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欺骗天皇的大臣，才是最忠实天皇的人。”外相不愧是诡辩奇才。
1894年6月2日深夜，接到清政府决定出兵朝鲜帮助平定叛乱的情报后，在戒备森严的外相官邸，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紧急召见林董外务次官和川上参谋次长，举行了以陆奥外相为首的三人会议。
林次官的回忆录以一种“事情已经过去，说也无妨”的语气，把三人的讨论归结于一点，即：不是如何去和平地平息事态，而是如何去掀起战火，如何获胜，以挽救处境困窘的伊藤内阁。
这次秘密会议的重点是如何蒙蔽伊藤总理大臣。往朝鲜派兵，伊藤首相并不反对，只是不那么积极。作为首相，或者从他的性格来看，他不会做出强硬到底的姿态。李鸿章曾高度评价他这种政治姿势，认为伊藤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只要他在首相位置上，就可以放心。
其实，伊藤博文绝不是和平主义者，他是地道的明治时期的政客，是国权扩大论者。只是在扩大的具体方法上，他认为不可过于强硬。出兵，伊藤首相是赞成的，但大量派兵，他也许不会应允。
这时，在朝鲜，日中两国的现有势力，仍然是挥舞“宗主权”的清王朝要强些。因此，陆奥也认为是“失掉平衡的日中两国在朝鲜的权力之争”。
在阁僚会议上，他表示要维持对朝鲜的日中两国的权力均衡。伊藤首相所希望的，是保持两国势力的平衡，而陆奥外相的本意却是想来一次逆转。他的奋斗目标不是“赶上”，而是一鼓作气地“赶过”。同样的国权扩大论，但伊藤是逐步升级的阶段主义者，对于搞什么逆转之类的极端政策，恐怕是不会赞成的。
派出的兵力，三个人的结论是需要6000～7000人，而大鸟公使认为保护公使馆和侨民只需要500～1000人。可见，在规模上有很大出入。
清政府的军事情报，已掌握在川上次长手中。为平定东学军，估计清政府派兵不会超出5000名。
日本出兵，可能要同清军发生冲突，那就应派出在第一次接火时足以制胜的兵力。清军必然求和。假如清军虽败北而不求和，继续增援，日本就再派遣一个师团，在平壤附近再胜一次。那时清军非讲和不可。小川又次少将的《清国征讨策案》，7年前就完成了。因此，第一阵的兵力马上就决定下来。
“又是6000，又是7000的，这个数字让总理听到，他会大吃一惊！”陆奥很担心。
“他能那样吗？”川上次长稍稍思索了一下。
“他是位和平主义者！”
“那么，这么办吧——”川上想出一个好主意。“对总理就说派出一个旅团。”
“一个旅团，人数是……2000人吧？”
按照当时的陆军编制，旅团大体上是2000人。
“哈哈哈……”川上参谋次长笑了。“阁下对军队的编制是门外汉，总理也不例外。不错，旅团的建制兵力是2000，但有一种混成旅团，可以增加到七八千人。”
“若是总理问到兵力呢？”
“就用一个旅团应付他。至于旅团的编制，就说事关军务，听由军部处理。”
“有道理……”
陆奥外相十分佩服这条妙计。
伊藤博文这时已是政界的元老，而山县有朋则是军界的元老。
“两个老糊涂！”少壮派官僚们这么称呼伊藤和山县，尽可能蒙混他们。像“一个旅团”之类，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德富猪一郎的《苏峰自传》里有这么一段：“甲午战争不是老一辈人发动的，而是年轻人掀起的。在内地是川上端六中将（参谋次长），在北京是小村（公使）。而陆奥（外相）等人，巧妙地捉住了时机，巧妙地操纵了伊藤、山县等大人物。”
林董的回忆录中，也有可以证实这些情况的插话。
说是年轻人“操纵”了大人物，其实，用“蒙混”之类说法似乎更恰当些。派遣兵员巧妙地蒙混过去了，但是，要长期蒙混下去却非常困难。于是，想出了一个使老糊涂们无法插嘴的方法。
这就是设置大本营。
1894年6月5日，在参谋本部内设置了大本营。关于往朝鲜派遣混成旅团事，也获得天皇批准。
军事动员及各种计划，均属“统帅事项”，由大本营直接决定，虽内阁总理大臣也无权过问。这样，伊藤首相在战争进行上就成了局外人。
按理说，应当依据“战时大本营条例”，在宣战之后才能设置大本营。明治二十七年6月5日那一天，日本还没有宣战，所以，这时设置大本营应该说是违法的，但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知道这是一种违法勾当的，恐怕只有川上中将等，也就是强行设置大本营的少数几个人。
设置大本营两天后，6月7日，陆军省和海军省禁止报纸、杂志报道军机。
海军省只是在陆军省禁令中的军队二字之上加了“军舰”二字，其他文句完全相同。当时的海军大臣西乡从道与陆军大臣大山岩都是伯爵。
同一天，敕令设置了临时陆军中央金柜部。——“战时或临事变之际设于东京，掌管临时陆军经费之收支及决算报告事宜。明文规定这是一个完全独立于司法、立法部门的战费财政部。可以借机密之名，自由地动用巨款。”
于是，军费锁在密室里，报道以所谓“大本营发表”的形式垄断。6月9日，各报馆刊登一条消息：“鉴于朝鲜国内内乱频仍，其势日益猖獗，该国政府又处于无力镇压情况之下，为保护在该国之我国公使馆、领事馆及国民，特派军前往……”
1894年6月6日，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根据《天津条约》第三条规定，向日本外务省通告出兵朝鲜事，其中有一句“为保护属邦”。
翌日，6月7日，日本务省通知中国公使：日本出兵朝鲜，“不承认朝鲜为清之属国”。
日本驻中国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向李鸿章通知出兵，也在6月7日。小村年39岁，是所谓少壮派。通知很简单，只说是根据《天津条约》，派兵朝鲜。
清政府办理外交事务的衙门叫“总理衙门”，全称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中国曾经是世界帝国，同它有各种关系的国家，它不认为是平等的“外国”，而是属国。所以，它没有相当于近代国家的外交部，只用礼部和理藩院适当地处理外国事务。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各国在北京开设公使馆，这才不得不设一个同外国外交官办交涉的机构——总理衙门。设于1861年，名曰“总理各国”，而不叫“总理外国”，够顽固的了。
总理衙门由十来名侍郎（副部长）以上的高官担当总理衙门大臣，是合议制，原则上均有兼职。
设置这样一个同外国对等的衙门，清政府感到十分懊恼，在处理实际事务时总是拖泥带水。
总理衙门接到小村代理公使的照会后，要求日方：“我国受朝鲜政府之请，为平定其内乱，依据保护属邦之旧例，派兵前往。内乱平定后，立即撤兵。日本政府派兵之理由称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及商民人等，估计不会需要过多军队。加之，朝鲜政府并未呈请日本出兵，故不宜往朝鲜内地输送军队，以惊扰住民。万一同我国军队遭遇时，恐因言语不通，发生事端。请转告贵国政府。”
小村将照会转呈本国政府后，日本政府答复：“我国政府根据《天津条约》之规定出兵朝鲜，没有理由接受贵国之指示和要求。”并重申从未承认朝鲜为中国之属邦。又说，日本军队服从纪律、节制而进退，即使与清军相遇，也绝不会发生事端。反倒提醒清政府令其军队勿寻衅闹事。
照会往来已迸出火花。《蹇蹇录》中写道：“和平虽未破裂，干戈虽未交锋，仅在一篇简牍中已显示彼我所见不同，过早表现出甲争乙抗之状态。两种电云即将正面接触，刹那间可成电闪雷鸣之势，其意甚明。”
陆奥外相的方针是：在外交上可表现为被动状态，一旦有事，军事和各方面都必须要先发制人。
但是，往朝鲜的中心港仁川输送军队，日本自宇品港出发大约需要四昼夜，而中国从山海关或大沽起程只需要两昼夜。假若接到清政府的出兵通知后才出兵，就会落后一步，这在军事上是绝不允许的。于是，日本方面想出一个妙策：借大鸟公使返回任所之机，多带些步兵。
不过，伊藤首相反对这么做。他认为：“这不是给对方以口实吗？”
日本政府打算根据《天津条约》第三条，中国首先出兵，然后日本也出兵。这就是所谓外交上的被动立场。
“因东学之乱，仁川、汉城都乱得不可收拾，所以应带些警备人员。”陆奥外相抱住他的妙策不放，说道。
“可是，这也应该有个分寸。譬如，同是警备人员，叫它军队，就不如叫巡查稳妥些。方法上必须再研究一下。”伊藤说道。
对于公使返回任所时带些武装兵员，伊藤首相并不完全反对，条件不过是别给清政府以借口。他的妙策是考虑把军队称为警察。
乘军舰前往，当然要有水兵。水兵一登陆，作为陆战队，就成为最好的兵力。在舰上比定员多编入一些水兵，就可以很自然地增加兵力。同海军协商的结果，在定员外又增加了近百名水兵。
正同西乡海军相商议时，得知在外洋演习的数艘日本军舰返回釜山附近。若命令这些军舰回航仁川，就能进一步增加兵员。
300～400人，是大鸟公使可以带领的兵数，显得很正常。警视厅的20名巡查，是公认的护卫。
大鸟公使搭乘八重山号起航是6月5日。虽然在中日两国的出兵通知之前，但日本方面获得了清政府派兵的大致情报，与之相反，清政府方面对日本的计划却一无所知。袁世凯完全被杉村代理公使和郑永邦书记官等日本外交官操纵了。
1894年6月9日，大鸟公使乘坐“八重山号”巡洋舰抵达仁川。是日，天降滂沱大雨。
清军到达朝鲜比大鸟早一天，即6月8日。登陆地点为牙山湾。派遣军人数有2000多，不能同时登陆，所以虽是8日抵达，但登陆完毕，已是12日了。
“清军正在登陆”，得知这一情报，大鸟急忙率领420人的军队奔向汉城。登陆的第二天，大岛公使一行人就进了汉城。
大鸟公使率领的400余名日本兵，实际是日本正式出兵以前的军队。名义是公使护卫队，但是从人数上看，只能认为是派遣的第一批。日本是6月7日通告派兵的，等于通告的同时军队就登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