院君归国，朝鲜宫廷采取了冷淡的态度。不，在归国的当日处死了大院君的忠实家臣金春永和李永植，这种态度已超出冷淡，可以说是敌对。然而，民间却没有附和宫廷，他们对幽闭异域多年的大院君寄以淳朴的同情。如前所述，原来与大院君对立的亲日派，甚至在政变后的政府人选中起用了大院君一派的人，就是为了利用民众对大院君的爱戴之情。
大院君在仁川登岸，宫廷没有正式迎接，却受到民众的夹道欢迎。据《容阉弟子记》记载：“二十五日抵仁川，韩之绅民络绎来迎，父老多流涕者。仁（仁川）至汉（汉城）七十里，不绝于道。”
仁川是首都汉城的出入门户。当时朝鲜的主要开放港口有仁川、釜山、元山等三处，清廷在三港均设“分署”，类似领事馆。因为清廷对朝鲜总抱有宗主国意识，所以尽可能避开外交用语，在首都汉城的公使馆称作“公署”。
以袁世凯为首，一行人登陆后，在分署下榻。仁川有日本相英国的领事馆，他们分别来清廷分署拜访。
按照外交礼节，应当回拜，但大院君没有去，这是出于谨慎。日、英两国领事祝贺大院君归国，到的是清廷分署，所以需要袁世凯回拜。停泊在仁川海面的英国军舰上的官员也来拜访。
“英国军舰是闵妃特意叫到仁川来的。”心腹们把街头巷尾的谣传告诉袁世凯。
“这很可能……”袁世凯点点头。
释放闵妃的仇敌，引起她对清廷的怨恨。她刚刚采取靠近清廷的姿态，同亲日派斗争一气，却挨了当头一棒，自然对陪同大院君归来的袁世凯也恨得咬牙切齿。
叫来英舰是一种示威行动，暗示朝鲜被清廷抛弃了，但还有英国、日本以及俄国。
亲日派在朝鲜有牢固的根基。巨头金玉均虽亡命国外，但余党并未销声匿迹。而朝鲜同俄国联系，也是无可掩饰的事实。穆麟德在背地里穿针引线，已经是人所共知。朝鲜暗派使节去海参崴，也已被清廷的东北官宪所察知。
朝鲜同英国的交往，一直没公开。闵妃把英舰叫到仁川来，其意不外是向清廷表示：“不光是俄国和日本，还有……”市井流言，可能是闵妃一党有意散布的。
“这真是一件棘手的事……”
袁世凯苦笑了。回拜之前，他往汉城打了电报，毫不含糊地责问为什么不派人前来迎接。其实，他完全清楚闵妃的心思。
接到电报，朝鲜宫廷这才勉强又派出迎接使。
袁世凯对朝鲜宫廷使者说道：
“我奉朝廷之命来送汝王之父，汝等竟如此简慢亵渎，不拘有何缘由，外观必须郑重严肃。仁川这里有日、英等外国使馆，若被他们说朝鲜简直没有君臣父子之情，你们不觉得羞愧吗？”
20多岁的袁世凯向朝鲜内阁大臣级使者说教。
8月27日，袁世凯和大院君一行人进了汉城，即阳历的10月5日，星期一。朝鲜国王在南门外张起帐篷，迎接生父。相隔3年，骨肉相聚，本当十分高兴，然而，国王的表情却非常拘谨，他是怕得意忘形，妻子闵氏一定会恼怒。在他周围，到处有闵氏的亲信心腹，虽为国王，却极端害怕侍卫们向他妻子告状。
大院君的私邸云岘宫里住着他的老妻和侧室，她们列队门前，恭恭敬敬地迎接主人归来。
“你不要作政治性发言。如有外国使节拜访，可以出门回拜，国内权贵、政客的拜访，就不要去回拜了。”
袁世凯把大院君送到云岘宫，临别时叮嘱了一番。
后来，闵妃下令禁止文武百官同大院君互访和书信往来，还公布了《大院君尊奉仪节别单》8条规定。在尊崇大院君的名义下，严格控制云岘宫的出入，实质上就是幽禁大院君。
闵妃又往云岘宫附近派驻军队，大院君的家臣、仆从终日惶惶不安，逃亡者陆续不绝。
袁世凯会见朝鲜国王，对处死金春永、李永植等人提出抗议，要求今后不得加害大院君方面的人员。
包围云岘宫的军队不久又撤回，这并不是屈服于袁世凯的抗议，而是因为担当参谋角色的穆麟德劝告闵妃：“这样明目张胆地镇压，不但给清廷以介入的口实，也会给外国人留下恶劣的印象，没有好处。”
这年6月，李鸿章免除穆麟德“外署协办”之职，一个月后，又把穆麟德的“税务司”职务解除了。然而，穆麟德依然留在朝鲜，担当闵妃一党的外交顾问，薪金300元，可以自由出入朝鲜宫廷。闵妃一党想利用穆麟德详知清廷内情这一点，以抵抗清廷行使“宗主权”。穆麟德当然还要劝闵妃与俄国勾结，而闵妃也没有放弃此心。
后来，俄国派驻天津的领事韦贝转任驻朝鲜公使。
前途莫测，但袁世凯此行的任务只是押送大院君而已。
“你还惦记这里的事？该回去了。”随同前来的王永胜斟酌一番用词后说道。
总兵王永胜不论年龄还是资历，都比袁世凯高出很多，但这次朝鲜之行，袁却是首席，他只是随员。袁是上司，必须尊重，但也有一定限度，过于尊重也不适当。
尽管担心朝鲜的局势，但任务完成了，就必须回国。袁世凯突然笑起来。
“哪里，无所谓惦记不惦记，听其自然吧……”
袁世凯一边笑着，一边反省：心事让王永胜看出来了，作为政治家，特别是搞外交的，这简直是耻辱。他满不在乎地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真的？”
王永胜表示怀疑，心想：这小毛孩子！但又一转念：或许他将来会是真正的大人物。
袁世凯在朝鲜停留十几日，这期间他写了一篇《摘奸论》，交给李熙。
这是篇揭发奸党的文章。“奸”，主要指俄国，具体是指在朝鲜、俄国之间跳窜的穆麟德。
在短暂的停留中，袁世凯向值得信任的金允植剖析了国际形势和俄国的不足信赖，劝告他少接近穆麟德和韦贝，小心俄国的阴谋。他把劝说金允植的话写成文章，就是《摘奸论》。
据《容庵弟子记》记载，袁世凯把《摘奸论》递交朝鲜国王，是9月7日。其内容也向政府高级官员公开了，据说，读了它，“王及王妃均惊悟”。
次日，国王召见袁世凯，长时间笔谈（朝鲜人多识汉文，但口语难通，故当时中朝官员多用笔交谈）。
“俄国一向以最小劳力换取最大效果，派遣军事教官一事，更须戒备，它会由此抓住朝鲜兵权，乘隙而入。俄国物色不冻港，只有在朝鲜，它怎能不生出觊觎之念？”袁世凯反复论说。面对面的笔谈要比《摘奸论》更具体、切实。他把穆麟德的策略批得体无完肤。
“用这样的人，国家也会被他盗走的！”穆麟德被清廷解职以后，朝鲜政府雇用为“典圆局差使”。现在，国王决定给3个月的薪金作为退职金，将他解雇。
失业后的穆麟德造访袁世凯。
“有没有什么工作？”
此事，《容庵弟子记》中也有记述。如果是事实，那么穆麟德的脸皮可够厚的了。他也许是假借找工作，探听清廷方面的虚实。
袁世凯完成任务，9月18日回天津，立刻向李鸿章作了汇报。
李鸿章边听边点头，没有插言，可见袁世凯的汇报很得要领。听完之后，李鸿章说道：“公署太软弱喽！……”
袁世凯对于驻朝鲜公署只字未提，当李鸿章提及时，才答了一声“是”。
陈树棠似乎没有魄力，但也没有特别可指摘的缺点，只是缺少威严罢了。
“需要改组！”李鸿章捋着胡须说道。
“名称也需要改。”
“商务公署这个名称也太软弱！”
“这只能被人当做领事馆。”
“有人提出让徐承祖兼任。”李鸿章平淡地说。
徐承祖是驻日公使，就是说，让驻日公使兼任驻朝鲜公署首长。
“这可不妥。”袁世凯说道。
“我也反对。”李鸿章不假思索地说。
他想说：朝鲜已成为国际政局的一大焦点。中、日两国之外，近两年来，英、美、德、俄、意大利等国分别同朝鲜缔结了条约。听说法国也在进行活动。俄国任命了驻朝鲜公使。外国已开始重视朝鲜，而清廷却让驻日公使去兼任，确实不妥当。
“这是井上的意见吗？”袁世凯问道。
驻日公使徐承祖在半年前同日本外务相井上馨面谈，井上对徐说：“希望贵国改派更有决断能力者做驻在朝鲜的负责人。委任以后，请他来访日本，不但可以受到阁下的有益教导，还可以同我国有关方面会晤，交换意见，今后同我国驻朝鲜公使和睦相处。”
徐承祖把会谈内容详细地报告了李鸿章。此事，袁世凯早就从叔父袁保龄那里听过。凡是有关朝鲜的事，袁世凯确信自己比谁都“通”。
李鸿章的眼睛闪了一下：他怎么知道？李鸿章马上就想起自己曾把徐承祖的报告给袁保龄看过，而袁保龄总是把朝鲜的任何事情都告诉给侄儿，因为袁世凯要以通晓朝鲜为政治资本。其实，李鸿章也估计到这些消息都会传到袁世凯的耳朵里。
“哈哈哈……”李鸿章笑了。“外国政客的意见不一定都对我们有害。……让陈总办去做，确实有困难。”
这一年（1885），清政府向外派出公使的有日本、英、美、德、法、俄、西班牙、秘鲁、意大利、奥地利、荷兰、比利时12个国家。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兼任英、俄两国公使，7月时同刘瑞芬交接，刘也兼任英、俄两国公使。许景澄兼任德、法、意大利、奥地利、荷兰、比利时6国公使，张荫桓横跨大西洋兼任美、秘鲁、西班牙3国公使。
清政府虽与12国互换公使，但实际只派出公使4人。4人之中，专任只有日本的徐承祖，所以徐承祖向李鸿章提出他兼任朝鲜，并不奇怪。
“是啊，应当找一个更果断的人。”袁世凯道。
“让徐承祖专注于日本吧，朝鲜那里派一个特别有决断能力的优秀人物去，已定下来了。”
“是我吧？”
“哈哈哈，你真是恬不知耻……”李鸿章边笑边说。
“一定不辜负中堂瞩望。”袁世凯立刻郑重地说道。
“吴大澂学识渊博，但称不上奇才。”李鸿章的谈话似乎不着边际，但这里有他的一贯脉络。
前一时期吴大澂曾运动过，想担任驻朝鲜公使，对此袁世凯也有耳闻，李鸿章的讲话就是以此为前提。吴大澂是进士出身，在金石学方面被称为泰斗，受到人们尊敬，然而驻朝鲜公使的差使对他却不适合。这里需要“奇才”。李鸿章承认吴大澂是学者，却不认为他是奇才。
“奇才，还得属我袁世凯吧？”袁世凯毫不胆怯地说道。李鸿章不太高兴地皱了一下眉头，但还是点点头。
“马上就出发。”李鸿章说道。
对于政府来说，朝鲜不是纯粹的外国，所以不用公使这一名称，但实质上这却是一次公使的人选。当时，大使这一名称只用于大国与大国之间互相派遣的全权大官身上。由于清政府不是国际政治上的大国，即不是列强，所以驻外负责人均用公使之名。等级是二品或三品，相当于道员、省布政使、内阁各部次官。
袁世凯不是科举出身，推荐他时，李鸿章耍了一些花样。他不但说袁世凯“胆略兼优，能识大体”，还说是朝鲜国王李熙曾要求派遣“熟谙朝鲜国俗，时务练达的袁舍人”。
李鸿章起用袁世凯的奏折是9月21日呈递的，在袁世凯向他汇报的3天后。
两天后，9月23日，发出上谕：“以道员办用，加三品衔。”
道是仅次于省的大行政区，台湾由福建管辖时是台湾道，其长官是道员。道员实际是正四品官，所以这是特意给袁世凯的待遇。一年前，徐承祖受命驻日公使时也是以道员任用的。以前袁世凯驻在朝鲜时以同知被任用，只相当于知府之下的正五品官。
汉城的公署也被改组。以前称商务公署，带有总领事馆的性质，这次扩大为公使馆规模，袁世凯的正式职称是“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
陈树棠在任时只办理商务，现在增加了“交涉”。“交涉”就是“外交”，因为清政府把朝鲜视为属国，总避开外交一词。陈树棠当时被称为总办，而袁世凯则称为总理了。
公署人员，在陈总办时代是12人，袁世凯赴任后增为22人，将近一倍。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增加到54人。上记数字自然不包括仁川、釜山等公署的人员。
10月7日袁世凯偕同李荫梧、姚文藻等人踏上赴往朝鲜的旅途。李是仁川、姚是釜山的负责人。
袁世凯之下有两名随员，即谭赓尧和张承涛。英文翻译是唐绍仪，日文翻译是张光甫，朝鲜通事是金大用等一伙人。后来的大人物唐绍仪的身份显得很低，但薪金上，因为是英文翻译，给了120两。而随员谭、张才80两，相比之下他的待遇很高。日文翻译张光甫仅30两，显然唐绍仪在当时已经被重视。日文翻译的30两比起朝鲜通事的15两来，还多一倍。至于仁川和釜山的分署负责人，则都是200两。
可以想象出袁世凯那副得意扬扬的样子。刚满26岁，竟然把堂堂进士出身、年已50的吴大澂击败，弄到了驻朝鲜公使的位置。他摇晃着膀子在仁川登陆，是很自然的了。袁世凯谒见朝鲜国王是10月15日，阳历11月21日，星期六。
“不管怎么说，没有军队……”
李熙的口气是把一切简单地归结为武力。他辩解，有时不听从清政府，是因为它撤退了驻防军。
“如能派来大军，我们将只依赖上国。”李熙说道。
朝鲜国王向袁世凯请求出兵，似乎是件怪事，其实，他的发言不是他个人的意思，一定有闵妃的主意起作用。
朝鲜国作为一个国家，要求独立的意愿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也是多年的夙愿。但是，在独立以前，各派势力之争相当激烈。闵妃一族的事大派，必须全力对付以日本为背景的开化派，因此就需要清政府的武力。然而，由于释放大院君归国，加深了闵妃一派的抱怨情绪，认为“清政府是依靠不得的”。不依赖清政府，就得把“保险”放在别国，自然要向俄国联系。但是，清政府对朝鲜同俄国交往一事，又极其神经质。
朝鲜国王还通过李鸿章不断向清朝廷提出“奏咨”，请求“遣兵驻防”。
清政府同日本之间缔结有《天津条约》，出兵朝鲜时必须通告日本，恐怕日本也要派出相同数目的军队。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清政府不能出兵。
“因为同日本有条约，不能常驻大军，但仁川有清舰数艘，一旦有事，会作出反应的。”袁世凯这样回答了朝鲜国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