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讽刺中国“何至今无变更”，李鸿章自然明白伊藤博文的用意。
日本与中国本有同文之国的说法。实际上，从古至今，日本蕞尔小国，一直是对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仰慕和崇拜深切。
日本长期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其文字也是源于中国象形文字。
19 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凭借船坚炮利相继打开了中国和日本的大门，中国清廷和日本幕府都遭遇了从未想到过的难堪和耻辱，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由此，中国和日本都见识了西方文明在当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可思议的强势。
日本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与大众化帝国不同的是，日本是一个孤悬于太平洋上的群岛国家，位于东方世界的最东方，其国小民寡，资源匮乏，由此决定了日本内在的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性。
但是，历史上日本也曾实行过闭关锁国政策。1633年，德川幕府由于害怕西方文化的威胁动摇其封建统治，颁布了以“禁止日本人与西方人贸易”为主要内容的“锁国令”。
但日本的“锁国令”与中国不完全相同。由于日本特许日本人与中国、荷兰人在九州长崎附近的种子岛通商，并允许荷兰人在种子岛长期生活居住，日本人从荷兰人那里获得西方文明的各种知识。
相比封闭的中国明清时代，日本江户至幕末时代的西学研究源远流长，这就是日本所谓的“兰学”。
兰学的发源地在日本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长崎。“兰学”以荷兰语为媒介，研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其实是为日本在19世纪的“明治维新”最早的理论学术的铺垫。
日本思想史家竹内好后来指出，日本维新成功的原因之一，是“没有个性便是日本的个性”“日本对欧洲没有表示出文化上的抵抗，就在于日本文化结构上的这一性质，日本文化总是面向外界的，等待着新的东西到来”。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正如同当年对中华大唐文化的学习、模仿，当日本发现现在的西方文明更具有优势之时，他们开始转而面向了西方。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指出，一个青年的成长，往往需要经过痛苦的“断乳期”，有一种俄狄浦斯似的“弑父情结”，秘密地决定了成长中的青年对父辈的传统进行背叛和断裂。
现在，日本要向西方学习，但是他如何看待他曾经仰慕崇拜的中华文明的传统呢？日本人做得很绝。
由此，“脱亚入欧”的理论就应运而生了。
日本人看到西方的强大实力，认识到强大才是对话的唯一实力。世界的竞争格局已经完全改变了，强大才是真理，所以他们也想像西方列强那样，用强权称霸世界。
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发表在《时事新报》上的一篇两千多字的社论，这就是所谓的《脱亚论》。
“脱亚入欧”这个说法，就是福泽谕吉首先提出来的，《日本政治史》的年谱中，专门给这件事列了条目，编入了在1885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可见其重要性。
《脱亚论》在当时就已经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而且其影响也不可不谓之深远。
《脱亚论》的观点，是把日本作为新兴的文明国，明确地把日本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关系，描述为文明与非文明的关系。
福泽说：“何时，日本一度光耀国威，制御印度人、支那人，不但仿效英人，而且辱其英人，而将东洋权柄掌握于吾国手中。”
《脱亚论》指出了文明是“利害相伴且利胜于害”。福泽谕吉觉得文明是西方的智德，那么文章中的文明谈的实际上是现代化这个问题。现代化的正当在哪里呢？关键就落在了“淘汰”上面。那么抵制文明，习古不化的幕府自然就是“废之无妨”。而维新政权站在了过去幕府的对立面上，正是与文明的统一。当现代化获得了正当性的同时，新政府的合法性就不言而喻了。
福泽笔下的亚洲主要代表国家是指日本的近邻，号称礼仪之国的中国和朝鲜。在他看来，两国“尽染陋教俗而异于我国”“于此文明日新之世，尚以儒教语人，以仁义礼智教人……道德堕地，残忍无耻”“难持独立之身”。而这些陋习在他认为也是过去日本也有过，只是因为“渐脱亚陋而始入西新”而已。
脱亚入欧，日本选择了与中国文化进行决裂。
明治维新时，汉学一度被剥夺了教学权，虽然不久又得到恢复。
1896年，日本学者竹越与三郎著《二千五百年史》，该书以1867年的大政奉还为新文明国日本的出发点，并以此为回溯历史的起点而叙述的日本文明史。书中日本以试图支配世界的近代欧洲文明的嫡系自居，将脱亚入欧这一理论推到极致：
“象形文字虽如巨石压卵一样威压日本文明，但日本全然没有被压倒，发明了独特的声音文字，其背后有着腓尼基文明之潮流。”
日本学者要在理论上证明日本文化是与欧洲同样的海洋文明，与“象形文字”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不是一家人。
日本文明没有被象形文字压倒，虽然最初采用了象形文字中的文字，但平假名和片假名的产生，说明了表音文字的胜利。日本就是西方文明在亚洲先进性的代表，所以征服亚洲成为亚洲盟主也是必然的逻辑。
竹越与三郎的理论，又是来自黑格尔关于东洋停滞性理论的启发。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论述以中国的政治形态为代表的东亚，“属于精神的所有东西，如自由的实体精神，道德心，感情，内在宗教，科学，艺术”。是持续维持着历史原生形态的国家。
福泽、竹越与三郎等日本学者论证了日本与中国作为不同文明的巨大差异性，使用了“东亚”这个地理概念，为其强势的征服制造理论依据。
福泽还对用强势压制弱小进行了辩解，“虽说厌恶压制乃人之心性，而人之厌恶压制自己者，若自己压制他人则人世最高之快乐也。”
因此，他们可以站在西方列强的行列，对落后的东亚文明进行征服和侵略。
“脱亚入欧”实际就是全盘西化。
伊藤与李鸿章的这一番对话，是在夸耀日本“脱亚入欧”的政治体制改革。
中日两国在经历了30年的现代化努力后，为什么中国现在却输在起跑线上呢？
这确实是一个很难用一两句话能说清的问题。事实上，直到现在，学者们还是各持己见，并无定论。
日本早稻田大学著名日本近代史研究专家依田熹家在《日中现代化比较研究》一书中，进行自己的独到分析，也许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依田熹家曾经提出地理决定论。
他认为，日本国小民寡，系列狭长岛屿组成的国土，使民众文化血缘同质度高，凝聚力强，容易进行内部组织，一致对外，对于外来侵略与刺激，敏感而迅速反应。
而中国面积辽阔，地形复杂，交通不便，通信困难。西方列强倚仗船坚炮利入侵，波及的地区主要是沿海，内陆不能有切肤之痛，无法激发普遍的民族情绪。
依田熹家认为，“日本的成功在于……有着经常吸收先进国家的文化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当世界的近代化以欧美各国为主导来推进时，掌握了摄取外国文化诀窍的日本方面显然是有利。”
而中国由于深厚而丰富的文化传统，自成体系，天然有一种封闭自足的姿态。长期以来中国文化中“华夷之辩”的观念，其实内在有着妄自尊大的嫌疑。
所以，中国的“西学东渐”总是不那么顺利和彻底，张之洞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非常能代表大多数人保守的认识，只是愿意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但反对政治制度的改革。“民主”“人权”的概念，甚至到今天都还没有被完全接受。
与中国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观念相类似的，是日本学者佐久间象山于1854年提出的“东洋道德，西洋技艺”的说法。但不同的是，日本的维新改革，很早就抛弃了类似中国洋务运动中“体用之争”的讨论，对西方文明的学习，超越了“西洋技艺”的坚船利炮、火车轮机等器物之道，而进入了体制改革的层面。
中国的近代化改革，只是停留在表层，并没有延伸到体制的层面。梁启超“惜”李鸿章之“识”，确实是如此，因为李鸿章等人并没有认识到西方文明所占据的优势，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是表层，而更深入的根源确实在于深层次的现代社会制度与思想意识形态。
依田熹家在书中还谈到中日两国的文化基本形态：日本是并存型，“什么都可以”，使日本能够迅速而顺利地吸收外国文化；而中国是非并存型的，“非什么不可”。
这就造成了在摄取文化的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
日本是没有包袱，轻装上阵，中国却是不肯轻言“全盘西化”。
